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伊始，一档播客节目《独树不成林》横空出世，迅速成为网络现象。节目主持人仲树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学者，她以近乎疯狂的姿态闯入公众舞台。当公共论辩日趋式微的今天，她却执着于探讨社会正义与理性思辨，坚持要「大声诉说每位严肃思想者都关切的议题」。
在网络舆论不断撕裂、知识分子变得愈发保守的时代，她毫不掩饰地表达关于哲学与国际政治的见解，但这些超越常规与立场差异的观点也常令人感到不适。
她既被万千拥戴，亦遭众多贬抑。对此，她坦然处之。她认为，公共领域的本质就在于多元与对立，对于自己来说，勇气乃首要品德，守护真理意味着敢于直面冲突。
午后三点，悬崖边的欧式草坪被阳光斜照，清爽的海风吹散了盛夏的酷热。
然而眼前的陈述却与这舒适景致形成反差。众人注目之下，仲树开启了新书分享：”温岭不具备读书的氛围，我们缺乏文化底蕴……所有温岭人应当坦承此事，甚至于一场文化活动竟要选在民宿进行……当所有文化实践都沦为这种舒服的、海风拂过、坐在精心修剪的中产阶级草坪上的表演……即便我再愿投入社会舞台的表演，在一个没有书架的地方谈论新著也多少令人难受。”
无人机在岛屿低空嗡嗡地盘旋，摄影师敬业地记录这个地方历史上或许从未出现过的文化活动，靠着民宿窗台、穿着绣花衣裳的女士收敛了笑容，眉头逐渐皱了起来。
这是我首次在公开场合亲眼目睹台上嘉宾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邀请自己的主办单位，尽管对仲树播客熟悉的人早已领教她「咄咄逼人」的作风。
2023年，仲树与她的政治哲学播客《独树不成林》如同风暴般将听众卷入公共生活的漩涡——从古雅典罗马广场到美国大选、中东局势。她在美国波士顿学院攻读政治哲学博士学位，播客本为她脑海里思想与意识过剩的附生物，却意外吸引了近九十万订阅者。
听众构成极其复杂——既有零后与九零后的年轻人，也有鲁豫、陈丹青、刘擎等文化界名人。鲁豫评价她为「我所见过最聪明的人」，而听众们评论「这档播客持续传递给我们抵御虚无与疯狂的思想力量」。
独树不成林最新播客封面。（图/小宇宙）
随之而来的是不容小觑的争议。诸多人士无法接纳她那份不容辩驳的语气，指责其身上透着「阶层的傲慢」；她在播客中坦言做节目未做充分预备，导致论述有时不够严谨，为此被讽刺为「张口即来」。
她认为哈里斯败给特朗普的原因之一是将焦点过度集中在堕胎权上，而红州女性对此漠不关心；她亦反思DEI在美国学府与职场中高度体制化、教条化，这类观察激怒许多人，他们指责她属于「保守的美式精英MAGA」；与此同时，她对当代女权主义持怀疑态度，也使部分听众与她分道扬镳。
这些负评并未教会她谨慎低调，反而她持续我行我素。在赞美与贬低的汪洋大海中，在左右派的荆棘之间，她从容地驾驶着自己的小舟，持续活跃在公共舞台。
她乐于展现自身的锋芒，甚至到了某种自我陶醉的程度。完成《人的境况》翻译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宣言：”国内最适合翻译汉娜·阿伦特的学人已然出现”。当我问她「你怎么这么嚣张」时，她的回答是：「问心无愧地治学、勇敢地守护真理」。
最近，仲树因为对诺兰的精彩对话再度引发热议，赞誉与贬损并存。她坦言，「许多人已不在乎我的表述，只想给我分派到某个政治阵营，再根据片段、照片或关注名单给我贴标签」。在她看来，这样的舆论环境里持续曝露自己容易从真诚表达沦为表演秀，而她最厌恶的就是表演。她说，倘若声名蚕食了她的时间与表达自由，她会毫不犹豫地离开网络。
彰显个性的时刻
当仲树不笑的时候，她的黑眸总处于眼眶的上方，目光冷冷地俯视眼前的一切。新书分享会在即，她独自坐在民宿前台的白沙发上。初次相见时，我走过去握手，简单寒暄后，她建议我进屋等候，似乎不太想继续谈话。
这或许是全温岭最惬意的地方，一晚房价接近两千。这家民宿坐落在温岭石塘镇西南方的海滨，人称「好望角」。建筑在悬崖上的民宿配有独属观景台，天气晴朗时，海上笼罩一层若有若无的蓝雾。
前任温岭市文旅局长听过仲树的播客后，直奔她母亲所在的医院询问：”你们有没有一个在国外的儿科医生女儿？”就这样，这场活动定了下来。”我能拒绝北京、上海奢侈品牌和权贵的邀请，但拒绝不了小县城的人情请托”。
“温岭甚至没有像样的书店，只能在全城最网红的民宿办文化活动，他们还以为我在摆谱”，她在微信里这样跟我说，”你若想来我的家乡做采访，正好赶上这场活动，这将是个有趣的视角——一个缺乏文化积淀的小县城竟产出了一位文化界人物，两者的反差值得记录。”
回国后仲树奔波各地做新书分享。（图/理想国）
从五月中旬回国至今，仲树几乎没有停歇地奔走各地书店进行新著交流。大都市的书店是她的舒适地带，在那里人们会提问”阿伦特如何回应马克思”的深度议题。来到成都时，有人问她：”你何以欣赏背弃妻子的卢梭？你还算女性主义者吗？”这样的尖锐提问不容易应对，但仲树很享受这类互动。到了山东，一位中年男性问，”我是文盲，看得懂吗？”在她眼中，这是个表面荒诞却难以回答的问题。还有戴着瓜皮帽的山东大哥，活动末尾热情地追问”儒家文化与阿伦特的对话路径”，最终被编辑拉走才得以脱身。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若能冲破束缚、走出山洞，目睹真实，就应该重返山洞，与众人交流。仲树愿意回到山洞，”塔外的交流令人不适。但在此过程中我恰恰学到颇多，保持着我的开放姿态”。
“但我无法同意今日的这场活动，最讨厌做的事就是品牌跨界，请一位明星和一位文化人坐一起对话，当作是文化表演”。在她抨击了十数分钟的中产品味之后，太阳西移，气温变得更加温和，话题顺利过渡到了汉娜·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的思想。
这几年来，仲树投入大量精力翻译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著述。《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借助古典城邦这种政治生活形式，重新阐释了公共领域的含义。在阿伦特的观念里，公共领域是复杂多元的，而多元又预示着平等与个性差异。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人不存在权力等级，而独特个性正源于差异——不同的人格和立场。
“《人的境况》
“我们习惯性地预设公共领域是搭建完毕的舞台，上去表演就万事大吉。”仲树阐述道，”缺少差异，人们就没必要说话，他们可能只想要回音，所以冲突其实是值得肯定的。”在她的理解中，进入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品质是勇气，包括勇敢地维护自我。
表述不同观点需勇气；做真实自我、为己负责需勇气；一个年轻的少数族裔女性想在政治哲学学术圈立足，亦需勇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仲树经常展现出好斗的特质。她描绘了学术圈的典型场景：学术会议上每人十分钟展示论文，大家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多么正确、多么创新，缺少自我陶醉的特质根本成不了博士。」
她说，”性格不够强势，就没有发言权。”被社会教化的女性往往难以适应这类环境，但要是不为自己争取，也就无人会听你。
书籍分享会后是一场晚宴。雅致的包间里，白色桌布上放着沉重的玻璃转盘，仲树右侧坐着牵线这场活动的文旅副局长，再过去是民宿老板，经营着一个全球帽子代加工家族企业，在此岛拥有诸多高档民宿。
一坐定，一位中年女士转向仲树：”感受如何？我察觉到你对今天的活动有些不满。”
仲树没有顺势下台，她说：”若从文旅视角促进民宿文化氛围，仅请来名人、摆个下午茶是无效的。首要的是民宿自身须具有文化涵养，方能吸引读书人。不必是高深书籍，可讨论养育、烹饪、海鲜……”她的论辩风格再度展现，如果有人想插话，也跟不上她的语速。坐在她旁的文旅副局长笑容满面，一边倒水一边频频点头，民宿老板则腼腆地听她谆谆教导。
锋利的议题逐渐融化在众人的食欲中，葡萄酒、花螺、和牛、滩涂鱼、黄鱼、梭子蟹依次上桌，仲树切换到了东海海鲜频道，小碟中倒好醋，边吃边赞许，交谈变得融洽。随后，她好奇地询问起民宿老板的帽子生意和温岭的文旅规划。
餐后，众人终于离开餐桌。岛上夜色深沉，星汉灿烂，远处海浪轻拍，大家走向民宿老板的帽子工坊。欧式复古石头空间里，摆满精致的草帽，众人簇拥着仲树，她成了今晚的焦点，自在地戴着镂空帽檐的欧式草帽。人们赞不绝口，仲树满意地说：”老板，这顶送我吧。” “当然可以”，老板爽快地同意，随后她又看上另一顶，统统打包带回。
仲树在乌镇，戴着那顶帽子。
近似鲁莽的自我实现欲望
次日清晨醒来，我看到仲树在凌晨六点二十五分发来的讯息。时间太早，咖啡馆与茶楼还未营业，她约我到父母家喝茶。在小区门口，远远看见她走来，依旧穿着舒适的运动短裤和棉质背心。经过种满花木的小院，推门而入，呈现眼前的是常见的中式客厅，实木家具，墙上悬挂中国古典书画，整洁得不见尘埃。
一坐下，仲树已经备好了茶。她从小就酷爱茶。在她的回忆中，父母总在茶室陪她嬉戏。爸爸在那里陪她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论语》《道德经》。进入初中后，她与父母在茶室论辩、商讨大事。在外地的日子里，她会记下所有想在茶室谈的话题，害怕遗忘。
后来学习西方古典学时，她意识到茶室的深意，”若说市集是古希腊城邦的精髓，在市集讨论政治是古希腊公民的灵魂，那茶室对我就是家的核心”，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后来有了自己的家，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客房改造成茶室，茶桌背后是一整面书架。对她而言，这是家中最关键的空间。
“茶室是我家最重要的房间。”
离家十多年，父母早已搬离了她童年的房子。新居中，仲树回家的证据就是客厅地板上多了一个瑜伽垫。回家后她一直打地铺，”这儿没有我的位置，我是这个家的访客。”说出这句话时，她没有伤感，好似只是陈述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
自有独立意识起，她就隐约感知到，自己的出生地不适合自己。温岭是台州下辖的县级市，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率先在此腾飞，人们都在做生意、追逐财富。仲树的双亲是例外，他们通过读书从农村的艰苦中脱身，获得了体面的职业。母亲杨医生在医院儿科工作到退休，父亲是工程师，下班后最大的爱好就是书画鉴赏。
在仲树眼中，父亲是个内敛腼腆的人，不喜聚众，总爱在家陪她玩耍。他给女儿讲睡前故事，乐此不疲地参与她幼稚的游戏。她初步的传统文化修养正是从父亲身上耳濡目染而来。那些周末在山溪捞螃蟹、在家里骑在父亲身上扮演穆桂英出征的亲子时光，让她至今觉得童年「充实而幸福」。
仲树与爸爸。
她不是个省心的小孩，从出生就展现了调皮的天性。幼儿园时期，打疫苗的医生用哄骗手段给她注射后，她冲过去打了医生，质问医生为何欺骗她，让现场老师啼笑皆非。读小学时，她想当班级活动的小主持，却发现其他家长都在贿赂老师，她也让妈妈这样做，但杨医生的反应是，那你应该自己去争取。
杨医生始终是她「竞争之路上的阻力」。仲树曾主动要求参加补习，可杨医生认为，班级不是有一半学生只能是中下水平吗？如果你已尽力却只能平均以下，那又怎样。杨医生对仲树的唯一要求，就是「能看出真诚的努力」，她不认同许多竞争：”为什么非要超越他人？”
十二岁时，仲树主动决定去杭州读更好的初中，生平第一次离家，踏入了更严峻的学习生态，各种小挫折随之而来。因不知数学作业格式，她的作业本被老师撕毁当众羞辱；担任班长后，让同学提前十分钟离开晚自习，反而被老师批评；因想家、想爸妈，焦虑转化为洁癖，”公厕很脏，宿舍地板遍是掉落的头发，不想让他人接触我的私物”。
仲树形容自己的青春期充满阴霾。离家首周，她每天独自躺在床上哭泣。日记本里她写：”目前才一周，我已体会到一种掺杂希望的绝望。”
父亲发短信告诉她：”你要克服恋家情绪，记住我们永远爱你，要学会接受更大的困难。”母亲后来对仲树说，她去寄宿学校那天夜里，父亲在她床边悄悄流泪。
杨医生的性格中没有多愁善感的成分，她用实际行动把伤春悲秋的仲树拉回现实。一个月后，母亲来杭州看她，告诉她别人的头发没什么可怕的。她蹲下身子，用手将仲树眼中最脏的拖把搓得干干净净。她告诉仲树，用双手、用劳动可以清洁一切肮脏。
仲树和妈妈。
在杭州，仲树初次发现书店竟然还卖闲书。她在宿舍熄灯后、在厕所、在各个角落偷偷阅读。第一次被抓住写检讨，她正在读一本文艺复兴的书。
独立意识在那个年纪已露迹象。初次读到《苏菲的世界》后，回到家里，她把父母叫进房间，说：”我看不起你们，虽然你们都有不错的工作，但你们的思维永远达不到我这种求深的渴望。”父母虽觉诧异，但没表现出讥笑或压制。他们只是说：”那你来说服我们。”
正是这时，仲树得知最亲近的朋友有出国移民的打算。她从书里读到，”美国可以自由地学哲学艺术，无需做题”。强烈的嫉妒心促使她与父母谈判，请求他们让她也试一试，她甚至做了份PPT列举留学好处。父母感到茫然，他们对出国一无所知，而仲树自幼擅长的是语文和国学，出国岂不意味着放弃这些？
在石塘民宿的新书分享会后的饭桌上，仲树的妈妈杨医生也来了。她身形挺拔，仍保持着年轻时的干练短碎发，说话总爱笑，温和、坚定与率真共存于她身上。她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二，电话里仲树因出国的事和他们吵得很凶，”我们家这个脾气就是不太好讲话”，但到了星期五她去杭州见女儿时，却发现她异常平静。她问仲树：”今天怎么能心平气和了?”这个十二岁孩子的回答让她印象深刻：”既然我想出国，我觉得没资格跟你闹，我不成熟，怎么让你信我？””杨医生说，”这（出国留学）是她自己思考的结果。就冲这句话，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她送出去。”
“我们家这个的脾气就是不好讲话的。”
席间，他人觉得难以理解，”怎么放心得下呢？”杨医生用牙签从螺里挑出肉来：”那我就得放弃工作”。她热爱儿科医生的职业，这几年退休后，她热心参与老年大学的西医普及和儿童肥胖防治科普。
当人们问杨医生培养女儿的秘诀，她说，”我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没有把她教坏。”这不是句玩笑。仲树说，妈妈常阅读关于防止儿童犯罪的著作。她认为，父母教育是阻止孩子变坏的最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他们对仲树采取「放任」。仲树说，”所以它就转变成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掌控”，自幼她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负责。她自己在百度上搜索出国留学步骤，找到托福吧和SSAT（美国中学入学考试）吧，托福也是自学的，拿着红宝书从头背到尾。
一种近乎蛮横的自我实现冲动在推动着她。晚自习十点完课，她一般会提前一小时做完功课，接着用一台方形磁带机听新概念英语，一边听一边对嘴型默念，等十点钟下课，就到户外用英语自述一整天。周末的时候，她会独自溜出去，在外面找外国人练对话。
这被老师视为不服管教，宿管开始禁止仲树在晚自修学英语，她只好潜入厕所学、下楼学。后来，她开始在所有课堂上秘密学英语，成绩从年级前列跌到八十名。
老师说她没有集体意识，父母反而不焦虑，他们觉得「你最近状态很好，干劲十足」，然后暗地里备好退路，替她报名职高——万一上不了美高，职高还能上。没有了东亚家庭的压迫，她把本该用于对抗家庭束缚的力气，全部用于「自我折磨」，”倘若他们压迫我，我肯定会猛烈反抗，猛烈反抗肯定特别不堪。”
“自由的重负”
拥有自由的同时，自由的负担也启动了，”独立自主要承担巨大风险，而且令人害怕”。十二岁时，仲树在日记里写道：从此我再也不能依赖爸妈了，难道这辈子我都无法再倚靠他们吗？我能独自走完吗？”
初二因为学英语的事，她与学校产生了对立。她向父母提出要独自在外租住，妈妈真的在校附近的城中村给她租了一间单间。厕所是房东在阳台用铁皮临时搭建的，下雨时漏水，冬天时风灌进来，等她晚自习回来时，隔壁两个打工姑娘基本把热水用完了，她只能用冷水洗澡。冬天的棉衣浸在水里很沉，水冰得刺骨，她边洗边哭，还在背单词。树不是一日长成的，”那时没见过世面，胆子小，很傻”，楼下其实有房东的洗衣机，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除了埋头学英语，留学路上她也没请中介，申请信自己写的，之后在淘宝花了两百块请人修改语法就寄出去了。收到面试通知后，美国的全部行程、机票、酒店都由仲树自己安排，杨医生说，”我们就跟在她屁股后面就好了。”
真正到了美国私立高中，她才发现，北京的精英少年从小就规划出国，他们琴棋书画样样会，自己相比之下「见识太浅」，但很多年后用过来人的眼光看，她开始庆幸，”但凡你见识多一点，就完蛋了，你就发现你根本竞争不过人大附中的孩子”。
没有攻略，也没有眼花缭乱的讯息，考托福没有刷题，写申请信也没有套路，她只能靠自己的见识做决定、开辟路径，当然，别忘了，自己对自己负完全责。到了今天，她仍保持着这样的方式。
2012年，仲树初次进入美国预科格罗顿学校时，发现这是个纯白人学校，仅有六个中国学生，且都来自中国大都市的精英家庭。当时的美国学校还不像现在，包容度不高、多元性差，这逼迫她必须融入。
仲树高中毕业。
语言当然是首要难题，刚开始她的英语生硬不流畅，没人愿意理睬她。有一回，室友是个金发碧眼、身高一米七五的白人女孩，穿了条裙子问她好不好看。仲树没想就说，”这条裙子有点显胖”，这是中国人的日常思维，当时她还不知道美国人的交际礼仪是天花乱坠地吹捧。
后来，她发现一群白人女孩建了个推特账号，名字就叫「shit某某某（仲树的名字）」，里面记录仲树的言论，包括用中式英语说的「go die」。仲树没有太苦恼，反倒觉得高兴，因为「他们终于搭理我了」，”在那样的环境，他也不包容你，你就必须改变自己”，这促使她在四年里更快地融入、理解美国文化。到后来，她跟这些女孩的关系变得很好。
相比白人的排挤，学校的中国学生小圈子更难进入。「阶级差异太大了」，那些孩子初次见面就自我介绍，提及自己的中学，人大附中或北京四中。她起初不理解为什么要说高中，后来明白了，自己来自温岭，根本无人知晓，也没什么可说的。在同学的谈话里，仲树初识马术、冰球这类运动，他们从小学外语，英语发音无懈可击。放假回家时，他们坐商务舱，她坐经济舱。她没为此自卑过，真正让她自卑的是英语。英语太差了，跟不上课程，”没人喜欢处于劣势”，从县城到美国高中，没有参照物，她对接下来该如何做常常迷茫。
这所美国私立高中有研习古典语言的悠久传统，她开始拼命学古希腊语、拉丁语，甚至自选了法语。正从那时起，她与众多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交手，从色诺芬到普鲁塔克再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在这些美国学生的外语课上，她找到了与本地人平起平坐的体面。她说自己不是天才，成功纯粹源于苦读。
仲树在高中学古希腊语的笔记。
“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
近三四年时间，仲树形容自己「出产如母猪」，在高校任职之余，她翻译了五部著作，包括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的《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汉娜·阿伦特的两部著述和诗集、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政治讽刺小说《这不可能发生》，还与友人赵宇飞合译了卢梭的书信集《我是一个好人》。
一年里，她几乎十个月的时间深居简出，每天睁眼的生活就是在书房里读书研究，不旅游、不玩乐也不休息。书房的生活极其艰苦，却给了她人能触及的最深处的自由。”我做的事对我而言太有趣了，比如翻译，我能一直坐十几小时不抬头”。此外，她在家做瑜伽、俯卧撑、倒立，强化体魄以维持高负荷的学习。
读书学习与锻炼。
她对购物没有兴趣，成名后，各品牌给她寄来五花八门的东西，”他们给我寄什么，我就穿什么”，她展示了手上的三枚戒指、手链、手包，包括包上的挂件，都是品牌赠送。”从童年起，她梳着几乎没变过的齐肩发，这并非什么执着的时尚品味，仅仅是这种发型最省事。
“我在工作上投注了全部热情，导致我对生活细节其实冷漠无比。”包括对友人，”我不会给朋友提供情绪支撑”。翻译期间，仲树在美国的亲密朋友脑雾哥因为狗去世了很伤心，约她吃饭，她拒了，”我的心思集中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中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还有朋友因申请学校失败了，约她，她也拒了。有朋友建议在友谊周年买蛋糕庆祝，”这个事儿太恐怖了”。有些人慢慢就不再是很亲的朋友，一些朋友，比如脑雾哥，在被拒后大喊「仲树是个冷血女」之后，慢慢接纳了好朋友就是这样。
十五岁时，刚到达人们向往的自由天地，生活像潘多拉魔盒一样向她展开。每个十字路口看起来都如此诱人。
高一那年，学校老师组织他们去巴厘岛实践，从那时起，每年暑假她都在巴厘岛待足三个月，打工赚够生活费后，还有大把闲时，日出时去山里做瑜伽、去河里游泳，穿着比基尼光脚骑摩托，周五夜晚去市中心的瑜伽馆yoga barn跳迷幻舞，去海浪冲浪，和十七岁的德国冲浪教练谈恋爱。在那里，她体验了人生的许多初次。那时候，她觉得这就是自由人生。
巴厘岛的自由流浪者，喜欢在yoga barn跳迷幻舞的狂欢。在一片空旷草地里，众人手拉手围成一圈。在某种平静的音乐中，所有人像野草一样摇晃、高歌、尽情跳舞，放下一切束缚。狂欢结束，众人都累坍在地上，有的甚至放声大哭。那一刻每个人都感受到一种不受任何压制的极致自由。有天，她被一个中年男人搭讪，当时她才十七八岁，她突然想问：这个中年男人为何也在这儿？那人的回答是：自由。
So what？她突然感到一阵虚无，对于受压抑的人来说，这样的自由确实是好事。但是「我追求的自由，仅仅是丢掉一切束缚吗？如果是这样，我才十七八岁，人生已然结束了。为什么还要再活四十年，沦为那个老男人的样子呢？」这是她最后一次去跳迷幻舞。
十六岁在巴厘岛。
以赛亚·柏林提出「两种自由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指一个人拥有不做什么的自由，而积极自由，仲树在播客里举了两个例子：当自己的二头肌强壮的时候，就有了做俯卧撑的自由，而这种自由需要每天的训练才能获得。当自己通过夜以继日的苦读，从而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时候，就拥有读它的自由。
刚进大学时，黑格尔等哲学家的观点让她感到晦涩难懂，不免郁闷。有一次下课在走廊闲逛，她遇见了一位对她而言至关紧要的老师。他们在原地聊起来，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之后，她常去找这位退休老师聊天，讨论学习中的所有困惑，”从形而上学到生小孩是否会阻碍精神独立”，她都会和这位老教授「掰扯」。她在一篇文章里写，”我在这样的谈话中逐步成长，暗自决定我愿用一生去这样生活”。
正是那时候，她对巴厘岛那种自由生活失去了兴趣，即便朋友再三劝阻也不想去，她忽然意识到，真正的自由是在书房里与哲人对谈。到了大三，她已暗下决心，”本科毕业就读博，最好能在大学里度过一生。”
书房。
当生活扔给你粪便
你能做的就是埋掉它，继续种花仲树遇见她生命中曾经最关键的男性，是在一个实习智库主办的晚宴上。
金斯伯格大法官发言后，仲树举手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晚宴社交时间，她随意地问一个年轻男子怎么看自己刚才那个问题。那个男人的回答让她惊讶，他说：”你浪费了最后提问机会，要我来，我会问她如何看黑格尔对法律的观点。”那晚他们就各种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之后，他们经常约着吸烟喝酒，纵论天下。大四时，她从本科直升博士。她在一篇博文里写道：”我决定用余生和这个和我吵架的年轻人继续对立。”博士第一年，他们简单地成了婚。
二十多岁时，他们都是尼采追随者，鄙视公序良俗，认为那只是用来束缚仆人的，因此历代有那么多道德污点甚至堕落的哲学家。慢慢地，这个想法产生了变化，他们开始相信，”一个完满的人，不仅追求真理，也是个因了值得献身的理想而由衷奉献的人。”正如仲树在大一感到震撼的康德那句话：”有两样东西，我越是对它们进行反复而持久的思考，它们就越给我的心灵注入日新月异的敬仰与敬畏：我头顶的星辰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则”。成婚时，他们都怀揣着这份炽诚的信仰。
当她发现前夫背叛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时，她说，那种感觉不是伤害，而是对这个男人的贬低，”原来他不是个知行合一的人”，这让她感到某种释然，原来不是因为自己太强势太独立，而是”他缺乏自制力，他比我想象的脆弱”。
（图/电影《The Way We were》）
因为创伤和切实的经济困境，她开始更频繁地在网上表达，她的播客更新也加快了——离婚时，前夫从她那里要走了房子价值一半的现金，之后，她收到了两份诉状，前夫分别在美国和中国起诉她，并请求她赔偿四十万美元。她忙着咨询法律、聘请律师，进入了漫长的自证过程，为此欠了八万美金。
不止如此，前夫还在仲树所在的大学举报了她造谣自己，她的工作因调查而中止了六个月。她说，自己像个「逃犯」，她失去了高校安宁纯粹的学术工作，所以只能「换一个地方讨论那些我喜欢的事物」，播客变成了她表达的阵地。
而经济压力放在眼前，”不能再向学界讨饭了，必须做出改变”，她开始更加频繁地在小红书和播客上发内容。”那段时间自己活着都困难”。很长时间里，她得每天花三四个小时读律师的资料、翻看往日亲昵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造谣。也正在那段时间，她对美国高校的DEI和司法体系的冷漠面有了切身体验——她需要持续自证，律师按小时计费。
整整三年，她没在餐厅自己吃过一顿饭，每顿都自己做。因此就有了「做鸡如何帮助我反思现代性」的一期播客。瑜伽馆的会员费买不起了，她就去瑜伽馆打工，用劳动抵免费用，因此她又产出了一系列播客，分享「运动如何成为抵抗的手段」。
她养成了自己做饭的习惯。
那是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她不想承受朋友的安慰，也坚决不看心理医生，独自整理自己破碎的人生，”因为安慰其实只是心理暗示，被人温柔地拥在怀里，想到这个画面，我就起鸡皮疙瘩，让我感到自己特别软弱”。
翻译古典哲学家普鲁塔克的著作给了她醍醐灌顶的启示，「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普鲁塔克说，聪慧的人，就像蜜蜂，能够从百里香这种最辛辣、最干燥的植物中萃取蜂蜜，常常能在最不利的情形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就像小时候遇到困难，父母总用讲理的方法让她面对一样，是思维的力量，让她从沼泽里自救。
2025年初，当前夫最终放弃诉讼的时候，官司已经打了整整十四个月，她有种终于翻篇的感觉。许多人问她，”你为什么不去报复前夫？”她当然想过，等处理完现实问题后，她发现自己「野蛮的复仇心理」会升起，她想出了无数种复仇办法，在某一时刻，她突然意识到，她竟然对昔日喜欢做的活动、论述和朋友聚会都失去了兴趣，这种情绪在毁她的人生。有律师跟她说，要继续追究，可能得花掉双倍的时间和金钱。
她开始问自己，”我那么在乎这事吗？”她说，当下人们可能想看爽文故事，但是「最后它损伤的是自己」，「人们觉得《基督山伯爵》是世纪大快意，但我觉得这是个悲剧结局，他复仇成功了，一生也浪费了。我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有别的事要做。」
（图/《基督山伯爵》1998）
与此同时，她的播客订户数持续攀升，小红书也积累了几十万粉丝，那时候她欠下的债也基本还清了。”若生活扔给你很多粪便，我不想抱怨，我就觉得没问题，生活扔给你屎，你能做的就是赶紧埋了，自己继续种花。”三年后的今天，当她再讲起这些，就像在评述他人的故事。
许多朋友在事后告诉她，下次别那么容易信任他人，要精明一些。有人告诉她通常不会把闺蜜介绍给自己的老公，她不同意，”我下一个认识的人，依然会拥有我全部的信赖，因为对我而言信任别人的生活是美好的，我会接受未来可能再被伤害，我承担风险。我没有什么期许，所以不会恐惧。”
勇气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列举的最基础的、首要的品德。从十二岁离家到寄宿学校起，她就隐约预感到，接下来人生的漫漫独航已经开始了。之后，那个叫「家」的港湾会越来越远，她必须勇敢。
在翻译汉娜·阿伦特时，仲树想象着，阿伦特从二十八岁起，就进入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德国逃到法国，从法国集中营逃脱后远渡美国，漂泊十年，她却从未放弃过严肃的思考。
在与姜思达最近的对谈活动中，她提及了「年轻人的奥德赛时期」。她说，奥德修斯所经历的灾难正源自他过度的好奇心，并非因缺乏目标、处于焦虑，他恰恰是个怀抱强烈责任感的人。奥德修斯的好奇太过旺盛了，他非要去某个岛上，看看那独眼巨人在做什么。
以下是与仲树的对话：
“没有栏杆的思维”
《新周刊》：从象牙塔踏入「明星学人」的行列是什么体验？你如何看待走红、学术圈流量化？
仲树：当有人说我特别喜欢你的播客，首次你可能感到惊喜，当你听过八百遍时，你就只能硬着头皮装惊喜。在新书活动上，也许许多人来看你一眼就很开心，但我自己不太享受被当作明星、排队来参观你的感觉，我更享受三四十个人在独立书店里对话。
在新书活动上，有人小心翼翼地问，树老师，请问我能和你谈话吗？我特别讨厌这句话。你能落落大方地跟我说话，我只是一本书的翻译者，我表达了一些你同意的观点，我们是平等的。我喜欢我的活动会有很多「刺头」，她预设了你与她是平等的。这种问题很难回答，但我喜欢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总好过那些「感激您」「我崇拜您」的告白。
我完全无法阻止别人对我产生我不太需要的迷恋和崇拜。我能做到的是问心无愧，别人崇拜你不意味着你要去利用这种崇拜，比如我做出一个玩偶让你去购买，我不提供情绪安慰。饭圈文化培养不成熟的人，让人无限地停留在少年期，至少我可以不参与这个潮流。
我也不能让外界完全改变我，一旦我完全向世界敞开，我不仅会把自己累死，而且背后还有一些力量会把你庸俗化。目前我甚至在刻意减少曝光。虽然你看到现在我有许多活动，但你不知道我同样拒绝了许多。流量会吸引来一些很奇怪的人，一些因为错误原因而喜欢你的人。不是说我讨厌「流量」这个词，仅仅是它把人完全压平了，我想吸引的是能够跟我对话的人。
我的朋友脑雾哥说他加入了一个小红书的古典钢琴群，里面的人每天让他发视频弹短视频热歌来吸引流量。他说，这样你吸引来的是一群对古典音乐无兴趣的人，有什么价值？
小宇宙和小红书的运营确实给过我建议，但对我来说就是耳边风。我（对传播）做的唯一妥协是我的标题特别博人眼球。
《新周刊》：你分析过自己走红的根源吗？
仲树：我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能获得那么多读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提供了一种反差，这是个特别困乏的时代，而我看起来充满活力。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真的把自己投射到我身上，我代表了某种他们不敢对抗这个世界的姿态。我不PS照片、不修图，我拒绝许多活动，你别想把我拉去做表演，这种事即便给很多钱，我也不会去。
我成名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个时代渴望我这样的人来给大家提供某种镜像，他们可以拿我当锚点，去反思自己的处境。现在美国也一样。在经济上行期，只要你敢借钱你就能赚钱，那个年代其实大家不思考，现在人们会开始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般思想家在这个时期就会变得特别活跃。
不红是一个必然趋势，我现在在上升期，也会有下降期。我甚至非常期待看到「独树不成林」如何衰败。我红不红是时代赐给我的东西，等所有人都去忙着赚钱了，大家不关心思维的问题了，我还是会这样子。
《新周刊》：你从十几岁开始在博客写作，到后来在知乎表达，都处于某种匿名状态，到现在来到了小宇宙，小宇宙本还算小众，但是随着热度升温，你几乎把自己暴露在舆论前，并且是以某种毫不设防的姿态，在这个舆论汹涌且撕裂的当下，未来你会往回收一点吗？
仲树：我对成名一点都没有眷恋，也没有维持名声的欲望。我十几岁开始在博客写作，后来在知乎表达，是因为教育体系根本不理会我的想法。我在现实生活没有可以认真讨论的人，所以只能到网上去寻找读者。「独树不成林」也不是一个经过设计的媒体项目，仅仅是我大声思维的地方。小宇宙原本相对小众，我在那里感到自由。现在热度越来越高，这种自由反而受到了伤害。出圈以后，许多人不在乎我讲了什么，只想给我分派阵营，再根据一个片段、一张照片或关注清单给我归类。在这种环境里，持续暴露自己特别容易从表达变成表演。
我真正渴望的仅仅是拥有足够的自由和时间，过一种以思维为中心的生活。这种生活需要一定的金钱来维持，但其实不需要许多钱。我不沉溺消费，只要能够付房租和基本生活，我能在书房里过得特别满足。名气如果能够帮助我换取这种独立，我会用它，一旦它开始吞没我的时间，我就会放弃它。所以我随时准备从网络上消失和撤出。播客衰落、流量离开，对我来说不是失败。我的现实生活中已经有足够多的朋友，我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充分的友谊和知识满足。我宁可重新变成一个无人识得、每天安心读十小时书的人，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为维持知名度而歇斯底里地表演某种形象的人。
在山西黄土高坡。
《新周刊》：你在播客说过自己没有处在一个「稳定的知识群体」中，可以理解为你的输出的内容、观点、判断从来不被某些群体、政治光谱束缚吗？
仲树：不是说我没有政治光谱，而是说它很难被语境定位。我不生活在单一的坐标和价值体系里，因为我能讲的语言太多了，我同时生活在德国学界、美国学界、中国学界。当你的活动海域过于广泛之后，东西南北都不同了。用当代男女思维来看，普鲁塔克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一些言论就是过时的，他会说不要像女人一样。但与此同时你把他放到他那个时代的语境来看，他又是特别开放的男性。所以说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者，你对他人也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
为什么说我拒绝任何主义对我的束缚？我不会说我是个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我不会说我是个任何主义者，因为这些主义在其他的语境中变得没有价值，这些（标签）许多时候是拿来讨好他人的。比如阿伦特也拒绝被贴上女性主义标签，什么「美国学界唯一的女性思想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肤浅的看待女人的方式。
我知道许多人最想听到什么，但我就是不表态，去站队就是停止思维，你站队了，就给自己定了性。如果你追求真正的开放性，你就必须要放弃表态。
《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著者：（古希腊）普鲁塔克｜译者：仲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周刊》：你是怎么做到如此高精力的？会有感到疲倦的时候吗？
仲树：比如说现在聊着聊着我感觉到累了，我就会把你赶走了。这几个月是我的特殊状态。在学校，我保持高精力工作的一个原因听起来也很朴素——我不通勤，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只需十七分钟，所以每天回到家我还是感觉精力充沛。
我这么有活力的主要原因是我在跟这个世界进行对抗，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我就真的不做，如果不去强硬地维护你自己，你就会被它推着去做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觉得许多年轻人就处在被拖累着去做许多事的状态，考公考研考编，在职场里面卷，把你放在一个不停刺激你、压迫你的环境，还想着高精力不太可能。
我现在算是大半个自由职业者，没有人管着，我可以听我自己的。我的高精力其实还是在于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想做的。我也会有工作无聊的时候，但大多时候我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太有意思了，比如翻译什么的，我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我很理解许多人不喜欢他们的工作，这时候你要求他们不要刷小红书是不可能的。
在家门口，静态的一天。
《新周刊》：这几年，「夺回主体性」成了年轻人的口头禅，一方面是人们在权威压制下的觉醒反抗，但另一方面，今天我们也看到许多人捍卫自己的结果，是建立起自己心灵的壁垒，不接受与任何异见的交流，也不想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我不听我不看」。从哲学角度，你如何看待「主体性」？你也多次提到「做自己就是捍卫自己」，那么这个「自己」是什么？
仲树：我很讨厌「夺回主体性」这个说法，因为它在哲学上不仅庸俗，而且逻辑错误。主体性（subjectivity）对应的是客体性（objectivity）。它首先描述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结构：世界作为客体向我呈现，而我作为主体感知、判断并理解它。它不是一件原本属于我、后来被老板、父母或者社会抢走的财产，因此根本谈不上夺回。只要一个人仍然作为「我」经验世界，他就处在主体的位置上。哪怕他服从权威、随波逐流，甚至完全被算法操纵，他也没有「失去主体性」。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他的自主性受到压制，判断能力没有得到发展，或者他的行动能力遭到剥夺。「夺回主体性」把subjectivity、autonomy和agency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在了一起，最后变成一种很廉价的自我鼓励。
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涉及主体如何凭借自身的认识形式组织经验。黑格尔更进一步，主体不是一个封闭在内心的、现成的「真我」，它必须把自己外化，在与客体、他人和世界的冲突中重新认识自己。换句话说，主体性恰恰需要客体性。没有一个与你不同、甚至反抗你的外部世界，主体这个概念本身也无法成立。
所以今天许多人所谓「夺回主体性」的方式是我不听，我不看，我拒绝一切异见，这实际上是在取消主体性成立的条件。他们把所有外部声音都理解成侵害，最后躲进自己的感受里。一个人只剩下主观感受，并不代表他的主体性特别强，只能说明他的判断失去了客观对象和现实检验。
现在网上整天有人让你做自己，资本主义喜欢把做自己包装成好像你去买一条小裙子、剪个短发，你就能做自己。但是在我看来，捍卫自己才是真正做自己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人格显现在公共空间、抵御外界对他的侵蚀，甚至对这个世界做出某种抵抗，彰显出自己和世界真正的区别，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我说做自己就是捍卫自己，捍卫的也不是一个神秘、固定、永远正确的「真我」。我捍卫的是自己进行判断、说明理由和承担后果的能力。我可以拒绝别人替我判断，也必须允许现实反驳我。这个「自己」不是从世界那里抢回来的，而是在与世界持续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真正的主体性不靠封闭自己完成，反而要求一个人进入客观世界，面对异见、接受检验，最后仍然能够说：这是我的判断，理由在这里，后果由我承担。
在理想国办公室。
《新周刊》：你说冲突是对话的起点、友谊的起点。你和身边非常要好的朋友之间是怎么吵架的？
仲树：我知道你说的冲突是什么，像县城里经常看到站在大街上面红耳赤地争论，最后变成互相攻击、破口大骂。我和朋友之间会发生观点的冲突，有些人能够被我说服，也有很多时候无法被说服，没办法说服也可以做朋友，我一般就是语气激动，但是我不会跟别人进行失控的吵架，我觉得那是很丑陋的。
比如我朋友有时候会说你就是乡巴佬，但前提是他没有恶意，是一种调侃，我是一个非常可以被调侃的人。但有些朋友是不能说的，所以他们跟我的关系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亲密，跟我关系好的朋友的标准不是他们是否同意我，而是我们的开放程度是多少。脆弱的人可以相互做朋友，他们的友谊就会变得非常精致而小心翼翼。
《新周刊》：在什么情况下你开始翻译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你为什么对她感兴趣？在翻译过程中，让你最受影响或者触动的是什么？是否感觉到她和你生命的某种连结？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中国最适合翻译阿伦特的人？
仲树：我对阿伦特的兴趣首先来自政治哲学训练，阿伦特讨论的问题是我长期关心的问题。政治哲学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语言训练。我在美国高中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大学及博士期间又系统学习德语。阿伦特虽然是二十世纪思想家，她的概念世界却建立在古希腊和罗马传统之上，又不断与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话。她用德语形成思想，流亡美国以后又长期用英语写作。要翻译她，不能只是「英语很好」或者「中文很优美」，还必须知道一个概念从希腊文、拉丁文进入德语和英语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她又在和哪一个思想传统争论。
所以我说自己是中国最适合翻译阿伦特的人，不是说我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我只是对自己的学术训练作出了一个事实判断：我同时接受过古典语言、现代欧洲语言和政治哲学史训练，也能进入英语与德语学界，理解阿伦特与古典政治哲学、德国观念论以及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中国很少有人恰好同时具备这些条件，而我又为此付出了十几年的时间。
翻译过程中，非常触动我的是她说的「没有栏杆的思维」（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任何主义、身份和政治阵营都可能成为栏杆，替你预先决定应该说什么。阿伦特拒绝让这些东西替她判断。这当然和我的生命产生了连接：我也不愿意为了获得某个群体的接纳而交出自己的判断。但这种连接首先是学术上的，然后才是个人的。她给我的不是安慰，而是一套更准确地理解公共世界、宽恕和重新开始的语言。国内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反对我的译法，但应该拿原文、术语史和思想史来反对，而不能因为我说话不够谦虚，就假装所有译本都同样好。
汉娜·阿伦特，1958年（图/Barbara Niggl Radloff – sammlungonline.muenchner-stadtmuseum.de，CC BY-SA 4.0）
《新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吗？
仲树：我此刻在实现自我，这是我能做到最好的。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答案，但凡我对自己有什么期待，那结果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没有具体的规划，所以我不焦虑，哪怕我不坚定的时候，我仍然谜之自信，觉得这是一个走得下去的路。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预设，我不一定要成为名人。你看我做播客，也抱着一种想看它如何衰败的心态。
（除标注外图片均来自仲树小红书@鬼鬼祟祟的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