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驹桥位居北京东南六环外侧，是该市最负盛名的日结劳动力集聚中心。
每逢天明前，众多求职者云集于此街头，等候中介与招工班车的召唤，随后被转运至快递分拣中心、食品加工厂、建筑施工现场以及保卫岗位。
生存成本在此显得极低：大量工作岗位不甄别学位与履历，当日劳作当日结算；周边遍布廉价租赁民居、床铺旅馆及简餐店铺，即便身上仅余数十元者也足以度过一晚。
马驹桥对困顿的劳动者而言既是救命稻草，也是「做一日闲三日」的廉价陷阱。
丛瑞安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2018年本科阶段，他初临马驹桥，租住一间日租四十元的潮湿陋室，随即跟随招工车前往冷库，从而开启了人生中首次日结之旅。
此后八年，他反复重返这片区域，从事过快递分拣、保安和工厂流水线等多种日结岗位，持续在街头、出租屋与微信群组间观察打工者的日常。2026年，他将这八年的经历与所闻所见汇成著作《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从最初的短暂体验，到后来屡屡重归，马驹桥既是他的观察对象，也是他亲自踏足过的生活场景。他熟悉黎明的招工人流、无尽的生产线与湿漉的出租屋，也记得那些既传授他偷闲之术，又劝阻他离开日结行业的工友们。
在丛瑞安看来，此地的日结工并非生性懈怠。他们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望，如同每一个普通劳动者。其生活际遇，亦映射出所有劳动者的真实困境。
我们与丛瑞安进行了对话，以下为他的亲述。
街头求职的时刻
第一次赴马驹桥是在2018年国庆假期。当时我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二年级学生，经同学邀请，我们共赴此地展开调研，亲历一日日结。
这里乃打工者密集的城中村，与同学来此后，我在一处日租四十元、昏暗潮湿的房间宿住一晚，次日乘招工班车赶赴廊坊冷库从事日结劳作。
正是这段经历，成为我日后持续观注马驹桥的肇始。
初临马驹桥时，我的感受是它完全符合人们对城中村的刻板想象：低矮的楼宇，泥泞狭隘的街道，四处是工薪族，衣着并不讲究，年纪多半较大，神情透露风霜。街边站着等活的临时工，林林总总的生意有合法也有灰色地带。
马驹桥能聚集如此庞大的日结市场，便宜租金只是一方面。其北侧毗邻亦庄及周边的电子产业、汽车零配件、食品制造、物流仓储等行业，加之便利的高速公路与公共交通网络可将员工运往北京、廊坊等地。产业端对临时员工的需求、交通便利与廉价生活成本，共同造就了这座巨大的劳力中转站。
外界对马驹桥最刻板的认知，源于路口街头早晚等活的人群景象。这幅画面最切合大众想象中的临时工聚集地。
清晨四时左右，天色未明，早点摊已启动，远远发出灯光。摊口的台阶上，已见站立或蹲坐的人影等活，寒冷时节则缩入附近旅馆走廊避风。
到了五时，十字路口候活人数急剧增多，散布于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乃至机动车道。木工、瓦工带着工具现身，保洁女工提着装满抹布和拖把的水桶。
但凡有年轻整洁的招工者出现，人群便迅即聚拢上去询问，「要人吗」。上午九点仍未找到活计的人，有的返回休息，有的留在街边闲聊。傍晚四五点时，这里再度热闹，夜班招工重新开始。
马驹桥街头候活的工人 ／ 受访者供图
现在正规零工市场已配备座椅、饮水、充电、储物、岗位信息、投诉登记与休息区，部分招聘还附带班车与早餐券。然而不少工人仍乐于在街头驻足。正规市场需提前登记审核，街头却能随时捕获临时、非标准的零碎活计。
更为关键的是，街头不仅是寻职场所，更是工人会友、信息交流与「凑人气」的公共空间。
在此市场中，一个人能否获得工作机会，往往几秒内即被定局。年龄、穿衣风格、性别等都成为现实制约。
中介最青睐我这一类人：男性年轻，衣着整洁得体，体型健康匀称；面容整饬，毛发梳理妥当。此类人选中几率最高，几乎什么活都好找。
虽然各种背景的人都可能求职无门，但有些人确实被拣选的概率更低。
比如一个人蓄长须蓬发，衣着褴褛，常年醉态，就极难找到工作。招工者会推断，如果你持之以恒地努力，就不会沦至此境；也会觉得你看似不够可靠。
马驹桥对老年者的谋生不甚友好。若年纪太大，招工方会判定你体力不支、无法胜任。
据我观察，四十岁后求职就开始困难，超过五十岁则难上加难。
此地多数人经年日晒风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我曾在街头遇见一位叫老刘的人，身份证年纪五十，面容却显得六十出头。入马驹桥两月后，他首月仅得七八天工作，次月一活未得。
因此，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会虚报年龄，五十岁的自称四十五。这里没人会掏出身份证核查，即便查证，招工者还是主要看外表、凭第一印象决断是否录用。
角落里的女性劳动力
清晨与夜晚的等活人群中，几乎难觅女性踪迹。
偶有女性出现，多系五六十岁的老年妇女，要么是性格泼辣的中年妇女。年轻女性鲜少出现，十之八九并非求职者，而是招工者、调研学生或假期兼职工。
但这并不表明马驹桥女性日结工稀少。她们更多通过微信群寻觅包装、保洁类工作，且更倾向于结伴同行。
女性工作的独特性首先体现于岗位配置。马驹桥用工市场存在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观：男性力气足、能干重活，但难于管理；女性听话、细心，但体力有限。因此包装一类或需要清数的工作，更倾向招女性；清洁岗也偏好女性。舞台搭卸、货运、工地保卫通常仅招男性。
性别因素把他们分流至两类工作体系，从而男女能选择的职种有异。部分工作仅限男性，部分男女皆可，部分仅限女性。
总体而言，独家女性岗或女性占优的工作数量稀少。这使女性就业路径更窄，也更专业化、更集中，故而她们拥有更多专属微信群，形成相对稳定的小生态。
另一现实困境是，偏向或优先招聘女性的岗位在街头甚少露面。街头偶尔会招数位清洁工、开荒工，但寥寥可数，通常招几位老年妇女即足。
因此除却工作外，街头上更难见到她们身影。她们内部不得不抱得更紧，彼此照拂。
相比之下，我曾去过广州康乐村，汇聚了众多小型服装厂。彼处工人男女混杂，女性数量特别庞大。由于服装产业男女通做，女性有时还获优遇。女性不再是少数派时，她们无论实际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会获得更多安全感。
但马驹桥并非如此。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站在以男性占主的工人群体中间，那种处境与感受可想而知，她会觉得很不适应。
女性越稀少，越易沦为被评估与骚扰的对象；正因易遭此风险，她们更不愿上街，女性变得益发稀缺。这或许是无法打破的恶性循环。
此外，女性还要承载一些隐形的身体代价。
对靠日结维生的女工而言，生理周期不单是身体不适，更涉及放弃当天收入、能否及时如厕、怎样在简陋租房内清洁衣物等问题。保洁、洗碗、食品称量与包装等劳动，可能要求她们久站、接触冷水或忍耐刺激性气味，让生理不适雪上加霜。
马驹桥食宿虽廉，经期用品价格却不打折。为节省开支，众多女性不得不在价格与质量间作艰难抉择。狭仄、缺乏隐私的居住环境，也让清洁、晾晒与休息倍感困难。
街头鲜见女工身影 ／ 受访者供图
女性间形成了一套具体的互济手段。她们合力寻职、核实招工讯息，在现场提醒彼此如何保存体力、应对工头，也会劝阻年轻女孩莫在此长居。
我目睹过一些女性长期工准备签约时，领头的大姐坚定地向姐妹们说：「我先看看合同，我要是说不行，你们谁都别签啊。」
有位从事绿化日结的李大姐，性格开朗，健谈爱笑，即便出来打工，也会烫发、涂唇，自豪地说自己有多能干，「我干活一点不比男人差」。
那天我带两位女同学参加劳作。李大姐嘴上批评她们技术生疏，实际上却一直将她们带在身边，教她们如何省力干活，警告她们提防心术不正的工头，也会在工头靠近时替她们缓和气氛。
她多番劝导年轻女孩重返校园，或至少掌握一门手艺，提醒几位女孩莫要步她后尘。
正午休息时，一名女同学从枝头摘下朵小花，别于发上。李大姐瞧见了，摘来一朵白玉兰，精心为她戴好。旁边另一位女工笑着说：「小姑娘就该戴红花，白花像什么样子。」她随即摘来朵红花递给李大姐，李大姐重新为女孩戴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浑身尘埃的工人们原本疲倦地立在一旁，听闻后纷纷看向这边，指着她们笑了起来。
劳动者的尊严
在马驹桥，判定一份工作是否「不错」，不能仅看日结薪资。不同的人对「不错活」的标准各异。
工人们会评估工时、体力消耗、管理模式与精神感受。某些工作虽日薪略高，但需连续劳作十二小时，不许喝水、休息，持续被催促与斥责，众人依然婉拒。比如快递分拣。薪资相对可观，但体力消耗大，精神体验欠佳。工资又未高到足以吸引，故多人不愿从事。
相反，搬家装卸仅三小时可得一两百元，虽每日仅赚这一两百块，但工作时段短，收入也算不错。
有时上级领导视察，临时招十名保安，给一百二到一百五十元，众人争相报名。我还见过某个不错的充场活，是台球厅开业招人充场，每人百多块，到了可随意娱乐，还能挣钱。还有一次，不知是竞赛还是什么活动，在篮球场，只要会打篮球上场就给钱。这类好活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做的第一份日结是冷库工作，从上午八点至晚间八点，日薪一百四十元。冷库极冷，温度约零下十八摄氏度，每次进入不足半小时即可出来休息，休息间还能看手机。现场的几位女管理者语气温和，很少催促工人。这份工作虽冷，却让我觉得「很不像日结工」。它工作强度低，充满尊严，对自己的时间有很强掌控，像在学校帮忙干活。
冷库工作堪称我理解这里的起点。至少我第一回了解日结劳动的组织方式，也开始与打工者交流。
首次日结时丛瑞安品尝的盒饭 ／ 受访者供图
然而第二次从事快递分拣，感受截然不同。工作从清晨七点延续至晚间七点，日薪二百元。工人被装进改装面包车运至分拣站，在寒冷敞棚里搬运、抛扔、扫描包裹。午饭前，我扫描的包裹已超千件。工作结束后，全身酸痛数日，耳边还持续回响包裹碰撞与机器轰鸣的声响。
我经历过最痛苦的，是生产抗原试纸的日结。此工作从晚间八点延至翌日清晨八点，管一顿饭，薪资一百九十元。那段时期，药厂大量征聘临时工，每天都有旅游大巴载着工人从马驹桥出发。
抵达产业园后，我们被中介不断呵斥着向前走。我最终被分配到一条流水线旁，负责将检测条插入试纸底壳，再传给隔壁同事装盖子。工作没有技术含量，也不费力。
真正令我难受的是，在药厂流水线上，我对自己的身体几乎完全无法掌控，俨然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车间无钟表，手机被没收，我不知道已经历了多久。玻璃墙外，长期工、线长与监工来回踱步，随时能看穿我们的一举一动。
车间里除机器轰鸣外，就是此起彼伏的催促与呵斥：嫌我们节奏慢，指摘我们偷懒，比较工人速度来相互激励，动辄以开除相威胁。这些声音比机器轰鸣更令人难受。
我以往干日结遇到难熬的活，会在心里默背相声段子来走神。这回，我试了七八次，每次都被手上的动作与身边的叱骂打断。
如厕虽被允许，却免不了遭到斥责。最令人痛苦的是，车间无钟表，看不到时间。我无法把控时间的流动，不知还要干多久。
终于到了用餐时刻，我们仍被催赶着排队、领饭，不准拿手机与水。监工们大声催促赶紧吃完就回。
我向来有盒饭就吃完，再难吃也不会剩，那天却首次几乎吃不下。我拿着饭盒，不知该如何是好。我竟然觉得在这儿吃饭很荒诞。
离开药厂后一周多，我的精神状态仍未从药厂流水线脱离。在商店与食堂里，我会莫名紧张，似乎随时有人从身后斥责、催促我。见到对我笑脸相迎的人，我都觉得陌生或怪异。在不经意的刹那，我的脑子会切回那个充满责骂、吼叫的冰冷车间。
马驹桥的街头 ／ 受访者供图
有人或许会问，是不是因为我敏感才会有这些感受，而工人已然麻木？但为什么人会麻木？麻木难道不正是情感体验不断受损的产物吗？正因为心理在工作中屡遭压抑、被压制，人才会变成迟钝。
我与其他临时工谈起药厂，有人说仅干半天就逃了，也有人干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去。
因此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很多工人都会说自己毫无尊严，在工作中很不舒服，也会抱怨这活不好干，那活总被骂、被催。
后来做过更多工作后，我看到工人遭受更强烈的压制、更少的自由、更多的斥责。大部分工作不会让人感到满足，反而带来痛苦、压抑。每份工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化，区别在于劳动强度、身心感受，以及劳动过程如何被管控。
相比之下，保安工作算是轻松与安全的。但我在微信群里看过很多人争论为什么不愿做保安，不止一个人会说：「那个保安我不干了，它让我敬礼，像狗一样。」
在住宅小区与写字楼的保安岗，多数情况下需向住户、上班族敬礼致意。业主进门时，他们需起身敬礼，说声「早上好」。这让临时工觉得自己毫无尊严。
此事实际很严肃：敬礼本是看似文明、尊重的标志，为何在这种劳动关系中，含义却改变了？
保安并非受人尊敬的职业，甚至时常遭人嘲笑。社会上普遍认为「干保安就是没本事」，临时工们自己也认为「干保安会把人干废了」。他们既受社会否认，也自我否认。
对他们来说，敬礼意味着自己只是单方面讨好别人的形象，而别人对这种讨好可以毫不理睬。
他们敬礼的对象只是普通人，对方甚至可能完全忽视这个敬礼，最多点个头。当然，对方可能是忙或没看到，但对于众多保安而言，这就是一种被忽视、被轻视的处境。
丛瑞安在跨年夜演唱会担任保安 ／ 受访者供图
许多人还搞不明白，为什么工人干到一半会直接离开，哪怕已得的工资也要放弃。人们会觉得，既然缺钱，就应该紧紧抓住钱，其实未必。
对许多人而言，工作与工资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生活已跌到这个地步，一天的工资有时反而无足轻重。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多干一天活就多得一天工资。但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充满不确定，也没什么保障，大不了翻脸，这一天工资我不要了。
人当然会在乎自己的体验与尊严。每个人都有尊严，马驹桥的人与别处的人别无二致。
廉价的自主性
在马驹桥，用极少的钱可以维系当下的生活。
我这几年见过三四元一份、由剩饭拼凑的盒饭，也见过十元上下的普通快餐；床位低至十五至二十元一晚，简陋单间四十至六十元，月租多在六百至九百元间。
在马驹桥，即便身上仅剩几十元，一个人仍可能吃顿饭、睡一晚，再等待次日的工作。
有人因网贷、网赌沦落于此从事日结。银行卡被冻也好，欠债数十万也好，都可与老板商议提现，仍能谋生。
生活成本低，并非人们「躺平」或持续从事日结的完整理由。
日结的关键在于自由。我若在工厂做长期工，会感觉上班被管束，下班也被管束，一切都受外部支配，这让我很不适。
从事日结则可干几日、休几日；生活成本又低，这种高度的自由与主体空间，是别的工作难以提供的。因此他们更愿意留在这儿。
但这同时也说明，别的工作确实很差，或者说他们很难找到更好的选择。一个没什么技能的人，无论日结还是非日结，往往面对待遇糟糕、态度恶劣的工作，物质与精神都受打击，自然更不想干。
很多人会说，自己「通过日结把自己干废了」：原本只想过渡一阵，过渡着过渡着，越来越习惯这种自由与舒适，最后爬不出来了。
从外人视角看，要离开这里似乎只需点毅力，好像只要奋力、不管闲事、坚持干活，就能脱困。
但实际需要的毅力极强。一个在社会上频频碰壁的人，还能保留这份毅力吗？当他已陷入那个困境，就更难找到新的可能性。
马驹桥的出租屋 ／ 受访者提供
在此，长期工相比日结工并非天然更优的选项。
首先，寻觅长期工本身就遍布风险：工作到底如何，实际与承诺能否一致？其次，长期工意味着长期的约束与固定的人际关系，这很不自由。
再者，从经济理性看，长期工或许更合理，但从精神感受或工人自我评判看，未必如此；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从物质与经济角度，长期工也不一定值得选。
我天天劳作，最后也许能存下一笔钱，可有时还会被扣钱、被骗，付出那么多却拿不到应有的报酬。即便拿到钱，我能这样干一生吗？好像也不能。
让一个年轻人的人生止步于一份辛苦的厂房工作，干几十年，再回家相亲、结婚，他会问这辈子活得是什么意义。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因此有些人的梦想不是在此做长期工，哪怕找到长期工，他也不想一直干。他宁愿先存点钱，去开滴滴、送外卖或开个小店，过「自由人」的生活，而不是「厂房人」的生活。
在他们的体验中，工厂既无合理收入，也无尊严；到了外头，也许能得到些收入，也许还能获得自由与尊严。
很多人干日结时想：「我一定得找个长期工，再怎样也比日结好。」真正做起长期工，又会觉得：「不行，我还是回去干日结吧，日结再怎样也比长期工好。」
「这山望着那山高」，许多人都这样，发誓要稳定下来，稳着稳着发现自己稳不住，最后又跑回来干日结。这类事情太多了。
长期工也没什么保障，本质上仍然是灵活用工系统里的灵活劳动力。它与过去那种一份工作干一辈子、半辈子的情形不同。
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大多数所谓稳定工作都已成为过去。大家某种意义上都朝不保夕，很难说一份工作能干多少年。只是日结工作没机会更好地积累简历、积累下一次跳槽的条件。
夏日里，丛瑞安常见到有人在街头打地铺 ／ 受访者供图
闲余时间，有的人蜷在屋里，看网络文学、刷短视频、打游戏、散步或睡觉。但许多人其实不太愿意老是待在出租屋，更倾向往街头去。
狭小的出租屋闷热潮湿，气味杂乱，不如到外边走走，至少能呼吸新鲜空气、看看人群。很多人夜间高峰期站在街头，并非都是找工作，只是因为外边比闷在屋里舒服，还能观看热闹、蹲蹲活计。
一日三餐已占据他们收入的巨大比例。工资本就不高，剩余的开销也许是烟纸、槟榔，偶尔喝酒、网赌、买彩票，或购置衣物。对许多人来讲，这些已占据了大部分生活。
别的情感诉求也都需要金钱。比如你要追某个女性，总得给她些钱，或请人吃饭；兄弟们相处不错，聚在一起，也得喝点酒。
有人不理解，收入那么低，为什么还愿意花几十块喝酒，觉得这笔开支太大。但他们也是人，也需要发泄渠道，喝酒就是重要渠道之一。
借钱也是这儿社交的一部分。谁跟你熟了，就会说：「哥们，我这儿困难，你能借我几十块钱吗？」
朋友间当然会彼此扶持，还会有一种所谓的「朴素的阶级认同」吧。大家处在同样的环境里，还是会朴素地相互帮忙。
我自己干快递分拣时，有两位工友会劝我赶紧从后边跑。劳动中，工友也会彼此教怎么偷懒。
以前我还在街头碰过一个大哥。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倒下了，应该是癫痫发作。周围好几个人都上前帮忙，把他扶起来，等他清醒才离开。
所以我想不断强调，马驹桥的人与别的地方的人没什么不同。他们也是人，别处的人也是人。既然大家都是人，就共享一套基础的情感与观念，街头上的彼此帮助就显得很自然。
甚至有时我会想，在别的地方，若突然有个衣衫褴褛的人倒在街头，大家会不会那么积极地帮？很难说。但在马驹桥，大家还是会伸出援手的。
大家也都会劝年轻人尽量别来马驹桥。他们知道年轻人还有机会、有发展前景，应该找机会学点手艺，别来这儿。
至于他们自己，为何仍在此做临时工？因为出不去了，或说没机会了。
马驹桥有许多人一辈子单身、无法娶妻生子。他们的经济条件多不理想，其他地方也没优势，恋爱与婚姻自然遥遥无期。
他们很清楚这一点，对自己也缺乏自信。有时这种自信的丧失，还会演化成对别人自信的打击。
在各种马驹桥临时工微信群中，几乎隔几天就有人群里说自己要找女友、要找媳妇。若他的态度是开玩笑，大家不会太当真。若他态度是真诚的，往往引发众人嘲笑。
这些嘲笑，既针对他人，也针对自己。
理解他们即理解我们
有一次离开马驹桥后，我回到学校，在网上下单了部新手机。次日去取快递，发现快递单上写着来自「马驹桥分拣中心」。
我愣住了，那一刻我似乎又回到了马驹桥。前一天的劳动，前一天见到的那些人，都涌回了我的脑海。
有一位19岁的小男孩，他从小就不太上学，在各剧组间来回跑龙套。虽然他比我小，但看得出他已在外面摸爬滚打很久了，说话带着街头的感觉。
他会跟我们分享，在马驹桥哪儿生活好，哪儿不好，在哪家店可以一直待着。他说马驹桥有个二十四小时粥铺，想通宵、在那儿待一夜也没问题。他就这样讲述自己的生活。
还有一位大哥，体质不太好，但为人很温和。他一直劝我们，先找个保安干着，然后慢慢考证、学点东西。
这都是一些很细微的人，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起这些人。这张快递单仿佛一封信，告诉我，我与那个地方有着联系。
理解他们其实就是理解我们。「他们的生活」，恰好映照着「我们的处境」。当我们领会这一点时，也许就能开始思考：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在不稳定的世界里，通过实践重新获得对人生的掌控。这种思考在沉静中孕育着力量，孕育着希望。
我常讲马驹桥的工友与我们没有差别，因为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社会结构。大家的生活可能越来越没底气，都想在劳动中找到自己，想在劳动中获得一些掌控，想让劳动不再那么异化。这是很恒定的东西。
现在年轻人想做一些所谓较轻、较自由的劳动，想去旅行打工，羡慕数字游民，其实与马驹桥的临时工想干几天、休几天，是一个样子的。
因此，无论从劳动关系讲，还是从我们面对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讲，我们其实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只是特定的位置、特定的环境，塑造了特定的他们。若把我们换到那个位置、那个环境，我们也可能作出他们那样的选择。
从我第一次抵达马驹桥，已然过了八年。总体而言，马驹桥比从前规范了许多。政府开始设立正规零工市场，举办招聘活动。
我最近一次去马驹桥，大约在七月中旬，就在正规零工市场看他们的招聘会。你会感到，招聘会现在确实比之前办得更好，虽然人气还可能不够旺，但他们新增了一些配置，比如免费的中医义诊、几块钱的理发点。
我记得好多年前，马驹桥路两侧有许多所谓的手机店，其中一大部分营生就是诈骗新来的打工者。有人在门口招揽，说进来送充电宝之类的礼物。你跟他们聊了没多久，就被要求办月卡、充值，一下被骗走大笔钱，许多人都上过这个当。前几年政府统一整治后，这类东西如今基本消失了。
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最初去时，有些地方都是土路，下雨就成泥泞；现在里面的路基本都硬化了，虽然下雨还会积水，但至少不再是满脚泥了。
这八年里，我为什么一次次重返？其实没什么理由。对我而言，去那儿会有种回到家的感受。
回家不表示我喜欢那个地方，也不表示我待在那儿会特别欢快、特别满足。
我只是感觉自己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处所。有时候，我也不是那么想去，但总会有种感受告诉我，我得去；或者有种东西一直在把我吸回去。
它一直在我的生活中留下这些问题：打工的问题，劳动者待遇的问题，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劳动者怎样认识自己的社会、认识自己的人生。
理解不是终点，而是行动的起始。
我往后也会再一次次地回去。我想为那儿的工人供给法律帮助，他们容易被坑的地方太多，需要法律上的支撑。法律最起码让他们有底气，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以信靠。
还有心理方面的帮助。他们可能存在多种心理问题，比如很多人其实有机会工作，但就是不去干。你可以说这是某种抵抗，也可以说是心理不健康，但若能从心理上与人聊一聊，总是有可能帮他打开某些心结的。
将来我想从这两个方面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马驹桥一直都在那儿，我也没有真正离开。
参考资源：
丛瑞安著《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丛瑞安著《【注记〈马驹桥的时间〉】（四）许多保安觉得，敬礼让他们感觉自己「像狗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