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推出的跨境电子人民币服务计划（CBETS），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正在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但结构性难题依然存在（资料照片）
历时七年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曾被寄予厚望，作为规避SWIFT制裁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工具，但如今面临难以突破的局面。为此，中国在6月下旬推出跨境电子人民币转账服务（CBETS）作为替代方案，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重要转折。然而，深入分析表明，新计划并未能从根本上化解结构性困境，突破前景并不乐观。
一、SWIFT垄断权的演变
国际支付系统SWIFT的决策权掌握在美国手中，这一点在9·11之后变得尤为明显。以打击恐怖融资为借口，美国逐步强化了对该系统的控制力度，先后迫使伊朗、朝鲜被逐出国际支付网络。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尽管国际社会呼声很高，俄罗斯最终并未被完全踢出SWIFT，但这一威胁足以促使莫斯科与北京认真思考建立自主支付系统的必要性，SPFS与CIPS随之应运而生。2022年乌克兰局势突变，俄罗斯金融机构遭到SWIFT禁令，而中国领导人也开始强调金融独立的紧迫性，要求制定应对支付系统制裁的预案。
二、CIPS的现实困境
中国从2012年启动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的建设工作。由于打造国际级支付平台难度极大，必须依靠直接参与机构和间接参与机构相配合。前者可直连专线进行交易，主要包括中资银行和极少数在华外资银行；后者仍需借道SWIFT与直接参与机构完成清算结算。
到今年6月，该系统已吸纳194家直接参与机构与1597家间接参与机构。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交易笔数达844.19万笔，涉及资金规模180.15兆元人民币。然而这个亮眼的成绩需要澄清的是，大约八成交易仍需借助SWIFT完成。虽然这种模式迅速扩大了系统规模，但却背离了初期的构想——完全摆脱对SWIFT的依赖。面对中美竞争加剧的局面，中国决定改弦更张，启动完全独立于SWIFT的新方案。
三、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受阻
为了彻底摆脱SWIFT束缚并优化跨境支付流程，中国从2019年起主动牵头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该倡议由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的央行联合推动，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挪威、韩国、土耳其等国央行作为观察员参与，官方机构阵容达到27家。
但国际清算银行在2024年4月另辟蹊径推出Project Agorá项目，随后于10月宣布退出mBridge。虽然BIS声称此举是基于技术考量而非政治因素，但业界普遍怀疑另有深意。值得注意的是，BIS正式宣布撤出前三个月，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公开支持基于该框架的「金砖国家桥梁」计划作为规避美元制裁的手段。
自此之后，mBridge陷入困境。真正的阻力并非来自技术层面，反而是各国货币主权保护、跨境监管协调、数据安全防护等政治与法律议题。各参与国在参与意愿和紧迫程度上差异显著，致使协商成本居高不下。这种状况最终促使中国再次调整路线。
四、新方案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新推出的跨境电子人民币服务（CBETS）与mBridge的最大区别在于央行角色的边缘化。前者依托各国央行的支付渠道，而后者则由商业银行基于区块链平台通过智能合约进行交易。这套设计方案与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高度契合，可能受到了该报告的启示。
可惜的是，CBETS将重演跨境人民币系统的老困局——参与的国外银行远少于需要，覆盖范围有限。实际上只有中资机构在美洲、欧洲和非洲的分支行会加入，形成自我循环，难以扩大外延。若想打开市场空间，就必须引入间接参与者。但这样一来，这些间接参与的银行仍需借助SWIFT渠道来完成整个交易流程。
结语
作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和外汇储备最多国家，中国的资金流向完全受制于SWIFT这道关卡，如同命脉被掐住。超过十年的探索中，中国从未停止寻求替代方案以降低对该系统的依赖。虽然mBridge在试运行中证明了其技术能力，跨境支付可在极短周期内完成，但这种初期成功反而刺激了西方加速打造对标方案进行直接对抗。经过多轮迂回调整，中国始终未能撼动SWIFT的主导地位，新推出的CBETS极有可能重蹈覆辙，沦为中国与盟友国家间的专用工具，很难形成广泛的国际支付影响力。
※作者为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稳定中心主任，台大公经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