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一届新人都不可用。」
实习记者明杉即将到记者站报到，距离那个时刻还有约四周。刚刚散会的新人们还没走远，报社的管理层就在随后的行政会议上如此评价，言辞显得不经意，却被明杉和几位同期同事无意中听到。那一刻，一种模糊的预感浮现——似乎迟早有一天，他们会离开这里。
现实证明了这种预感。「迟早」的具体期限因人而异，有人坚守了两年，有人撑了半年，有人只坚持了一天。
回溯到最初，情况并非如此。疫情后的第一个夏天，明杉通过南方报业集团的校园招聘，参加了为期半个多月的入职培训。所有新招聘的大学毕业生被分组上课、参加讲座，培训结束后各自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分支机构。在这些讲座中，资深编辑和历任社长依次登场，从数十年来不变的专业理想谈到当今媒体行业的深刻变革，一切听起来都顺理成章。这是南方报业的传统做法，即便多年后离职、具体培训内容已淡忘，那段时期营造的关于集体认同的温暖记忆，依然闪烁在往后的回忆中。
然而明杉很快发现，所谓「可用」并非指写作速度快、稿件质量好这种基础层面的事。「真正要求的是，你能否主动出击开展合作谈判，是否足够老练、八面见人。」
这对于刚离开校园的学生而言难度极高。直到两年后离开这份工作，他始终没有成功谈成任何一个合作项目。
与明杉相似，许多怀揣新闻梦的年轻记者进入心仪的媒体机构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远离这一行。他们经历的，是新闻职业在中国的全面异化——尤其在基层社会和县乡级别，加之互联网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下，新闻寻租已成常态化，或者新闻沦为纯宣传武器；流量逻辑与体制内的不平等分配制度，使个人成为机器运转中的消耗品。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原本应有的公共服务意义、记者本应获得的职业尊严，这些曾经的梦想核心，他们体验过的一切都与之无关。
签下合作和「经营新闻」
「线口」是年轻记者最先接触到的行业术语，指的是记者负责报道的特定行业、职能部门或领域范围。在试用阶段，明杉被安排到南方日报的F分社，跟随一位资深编辑执行项目——确切说，是完成政府部门采购的新闻服务中的具体执行工作，包括采访和撰稿。此期间，新记者不获分配具体的报道线索，而是在一个相对模糊的地理范围内，承担前辈分配的任务。
其中一个具体项目，由资深编辑与某街道办谈成了一份为期一年、价值五十万元的新闻服务合同。合同内容包括近四十篇报道、若干条短视频和一个版面规划，由街道出资，用于宣传本地营商环境和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成果。为了完成这个项目，需要有人跟进企业采访、撰写相关稿件。刚到分社的明杉成了执行主要负责人。
在这种运作方式下，谈项目的编辑可以获取项目收入的约百分之六作为经营分成，执行撰稿的记者则获得每篇稿件对应的稿分（通常每篇五分左右），如果内容浏览量超过一万或被评为周优秀稿件，还会增加额外积分。
相比「做新闻」这个词，明杉更倾向于用「经营新闻」来描述这类工作——关键是要做好政府部门的需求满足，从中获得经济回报。
「经营新闻的核心逻辑就是要维护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巩固报社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基础，这样政府才能持续、及时地提供相关新闻线索，这是表面的目标。深层的逻辑是，关系牢固了，对应的政府部门才更有可能向报社购买新闻服务。」明杉如是总结。
「服务」政府的形式五花八门。与明杉同期入职的张克柔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白天执行报社业务，晚上做公务员的工作。」她被分配到一个新成立不久的记者站，主要承担当地政府外包给报社的融媒体运营，如公众号推送、各类活动的执行和统筹。在这种环境下，日常编采工作退居其次，甚至不存在自主选题的可能。
和她相同处境的年轻记者，不时被邀请参加酒桌应酬，主要职责是给政府官员敬酒、索要联系方式、趁机送礼。这种「粗粝」的状态，张克柔理解为小城市的文化惯例。「没有任何话术和迂回，直来直往地拼酒量。」每次酒局前，报社领导会根据与会官员的酒量、职位级别、个人偏好来事先安排座位。「比如说，这位是G部门的领导，不喝酒因为健身，那我们会让酒量差的人坐他旁边；那位是Z部门的，他们部门最近在考察期，咱们别往他杯里倒酒或递东西」之类的讲究。
Firsttime送礼时，报社领导反复叮嘱张克柔，要谨慎地打听对方的车钥匙在哪，然后以何种方式、塞到哪个位置。克柔紧张得要死，不知道怎样开口、对方会怎样看她，「会不会觉得这个读过书的人竟然说出这种话？」但实际上，对方干脆地把钥匙递给了她，没多问一句。
资料图片：为了维持与报道线索来源的良好关系，年轻记者参加应酬是日常工作。（图_网络）
这远不是他们想象的新闻工作。明杉作为理科背景的记者，一直钦慕《南方人物周刊》那样的深度报道，希望通过笔杆子来观照自我与社会。但真正进入报社后，他才意识到这只是一种「人设」——报社庞大体系最易被看见的表层虚饰。张克柔接受的学术训练养成了她层层递进的采访习惯，但现在她接触的工作只有「快速摘取只言片语，按需要的位置堆砌拼凑」。
若将报业集团比作金字塔，越往下层走，「新闻价值」就越不重要。而明杉、克柔这样的地方分社基层记者，构成了这座金字塔最厚重的底座。
在底座守护新闻职业精神并不容易。疫情期间，到某主流媒体入职的师扬坚持了一年多。几乎每个月，他都会推出至少一期深度版面报道，主动挖掘选题，将地方民众关切与时下社会议题结合，进行实地走访。每当美工设计好的客户端开屏海报发来，他都会感到一阵做新闻最原始的成就感——仿佛回到了大学在报社实习时的那个瞬间，第一次参与调查采写微商传销案件报道时，「真的满足了我心中关于新闻的想象，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感觉。」正式入职后，即便他在朋友圈分享操作稿件有多难，文字间也难掩兴奋劲儿。
但每周五固定举行的评稿会让他无法承受。会议遵循着一套不言而喻的规则：合作稿不评；资历深、级别高的编辑不评；而操作原创深度报道最多、年纪最小的师扬，则成了会上被着重评价的唯一对象。师扬承认听过不少中肯的建议，但多数时刻都是那些他后来想不起具体内容的情绪化批评。有一篇讲述本地婚配市场的报道被批，「你写这个有何用处？」师扬坐在湖边哭了，他无法理解，「基于真实采访、逐一核实的稿件，为什么要被这样否定？难道比别人复制黏贴材料和官方通稿更差？」
事实上，分社主管曾多次表示欣赏师扬做深度报道的努力，认为年轻记者应该多锻炼，但潜在的逻辑却是「既要又要」。每场评稿会的最后半小时，领导必然会重点讲述怎样拓展合作、开展经营。
当报道线索演变成一种物质资源，就引发了一系列竞争和再分配问题，「踩线」成为很冒犯的事。但存在一种微妙的例外——「监督」报道。这里的「监督」不再是为了约束公权力，而是对报道线索施压、发展新「客户」的手段。「主要途径之一就是查钱。看这个部门的资金从何而来、在报告里怎样说要使用这些钱，能看出很多端倪。」发现问题后，绝大部分做法是，找一位与该报道线索完全无关的记者挂名发表这篇报道，这样才能吸引该部门负责人的注意。「你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做监督、把关系搞坏，只是想让对方重视你。」
明杉展示给水瓶纪元的每周评报记录中，某一周的「主要突出点」包括：某记者完成了一篇敏感话题的稿件，虽然最后未能刊发，「但采写过程本身也能对报道线索形成压力……在绩效分配时会予以政策倾斜」。
零零后阿尹毕业后在中国青年网（后称「中青网」）做运营编辑，工作涉及活动策划、公众号编辑、视频制作、人物采写、修改稿件等多个领域，具体分配全凭领导心情，工作地点也没有提前通知，接到命令当天就要收拾行李离开，无缝对接新的任务。他们会与国企如石油公司、地方医院等签年度合同，约定每年发布五十篇或特定数量的稿件，完成后就能获得八千到两万元的「媒体推广费」。合作单位会发来充满AI痕迹的日志、会议记录等材料，阿尹需要改写成新闻通讯稿，回传至网站编辑。类似工作每天都在进行，他的日常就是改稿。
相比之下，他此前两段央媒实习经历中，还对采访工作充满热情，撰写的稿件都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正式入职后，这种署名权被剥夺了，自己写的东西只能署名有记者证的领导——后者获得对应的稿分或项目提成，而阿尹只有固定工资，周末加班都无补偿反而被扣年终奖。意识到这一切后，他只觉得「没意义，这一点都没意义」。之后超过一年的工作里，他尽力回避所有涉及采写的任务。
在正式入职前，他跟同组编辑采访一位获得国家表彰的人物，那位编辑建议两人各写一份初稿。他万万没想到，那位编辑直接用AI把两篇稿融合了，开头是连续二三十个字堆砌而成的、臃肿夸张的修饰词。「看起来就像一个怪物，一半是人的脸，一半是机器的脸。」
资料图片：据2019年1月7日《深圳日报》报道，彼时腾讯机器人写作系统Dreamwriter的年均新闻写作实际发稿量已超过50万篇、8000万字。AI已成熟化投入新闻生产流程中。（图_CFP)
出乎预料的是，这篇AI融合稿竟然成了部门第二篇「全网推」稿件——即全网最高级别的曝光和分发。
他还记得部门发表第一篇全网推稿件的人，一位年轻女编辑，入职实习没多久就通过转正审批，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她向领导承诺连续好几个月无休，随后成了加班典范被反复表扬。
当媒体变身销售部门
从前的报社并非如此。九十年代中后期，传统媒体经历过一段市场化的繁荣期。南方报业曾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标杆，《南方都市报》和同城的《广州日报》长期位居新闻出版署晚报都市报收入排行前列……而现在的报社，在制度层面自称已完成市场化改革、独立经营，但实际上却严重依赖政府和大企业的付费购买。
然而，随着疫情后经济陷入下行，地方财政日益吃紧，宣传系统的相关拨款也开始萎缩。由于报社长期依靠来自政策性的单一收入，这种波动会迅速传导到基层记者的日常工作和薪资。同时，宣传资源也在重新分配。相较于传统报纸，越来越多城市政府把宣传预算转向短视频平台和网红达人，传统媒体既丧失了广告客户，也开始失去曾经相对稳定的政策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地方媒体进入了持续收缩阶段。对年轻记者而言，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是一场长期的、系统性的职业消耗。
明杉还在报社时参加过「年度经营冲刺大会」——把分社员工带到度假酒店，安排一天半的会议和团建活动。「做新闻没有什么要「冲刺」的东西，这个词指的就是收入指标和待消化的合作项目。」
「消化」——师扬也用这个词向水瓶纪元描述过这种合作模式，意思是记者需要自己找选题去满足项目的数据产出需求。在客户端里，不同地区的频道被细分得不可名状，如果不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号，你可能永远发现不了它们的存在。
每个频道都代表一种长期合作的框架——长期供应新闻内容和长期获取付费，因此需要源源不断的运营维护。但受限于地理范围和宣传指向，很多频道到了后期已无力产出原创内容，但为了完成KPI，新媒体运营只能每天随意挑选一条以上的相关新闻转发，多半来自官方公众号的推文。
「地方分社常说的一个词叫『下沉』，字面意思是报社要往最底层走，做街道新闻、县城乡镇新闻，深层含义是，连最基层的地方也要能收到钱。」明杉解释。
每逢重要节点，如某项发展规划发布周年，分社会策划专刊来配合招商。「记者要充当招商员的角色，问自己联系的部门要不要花钱认领专刊的一个版面。」而这些专刊会在重大会议或活动中摆上，送到领导和企业家们面前，获得高规格场合的展示机会。
中青网的部分收入来源于高校合作项目。2019年中青网并入《中国青年报》，成为报社的新闻主网，面向青年群体。中青报长期通过校媒基地与高校合作，中青网则利用短视频账号「青蜂侠」和各地高校建立合作基地，带来一定的收入——「中青报·中青网」的记者为学生授课、为学生作品提供发表平台，某些高校会为实训课程支付约两万元一学期的费用。
资料图片：2023年4月12日，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中国青年报》安徽记者站站长王磊为师生开展新闻宣传专题培训讲座。（图_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官网）
项目最初的设想是为新闻界培养后备人才，但实际执行却背离了这个初心。比如，合作高校的学生如果难以达成项目产出量的要求，一个解决办法是直接改动其他编辑的视频署名后纳入项目结项汇报。实情是，大多数新闻作品是指导老师带着学生完成的，学生参与度很低，可能只负责剪辑拼接。授课的编辑会带学生参加外勤，但往往只是走走过场，学生写的稿子基本不会被采用，因为耽误时间。
在部门会议上，领导会讲述每个账号如何去谈业务、取得了什么成果、粉丝涨了多少倍、有多少内容被官方账号转发等等——这些业务大多由记者来承担。会后，同事对阿尹说，就把领导当作销售经理好了。
当媒体越来越像销售机构，就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规定。明杉所在的分社规定每个工作日都要转发三条客户端推送，转发不足就会被扣稿分，还有专人检查朋友圈。张克柔每天睁眼就要汇报工作、转发推送，但有时还是会遗忘。她的领导权力更大，「第一次通报批评，第二次扣钱，我已经被罚了近千元。」处罚不是固定金额，而是工资的一定百分比，下次再犯比例还会上升。
工作第三年，师扬转到西南某主流媒体当记者，这里他不用再为合作项目操心，但阅读量要求苛刻得可怕。部门规定每篇稿件在客户端二十四小时内的浏览量必须超过一百，否则不计稿分——不到一年后这个数字升到二百，对于专业领域的新闻而言难度很大。为了在规定时间内达标，他和其他记者加入了老年人买菜微信群，每个月花几百块发红包，换取群友的点击量。
另一个事实是，流量本身越来越廉价了。阿尹说，随着爆款内容越来越多，抖音、百家号、今日头条等平台的流量分成逐年下滑，记者编辑们的薪酬也在下降，很多人因此辞职。所以从2024年起，他所在的分站推行周奖制度，视频质量高、数据好就能拿到一千多元的奖励。但随着时间推移，周奖的评选标准变得越来越主观、政治化。
资料图片：2023年11月，南方报业新闻稿提及，集团旗下移动产品矩阵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量超1.8亿，日活量超600万。稿件流量逐渐成为记者们的绩效考核硬指标。（图_南方+）
我的处境：从人才库到被遗忘的编辑
2025年10月，澎湃新闻资深编辑钟越接到中心主任的通知，过去几个月的绩效被判为不合格，需要进入「人才库」。主任说这是个临时措施，「只是让领导看看他们真在处理冗员」，在绩效优化压力下，基本每个部门都必须有人入库。
「人才库」究竟是什么？根据钟越获得的《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备用人员库管理暂行办法》，月度或年度考核不过关、岗位选择失败、暂未安排或拒绝岗位调整的职工，会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入库申请，批准即刻生效，进入备用人员库，考察期最长六个月。若考察满期仍未通过考核，将被解除雇佣关系。人事部门称，该办法已经过党代会和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因此是通知而非协议，职工是否签字都不影响生效。
最初，主任跟钟越沟通时说入库后必须调离原岗位，但由于钟越所在的报道线条要求很强的专业性，难以调岗，结果在实践中，他依然在原部门的管理下工作，在人事部门沟通时，他也明确表示拒绝调岗，继续在原岗位出勤。
这样看来，工作内容与入库前没有区别，但实际变化是真实的，医疗补贴、交通补贴、餐食补贴全部被扣除。按照办法规定，入库期间公司按照职工社保缴纳地的当年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补助，不参与职称评定、职级评定、年度考核和薪酬调整，同时失去所有奖金和福利补贴。
以往他每月完成约十五个项目（稿件等产出）时能领七千元左右的工资，进库后产出量翻倍，工资还是这个数字。钟越向主任询问后得知，入库期间工资打六折，主任原以为人事已经和他讲过，人事则以为主任会告诉他。「这种沟通上的巨大真空，只能通过肉身去经历才能理解。」钟越感到被羞辱了。
主任劝他在考察期要有突出表现，想办法让公司觉得自己值得留用。但绩效达标的具体标准是什么，钟越毫不清楚。他所在的部门一直没有明文的KPI指标，长稿快讯的绩效换算机制也是不透明的，钟越唯一知道的就是「干得越多越好」。于是，抱着种「用仇恨来驱动」的矛盾心态，钟越在人才库期间维持了相对高的产出，几个月后决定辞职。
这一制度推出的大背景，是上海报业集团于2025年初启动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首当其冲的是老三家」，《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三份报纸实现「三合一」，共建、共享、共用全新的观看客户端。「澎湃作为市场化变革的先驱、曾率先从都市报向全面线上媒体转变、打出APP改革第一枪的排头兵，自然也不能落后，我们要展现『回应时代精神的能力』，要『内刀向己『『勇于革新』，踏入『深水禁区』。」钟越一口气讲完了。
澎湃新闻的官方稿件说，「这将是澎湃建立以来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具体到采编部门的评价，要「重新设计采编评价体系，创新考核办法，向有影响力的作品和优秀员工倾斜，拉开收入差距，加大表彰力度，强化动态评价、分级别评价的特点，充分发挥评价的「指挥棒」和「测量衡」职能，持续激发人才的创新热情。」彼时已有人才库的说法，但部门主任让他们别害怕。
对于这场系统性改革，钟越认为关键不是改革本身，而是——要看起来在改革。「这不是一个经济逻辑，而是政治逻辑。党媒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表现出自己在认真响应号召。这是一种『糊弄的艺术』。」
资料图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随后，多家省级主流媒体先后启动系统性变革工作。（图_人民日报）
同工不同酬是普遍现象。与澎湃「砥砺前行」同时期，阿尹开始用「被遗忘的编辑」来自嘲。虽然和中青网的编辑、记者们从事几乎相同的工作，但从人事身份看，他挂靠在一家社会组织——毕业后，临时签试用合同时，他才被告知今年中青网名额已满。他想既然签了合同就等同于被吸纳，于是接受了。前述部门领导实际管理两支团队，一支来自这个社会组织，一支来自中青网某部门，前者基本等同于后者的「血液供应库」，除了人事关系外，工作内容、同事、对接的客户、对外宣称的身份——编辑、记者，都是完全重合的。
如果以是否持有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来划分，阿尹所处的中青网经营部门只有四个人持证，分属其他采编部门。严格说来，这些记者和前述领导不属于同一个部门、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但在业务执行层面，他们由该领导统一管理。
这导致的第一个差异是待遇。没有记者证的十多位编辑，除了与持证记者的基本工资不同外，在撰写稿件时也不享有署名权，更没资格获得稿分或项目分红，这些待遇全部给了持证记者。第二个差异是身份。因为不在记者岗位上，阿尹无法参加记者证考试，领导曾想以此为条件把他调往边远地区，作为补偿给他办记者证。阿尹拒绝了。
资料图片：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底发布通知，全国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据中国记协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截至2021年12月，全国共有194263名记者持有有效的新闻记者证。(图_新京报）
南方日报社内也大量存在无官方采编资质的人员，被叫做采编助理。与集团校招生不同，采编助理多数通过社会招聘与地方分社签约，即「站聘」身份，但工作内容跟校招生一模一样，后者却无法直接考取记者证，福利也有差异。
举例而言，六个月试用期内，校招生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七百分左右的稿分保障，每个稿分相当于十六块钱，因此校招生每月能相对稳定地拿到一万五左右的工资，新进的采编助理则没有这种待遇。
但试用期后情况又变了，一笔名叫「新绩效」的每月四千元补贴开始出现在校招生的收入中。新绩效按月固定发放，本质上是为了弥补实际薪资缺口而提前拨付的年终奖，如果记者年中离职，甚至得把已发放的部分退回。「如果三月离职的话，就要退回两个月的新绩效，也就是八千块。」这违反劳动法，但极少有人向报社提起劳动仲裁。据明杉的观察，一旦提起仲裁，劳动部门往往会支持记者。
采编助理里极少数人拥有转为集团聘的升迁道路。每年都有考试，但选拔严格，该市通常只有一到两人能转为集团聘。这时候，社长往往会在年底大会上奖励这些员工——站聘身份时他们只能参加分社年会。
「有点像是，恭喜你，你终于属于我们了。」明杉说。
「打舆论仗的队伍」
张闻海是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的编辑，所属新媒体采编部门。不同于地方媒体基层记者的那种直接消耗，张闻海在CGTN体验到的是另一种虚无感。部门领导经常使用军事用语，比如新媒体采编要像一支「舆论斗争的队伍」，同事间要像「战友关系」。
这场仗是怎样的？在一场内部学习中，一位前央媒高管对CGTN职员说明：国际宣传——这是CGTN的核心职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国际广播年代，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传播，以及二战和冷战期间对敌方的外宣。他认为这个部门的根本作用，与国际间的敌我对抗紧密相连。
资料图片：2016年12月31日于北京举行的CGTN开播仪式现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右）、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左）出席仪式。（图_新华社）
从国外媒体的观察来看，张闻海能感受到海外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提供的「便民类新闻」，与当地读者的日常息息相关，如交通、气象、政策动态。但加入CGTN后，他几乎察觉不到新闻的服务意义。「读者成了被争夺、被争取的目标。」他特别提到了部门一项新的业务调整——特地分派一个小组专门制作批评美日的报道，其中针对日本的批评报道在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后开始推动，针对美国的批评报道则在爱泼斯坦案件曝光后形成一波热潮。
在CGTN的国际社媒账户上，会看到很多自创造词汇的话题主题标签。在CGTN的X（原推特）账号上，多个账号力推的标签如「#ChinaAgenda2026」（中国议程2026，用于宣传两会）或「#JapanProvocation」（日本挑衅，用于批评日本外交政策），基本只有中国官媒在用。「通常来说，热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社会潮流，先有讨论再有概念，但我们反过来，先带标签，寄希望有人跟着用和传播，但事实上没人理。这种策略特别具有强制性，因为国内社媒平台会无条件地把分发权重——热搜、话题流量分给中央媒体，同样的做法搬到海外就显得很尴尬。」
不同于舆论场上的针锋相对，编辑的日常就是按班次监看选题、翻译和写稿，以快讯和综述为主。在监看选题的环节，几乎不存在创意空间，虽然每周开会报题，但绝大多数发表都不受其约束。「我们只是在源源不断地盯着别家的一手信息。」在这样的工作框架中，张闻海尽力去挖掘一些原创内容的空间。虽然不用担忧收入问题，但CGTN最近也感到资金吃紧，直接表现就是需要出差的项目和选题更难通过，差旅费报销也变严了。机票只能买特价票，出差前五到七天要提交所有纸质版和电子版申请。在企业打车软件上，每个人每月有七百元的打车额度，但仅限早晨七点前和晚上十一点后。过去，白天外勤采访的车费可以在企业打车账号上报销，但这项权利在今年五月被收回了。尽管如此，即使很难有机会外出采访或获得第一手信息，他也会主动寻找相关数据或行业研究资料。
具体的发稿步骤包括四个环节，编辑在报题获批、完成稿件（英文）后，首先提交给外籍专家进行语法和表述检查，随后送入三级审核，包括事实验证和措辞审查；审核后交给当日主编，最后由主编发布。
与这种并不高效的流程同步存在的，是部门对争取国际突发新闻全球首发的激励——即便他们的消息源多为二手。海外通讯社的快讯会通过通讯社渠道供应给CGTN这样的机构订户，通常比通讯社在自家网站公布稍早一些。「我们会拿路透社的信息去和路透社比谁发得快。」
令张闻海难以忍受的一点是，央媒在引用消息源时的标注方式不够规范。这在中文稿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某条消息是美国某家媒体的独家报道，体面的做法应该在开头清楚地标注，从哪家美国新闻机构获得。但在央视的中文报道开头，往往写的是「总台记者获悉」，后接新闻内容，压根不交代消息来源。
在突发短讯之外，CGTN也生产许多原创时政稿件，除了发在CGTN平台，还有一个发布渠道——网盟（网络广告联盟），也就是以付费方式，将中国政治宣传内容同步到国际媒体平台，如《联合早报》《金融时报》等，稿件会备注「这是一篇付费投稿」。按张闻海的观察，网盟内容的范畴在逐步扩大，从总书记个人思想理论的宣传，逐渐延伸到了整个中国的治理成就、外交成就以及对他国的指责性报道。
CGTN网站主页的相关报道。（图_CGTN官网首页)
张闻海认为，他们的所有报道其实都只是在包装CGTN这个品牌。「我们的初衷不是为了讲述这些故事，而是让读者相信我们是专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但本质上这是一个外宣工具，真实目的就是让政治叙事、舆论竞争的内容能被读者更好地消化吸收。
决定离开
前面提到的每一位记者编辑都离开了各自的工作单位，有人跳槽到其他媒体，也有人彻底退出了新闻业。他们的职业生涯都还很短，现在仍是满怀信心、相信未来的年轻人，许多人在入职后不久的某一刻，就察觉到自己「注定会离开这个地方」。
比如张闻海。从事国际新闻报道时，他感受到许多隐形的限制，比如去年下半年发生的伊朗镇压事件，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报道伤亡数字，只能等伊朗官方发布后才能引用单方面数据。限制之外，还有对「中立」的偏离。在俄乌冲突的报道中，当出现对俄不利的事实时，最简洁的选择就是不报道；当然，也可以故意在这些不利事实后添加对乌克兰不利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可能完全不具时效性。张闻海曾问过领导，当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与国际宣传工作者的身份发生冲突时，应该以哪个为优先？领导的回答是：后者优先。
促使他离职的真正原因是对新闻职业最本质的渴望——作为记者亲身获取第一手资料，进行现场采访和拍摄。但CGTN的编辑工作主要是改稿和编译，重新处理通讯社提供的二手消息已经算是较有创意的工作了。
「我自己觉得唯一有创意的东西，就是给文章配上恰当的图片，因为新华社的文章通常都没有配图。」
当水瓶纪元问明杉在南方日报工作中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在那样的环境中坚持工作了两年，这本身就让我感到成就。」但实际上，试用期才刚结束，他就开始投递简历、寻找其他工作机会了，因为他很难适应南方日报的工作节奏和强度。对日报记者来说，日常生活会浸没在密集的沟通和协调中，无数突发工作会不断打破休息的底线。比如最初的半年，他的领导经常在周末晚上十点突然给他打个半小时的电话，交代第二天要做什么。
「任何时候都可能被临时拉出去工作，这种安全感的剥夺使你拒绝融入生活，拒绝体验与工作无关的生活方式，哪怕只是看一部电影。」
张克柔有同样的感受。每天琐碎的工作堆积成山，「今天这家企业要宣传，明天那个政府部门要宣传，你的脑子根本停不下来主动思考，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选择离职的导火索是一场政府主办、报社协办的大型活动，但实际上所有的统筹工作都落在了张克柔一个人身上。包括物资采购流程安排、场地预定、食宿安排、政府发函、人员招聘、会议对接等工作，即便有同事帮忙，也还是「两个人做十个人的工作」。除了活动本身的统筹，她还要负责采编相关新闻，联系外包方拍摄和后期。在那半个月里，家人形容她「张嘴就骂人，精神崩溃」，几乎不敢和她说话。
活动的收官典礼那天，张克柔担任主持。在后台，她的眼泪不停地流，旁边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才提醒她她正在哭。
她决定离开。打包行李那天，她和搬家工人聊天，第一次了解到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纺织业很发达，为世界知名服装品牌代工。她也和跳广场舞的阿姨聊天，她们年轻时从哪迁来，什么机缘让她们离开故乡来打工，现在从事什么工作、过着什么生活，未来是否会回到家乡。她喜欢真实地感知这个世界，用身体和心灵去体验，理解人们为何这样生活。
但她短短的记者生涯里，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留给这样的体验。
阿尹离开中青网后，进入一家市场化媒体工作，在那里终于有了自己的署名。过去在中青网的办公室压抑至极，昏暗的墙壁围着狭窄的工位。整个工作区长不到十米，前后各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其中一个装在领导的书架上，正对着外面的座位。他花不到一小时就改完转载的新闻稿后，就开始读其他媒体的深度报道。
「我不想让自己的身和心都被困在那间关了灯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办公室，困在那栋陈旧的体制内大楼。我决心把那份工作当作生活的配角，要把时间投入到我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比如写作。我终于不再是别人的幽灵了，我能用自己的名字了。」阿尹说。
从前，当他在中青网浏览文章看到作者署名时，还会忍不住思考，真正的创作者是谁。现在他再也没这样的心情，取消关注并屏蔽了全平台的所有账号。
（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