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
讣告指出：在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及国务院总理期间，中国正经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阶段。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领导推动财政税收体系的全面改革，实施了以科学分配税负、优化税收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工程。他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明确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工作。
他推进了金融领域的深层次改革。这包括进一步明确央行的职能定位，深化商业银行运作机制、外汇管理办法、证券和期货交易制度等改革。他努力构建了全国一体化、既有序又有竞争、同时严格规范的金融市场体系。他将国企改革置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地位，按照「产权界定清楚、权利责任分明、政府与企业分离、经营管理规范」的原则，推动现代企业体系的建立。他在战略层面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分布，对国企进行大规模重组。同时，他强烈要求为失业和待业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他在住房领域实施了制度性改革，逐步实现了住房分配货币化。他建立和发展了以廉租房为主、层级多样的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供销体系改革，实行农民余粮按保护价收购、粮企顺价销售、收购资金严格封闭运作，逐步开放粮食消费地区的采购市场与价格管制。他还领导进行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投融资等重大制度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的形成做出贡献。他还亲自主导了我国入世谈判的全过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谈判，推动对外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朱镕基同志关心百姓疾苦，强调政府工作者须记住服务人民的职责，要敢于讲实话，勇于坚持原则不怕担当，不搞官员特权，以高度的使命意识主动承担困难工作、解决棘手问题，全力为群众办好实事。
讣告透露：2003年3月，朱镕基离任国务院总理。退休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一如既往地拥护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现任党中央，始终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坚定地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联合发布的讣告表示：朱镕基一生投身于革命和建设，是一个战斗者，光辉的人生履迹属于全心全意为人民奉献、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伟大实践。他的逝去，对党和国家而言是重大的人事损失。我们应当把悲伤化为前进的力量，学习他的革命品质、高尚品德和优良传统，进一步聚集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旁，坚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加强「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实现「两个维护」，坚定态度、齐心协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而团结奋斗。
值得一提的是，由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集录》中保存了一份重要文献。这是1988年4月25日，时任上海市长候选人朱镕基在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内容。在讲话中，朱镕基介绍了自己的成长历程。
朱镕基在讲话中回顾称：「我参加工作的时间相对较晚，个人经历并不复杂。我在1928年10月生于长沙，完成中学教育都在湖南。1947年我从湖南某中学毕业，随即到上海参加清华大学考试，被录取到电气工程专业。进校不久就投身到学生运动中。1948年冬季，我加入了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共青团。1949年，我正式成为共产党员。清华学业完成于1951年，之后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科，任生产规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科长先是柴树藩，后为袁宝华。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并入国家后，我追随马洪、安志文等人进入国家计委，时间是1952年11月。最初在计委从事电力方面工作，1954年转向工业综合管理，负责综合事务处工作。后来又做了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的助理。」
朱镕基继续说道：「由于张玺副主任罹患重症，我兼职管理计委机械工业计划下的综合处。这个状况直到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派运动时才改变。鸣放期间，同事们认为作为党组秘书的我有责任向党提建议，于是我在会上讲了三分钟意见，但措辞欠妥。年初时大家赞同我的意见，但到了十月就要求我重新审视，到1958年初我被列为右派。不过，我所受处罚相当温和，可能是因为计委领导和同事们对我有充分了解。于是，我被撤销副处级职务、行政降级两层、开除党籍，但计委仍然留用了我。初期一两年内，我担任计委老同志的业余讲师，传授数学物理化学，随后恢复了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处从事工业工作。」
朱镕基表示：「我对计委的党组织心存感激。他们没有把我下放到基层，保留了我继续为党效力的机遇。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我在计委的农场里进行了五年的劳动，这段经验教会我很多。尽管我们仍属于计委员工，但在一个集体农场工作，毕竟在农村环境中，因此我对农业生产和劳动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验。在这五年里，我尝试过各种工作：种过麦子、稻谷和棉花，饲养过牛、羊、猪，还做过食堂工作。1975年之后，我回到了京城。虽然我的档案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安排到石油化学工业部管线公司的电力通信工程部门工作。我带领一支年轻的技工队伍，从最基础的电线杆工作开始教练，逐步学会安装超高压输电线路和大型变电设备。这段经历也是两年多，同样让我收获颇深，让我具备了基层工作的一点经验。」
朱镕基又说：「到了1978年，马洪同志邀请我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担任研究室主任工作。不久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我被纠正了右派身份，同时恢复了党籍和职务。此时袁宝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任主任，他们要求我重返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本来就是从国家计委分离设立的。1982年当新的国家经委成立时，我成为经委的成员，兼管技术改进部门。1983年担任了经委的副主任职位，1985年升任党组副书记兼主任助理，一直到今年初才调任上海。这就是我的整个履历。」
在涉及个人成绩时，朱镕基表示：「这话实在不好意思讲，也很难说出口。当然，在我三十多年的从业生涯中，尽管在1957年之后经历了很多挫折，可是单从工作业绩来看，领导方面给我的评价还算不错。我认为自己的特质和做事的准则是进行独立思考，心中所想即口中所言。我失去父母的关爱很早，是个孤儿，从未见过父亲，也没有兄弟姐妹。1947年我投靠了党，认为党就像我的亲生母亲一样。因此，我讲话无所顾虑，只要认为对党有益，我就敢说，哪怕被错误对待，我也不在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来临为我的政治生涯重新注入生机，我坚信党终会做出正确判断。这可能就是我的突出特点吧，或者说是我一直在努力做到的。」
在进行自我评价时，朱镕基认为：「我觉得担任上海市长这个位子，我并非是最合适的人选。相比我的前任们，尤其是和江泽民同志相比，我有很多不足。我列举三点不足之处。首先，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积累，缺少基层从政的锻炼。前面已经讲了，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了25年，在经委待了10年，只有在管线公司的短暂基层工作经历，既没做过厂长，也没担任过县市级主官。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还是大规模企业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成长起来的，对百姓的实际困难认识不足。这是我的重大缺陷，今后恐怕会在一些关键决策上犯错。」
朱镕基说，「其次，我的工作经验局限于中央，缺乏地方工作的背景。我从来没有从事过地方事务，一直呆在北京办公，到上海的这三个月以来，我的头发白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之前预言，一年内我的头发会全部变白了，这是他当年的体验，现在我已经深刻感受到了。这工作的复杂程度和难度，确实超出我之前的想象。正因如此，江泽民同志经常强调他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这种感受我现在也真切地体会到了。」
朱镕基最后表示：「再者，我的脾气比较急躁，作为领导者的素养还显不足。做起工作来总想速成，对下属的期望太高，批评起人来也容易过度严厉。在这一点上，我需要向江泽民同志多加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沪工作前找我谈过心，他告诉我，对干部的要求严格并非缺点，但批评时要注意分寸，措辞不要过于尖锐。这些言语充满了智慧。他还建议我应该效仿周总理的批评艺术，先让对方认可自己的批评是必要的，然后让他明白这是出于对他的关心。我确实短缺这样一种领导者的气质，但我欢迎各位来监督我改进。说实在的，山河容易改，人的本性却难变，这不是轻松就能做到的，可是我一定会尽力克服自己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