在83个席位的邦议会中，AfD获得了39席，与单独掌权仅有3席之隔。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新政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首度突破5%选票大关，获得5.3%的支持率，这使其成为未来组建政府时不可或缺的谈判对象。假若两党能够达成合作协议，其席位总数在数学上已可构成议会多数，只是目前双方尚未就稳定的执政方案达成共识。
过往在2024年，AfD曾在图林根邦创下32.8%的得票成绩，创造了二战以后德国极右势力在邦级选举中的首次胜利，但最终因其他政党的集体抵制而未能入主政府。而此次萨克森-安哈特的选举结果则显得意义深远——AfD的得票率首度突破43.8%大关，刷新了该党在邦级选举中的历史纪录，也是其离掌权最近的一次。
德国萨克森－安哈特邦2026年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AfD以43.8%得票率大幅领先，较2021年的20.8%增加23个百分点；CDU则由37.1%降至17.2%，两党差距达26.6个百分点。（图／资料整理）
44%投票率背后，有何深层政治焦虑？
萨克森-安哈特长期是AfD在东德的票仓所在，43.8%的得票因此不宜直接等同于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态势。由于这个邦的人口基数相对较小，过去十年间AfD在此的支持率往往超越全国平均水准。然而关键问题在于，AfD的领先优势已然扩展到了全国民调领域，这使得本次邦级选举已难以简单归类为地方事务。
在选民构成方面，移民议题保持着AfD政治议程中最突出的地位。自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源自叙利亚、中东及周边区域的移民大量涌入德国，尽管近年来庇护申请数有所回落，但移民与治安问题仍然占据政治论辩的中心。数起由移民引发的恶性暴力案件，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边界管制、难民政策及社会治安的忧虑。
经济因素同样权重不轻。尽管德国统一已逾三十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在收入水平、工商投资和人口构成上仍存在明显差距。据ifo经济研究所今年五月发表的报告显示，东德私人资本投入依旧欠缺。在2019至2023年这一周期内，若不计入房产及公共基建项目，东德企业的人均投资额仅及西德的三分之二左右，而高素质人才的匮乏亦构成当地经济进步的瓶颈所在。
电价上涨、消费压力、产业竞争态势与就业形势，将经济忧虑演变成了政治层面的抗议。据《纽约时报》的实地采访，不少AfD拥趸普遍谈及电费高企、油价攀升及工作机会匮乏等问题，同时对1990年统一后东部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仍怀有积怨。
本次投票亦成为民众对梅尔茨政府的表态。路透社援引民调数据指出，萨克森-安哈特的87%居民对联邦当局的施政感到失望。梅尔茨当局虽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完善基础设施及增加国防投入，然而众多选民在日常生活中尚未感知到这些政策的成效。正因如此，AfD成功地将地方诉求、地区发展失衡、移民困局与对中央政治的不信任等因素编织成一张政治网络。
往往被人忽视的还有一个因素，即俄罗斯的角色。
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德地区与俄罗斯存在独特的历史渊源。彼地部分居民曾身处莫斯科的影响圈，其对俄罗斯的认知与西德民众存在偏差。AfD倡议恢复与莫斯科的商贸往来、终止对乌援军、甚至重启俄罗斯能源合作的主张，恰好戳中部分东德民众关于能源价格飙升和乌战带来困扰的痛点。
德国萨克森－安哈特邦议会选举中，极右派政党AfD拿下43.8%选票，创下该党邦级选举新高。这场选举除了冲击德国长年的政治防火墙，也牵动对俄政策、欧洲安全与企业投资风险评估。（图／AI生成示意图）
«政治防火墙»濒临失效，德国面临系统性难题
德国各主流政治力量多年来对极右势力贯彻一种名为「防火墙」的不成文制度，CDU、社民党（SPD）及绿党等均拒绝与AfD联手执政。这项约定俗成的政治规范并无法律基础，其深层根源在于德国对威玛共和体制瓦解与纳粹统治历史的集体记忆。
但当AfD的支持率仅在10%-20%之间时，其他政党可以通过组建广泛联盟将其隔离于权力之外；一旦其票数接近44%，政党联合的数学运算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随着AfD势力增强，其余政党被迫联手构建跨度更大的政治联盟。此类联盟在移民、财政、能源、社会保障与对外政策等维度的差异也随之扩大，由此导致政策层面的让步增多、行政效率下降。若选民据此得出「政府形同虚设」的结论，AfD便可继续以局外人、反抗者的身份汲取民众的不满情绪。
据《卫报》刊登的政论文章分析，一个恶性循环已然形成：中间偏温和的政党失分越多，其组建的联盟政策共识就越少，政府最终能呈现的施政成果就越贫瘠，由此而生的选民失望感更会进一步推升AfD的支持。与此同时，某些研究人士指出，主流政党在移民等关键问题上日益采纳极右派的语境和框架，这使得原本属于激进立场的观点逐渐蚕食进入了主流政治的中心舞台。
本次选举的出口民调深刻反映了德国社会的分化态势。《纽约时报》的分析表明，约五成受调查者视AfD为民主制度的威胁，这一阵营几乎全数投票给其他党派；而另外五成认为AfD不构成实质威胁，其中绝大多数最终将选票投给了AfD。德国政治的分野已悄然转变——不再是传统的左右对立，而是围绕「如何评价AfD」这一单一议题的新型政治划分。
此外，德国的体制内还潜藏着一个悖论性的困局。早在2023年，萨克森-安哈特邦的宪法保护部门便正式认定当地AfD分支为「认定的极右翼极端组织」。若AfD最终成立邦级政府，原本作为监视对象的政党组织，就可能反过来取得掌控这一监控机构的行政权力，这在逻辑上形成了自相矛盾。
这场德国选举为何与台湾前景相关？
本刊不久前发表的《台湾怎么撑》深度报系中，曾经探讨过德国所陷入的「人手不足与反移民」这一对立困境。
自2015年难民危机起，大量叙利亚籍人口迁入德国。至今十年后，德国境内仍安置着约94万名叙利亚人，其中许多已获得永久居留资格。进入2025年后，庇护申请数甚至环比下降了51%，理论上移民压力已不复当年之盛，但移民议题仍居德国政治敏感话题之首。彼时的深度报道就曾分析指出，极右派的这波上升浪潮与德国经济的停滞不前、民众对传统政党的失望心理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本次萨克森-安哈特选举结果的出现，使得这一底层矛盾变得愈加鲜明。
伴随德国社会步入老龄化，医疗卫生、物流运输、工业制造和生活服务等诸多领域都依赖于外籍劳动者的补充。然而AfD的政策主张则是大幅紧缩移民通道，在萨克森-安哈特地区更是倡言以机器自动化代替移民劳工，并拒绝吸纳来自文化背景迥异地域的外来人口以弥补劳动力空缺。对于一个本就人才储备告急的经济体来说，这种政策取向势必导致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
在对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计划负责人Alexander Lipke的专访中，他曾指向另一项与台湾息息相关的问题。伴随欧洲内部保守右翼势力的日益壮大，加之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不断堆积，欧洲社会对于外交政策所需承付的经济成本的接纳度将随之下降。假若德国平民已感到本土局势困顿重重，再让他们为对华制裁承担额外经济负担，政治方面的抵触必然加强。Lipke当时就评价该形势「对台湾而言并不乐观」。而此次萨克森-安哈特的选举恰恰证实了这一隐忧的现实威胁。
小邦选举如何搅动欧洲地缘政治的大棋局？
诚然，萨克森-安哈特邦当局并无权单独决定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决策，也不可能自主解除对莫斯科的经济制裁措施，所以这43.8%的支持率在短期内不会直接推翻柏林的外交方向。然则，由此产生的政治压力却会逐级向联邦权力机关传导。
AfD的对外政策主张包括停止对乌军事援助、重启与俄罗斯的商贸能源合作，党内某些人士甚至公然呼吁恢复北溪输气管线项目。今年6月间，党的代表人物Markus Frohnmaier曾访圣彼得堡，与俄罗斯能源巨头Gazprom的掌舵人及克里姆林宫智囊进行了会面。
若这一套对外政策框架可在德国一地赢得接近44%的民众支持，那么梅尔茨政府日后若欲推进乌克兰军援、提高国防开支，或对俄采取进一步制裁行动，就必然需要承受更为沉重的国内政治代价。
联邦国防部已在规划应对这类局面。今年七月间，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曾公开宣示，若AfD进驻邦级政府，须重新评定哪一类军事情报可对地方当局披露，其中的顾虑源于对AfD与莫斯科关系的猜疑。随后德国政府也正式确认，国家安全信息的共享机制确需按保密等级进行重新梳理。
倘若AfD最后成功进入萨克森-安哈特邦的执政圈子，其作用范围还可能扩展至联邦参议院。作为德国联邦制的重要机构，各邦当局透过它参与全国立法程序，人数超过200万的邦可在其中投出4票，且同邦代表的投票取向必须保持一致。虽然AfD单凭一个邦的力量还不足以直接改写全国政策，但它将由此获得从单一的议会反对势力，晋升为融入联邦立法制定与邦联协调机制内部的机会。
从欧陆的视角看，症结恰在于此。作为欧盟的头号经济强国，德国在对乌战争政策、军费分配、对俄经济制裁和涉华策略等事务上掌握关键话语权。如若AfD的势力持续膨胀，欧盟将来任何需要会员国分担经济代价的外交举措，柏林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都将前所未有地加重。
2024年资料照片。德国柏林民众上街反对极右派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现场布条写着「投给AfD，就是投给纳粹」。随着近年AfD支持度持续上升，德国社会反对极右势力的动员也长期存在。（图／记者彭光伟摄影）
资本视角：政治不稳定成为新的投资风险变量
从短期视角观察，43.8%的得票率并未在德国财经市场激起太大波澜，而且萨克森-安哈特的经济总量也不足以对德国宏观经济局势产生直接冲击。正因如此，路透社旗下Breakingviews专栏将AfD的崛起定性为一种「持续蓄积的经济隐患」。最有可能真正打击企业利益的，乃是政治上的碎片化趋势使得劳资市场、养老金体制、能源政策及产业革新等方面的改革变得遥不可及。而就萨克森-安哈特本身而言，问题的表现形式更加具体而迫切。
该邦并非工业荒漠。化学、医药及石油精炼等行业的收入贡献了全邦工业总值的近半壁江山，而能源成本、电能供应框架、海外顶尖人力资源及国际资本流入都直接影响这些产业的全球竞争位置。在当下的德国工商圈内，最令人担忧的单一因素莫过于高端人才的获取和留用。
东德地区本来就在与人口净流出和人才短缺的长期抗争中，倘若政治环境的转变使得海外的工程师、科研人士、医疗工作者或信息技术专家对移居萨克森-安哈特望而却步，当地用人单位的招聘难度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选举落幕后，已有不少在德移民家庭公开表达了离开的想法，地区官员亦发出警告，指出社会风气的变化会同时削弱对优秀人才和外部资本的吸引力。
梅尔茨总理在投票前夕就曾对外公开警示，若由AfD接掌地方权柄，可能促使跨国企业重新思量在该邦的投资决策。
对台资企业而言，这情况开启了新的投资德国逻辑。
往日里台企在权衡对德投资时，眼光多聚焦于欧盟市场容量、供应链布局、能源开支、工资水准、赋税体制、政府补贴及监管框架等诸要素。今后「邦级政治状况」这一新变量也须被纳入选址评估的考量之中。
对于那些需依赖国际技术人才和派驻管理人员的半导体、电子电气、机械制造、生物技术与研发创新等行业的公司，选址计算的维度应扩展为：除传统的厂地成本与扶持补贴，还要纳入当地吸纳海外人才的能力评估、国际教育资源的充足性、生活与工作的安定程度，以及该邦当局在能源政策、移民管制、企业补助与行政流程方面的未来走向。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应当匆忙离开德国。德国在法治保障、欧元区统一市场与工业底蕴等方面的优势仍未消退，而萨克森-安哈特的选举结果也尚未最终锁定AfD必将组建地方政府的局面。但企业治理层需要重新认识的是，德国的政治危险系数已远非「只关注柏林」所能完全规避。
该邦43.8%的支持率实际上映射了东德在经济发展、人口流向、移民融合、能源政策与国家身份认同等多层面的深层割裂。若这些根本性问题持续无法被中间温和政党所妥善处理，AfD的权力触角就可能沿着地方性议会议席→邦级执政权→联邦参议院→最后的联邦权力中心这样的轨迹逐步扩张。
若局面演进至那一地步，被波及的将不仅限于德国本土的党派力学，还包括整个欧洲在俄乌局势、中国事务及两岸问题上的政策自由度，以及全球资本在品估德国投资安全性时所要衡量的风险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