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明十三陵」中仅有定陵（明神宗之墓）接受过考古勘探。从1956年5月启动，历时两年多至1958年7月完成，最终揭示了地宫的具体构造。这次考古行动共获得3000件以上的出土文物。
收获虽然丰硕，代价却极为沉重。数百件龙袍等丝织文物一旦暴露于空气中就迅速炭化，不仅原本的风采荡然无存，而且变得极其易碎。更令人遗憾的是，明神宗本人的棺椁与遗骨遭到直接毁坏。这一教训促使国家在1997年做出明确决策：由于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与条件仍不充分，对规模宏大的帝陵采取暂不主动挖掘的政策。
今年7月，为庆祝定陵考古70周年，昌平区组织了明代文化学术论坛，同时在明十三陵景区推出了以「世遗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为题的展览活动。参展的70多件展品里，既有来自定陵的金冠、金器等文物，也包括从安徽、湖北、江苏等地的明代帝陵（如明皇陵、明显陵、明祖陵、明孝陵）征集而来的珍稀器物。
历年来被考古发掘的帝陵及准帝陵远不止明定陵一座。东汉的曹操陵、北齐的高洋陵、北周的宇文邕陵、隋朝的炀帝陵乃至南唐、南汉的二陵等，都先后被考古人员抢救性开掘。然而这些陵冢大多历经多次盗掘，陪葬品已经寥寥无几。尽管如此，这些发现仍能为我们揭示古代帝王如何规划营造陵寝，以及他们对来世期许的深层秘密。
人间奢华重现地下
明朝传世的皇帝共有十六位。其中明太祖朱元璋安葬于南京的孝陵，建文帝朱允炆踪迹成谜，景泰帝朱祁钰后来被贬为亲王。因此北京天寿山地区才有了「明十三陵」这一称号。此外，朱元璋在即位后曾分别为自己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营建明祖陵，为父亲营建明皇陵。至于朱厚熜，他本是一位王爷，却被指定继承大统成为明世宗，他同样为生父建造了明显陵。
现存的明代诸陵保留了大量的地表建筑景观。一般来说，各帝陵的神道（通往陵墓的通道）及两侧摆放着牌坊、碑亭、望柱、石翁仲及各类石像生。从神道出发，经过陵门进入陵园内部，访客可以目睹祾恩门、祾恩殿、配殿、方城明楼、宝城与宝顶等主要建筑。此外，整个陵区范围内还配置有行宫、果园等配套设施，整体布局之宏大令人叹为观止。
明定陵的方城明楼（杨津涛摄）
前面提到的「宝顶」，本质上就是陵园上方堆积而成的巨大墓丘，而环绕于它外围的城墙则被称作「宝城」。若要一睹宝顶与宝城下方地宫的真容，只有在定陵才能实现。距地表27米的定陵地宫由前、中、后三个主体殿堂和左右两个附属殿堂组成，各大殿室之间通过石墙加以分隔，整体面积达1195平方米之广。中央主殿内竖立着明神宗及其两位皇后的白玉石座，后殿则存放着他们的棺木，以及26个满载陪葬品的木箱。
明定陵中复制的帝后棺椁和放置陪葬品的木箱（杨津涛摄）
古代殡葬文化强调「视死如生」的理念，即认为人在去世后也应继续享受生前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一信念，墓地中会尽可能地再现墓主人生前的起居饮食场景，并放置他们平日钟爱的物品。明十三陵研究专家胡汉生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定陵地宫的空间布置实际上是对紫禁城的复刻。三座主殿分别对应了帝后的主要住处——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而两侧的配殿则反映了妃子居所——东西两侧的六宫布局。
明定陵中殿的孝靖皇后宝座（杨津涛摄）
明神宗从二十岁那年就开始为自己的陵墓选址和监工。历时六年的工程投入消耗了超过800万两白银，定陵才得以完成。建造过程中，明神宗多次亲临工地巡视，其中一次巡查发生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九月。根据当时的实录记载，他那次视察「历阅宝城、玄堂」，其中「玄堂」就是指代地宫。令人唏嘘的是，这位皇帝在有生之年就已经亲眼目睹了自己将来要长眠的地方。
这800多万两白银的费用只是地宫建造的工程款，并不涉及数量庞大的陪葬品。根据《明定陵考古发掘报告》所记，本次展览中出现的金翼善冠曾是明神宗的日常佩戴之物。该冠重达826克，采用精细的金丝完全手工编织而成，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尤其是冠顶两条龙戏玩珍珠的纹饰，构思精妙、工艺超群。同时展示的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嵌饰了128颗蓝红宝石并缀以珍珠5449颗，总重2905克。孝靖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则镶嵌了139颗蓝红宝石和3588颗珍珠，重量达2595克。这两顶凤冠的表面都装饰有翠云、翠叶和珠花等精美元素。
故宫学者仇泰格的研究表明，万历年间宝石市场的价格是：每颗蓝宝石或红宝石价值80两白银，每粒珍珠价值25两白银。为了便于理解这些数字的分量，我们可以这样对比：同样的80两白银在当时足以购得10000斤面粉或9600斤大米。换句话说，若不计制作工人的费用，仅以原材料论，一顶十二龙九凤冠的成本就超过10万两白银。
万历年间，宝石与粮食售价对比（摘自仇泰格《一件明代凤冠背后的故事》，《紫禁城》2018年第6期）
无论是定陵固定展示的文物，还是这一次的特殊展览，实际上都只是定陵出土文物的一个片段。《定陵出土文物图典》对全部文物按属性分为四类：衣冠服饰、衣料布匹、宫廷生活用器和葬礼仪式用品。宫廷器物类包含了金、银、玉、瓷等多种材质的物件。其中金器共66件，品类丰富，涵盖酒壶、酒杯、执壶、瓶罐、提梁罐、盆盒、漱口用具、痰盂、餐具、香熏、肥皂盒、匙筷、镶宝石金板等。这个数字还未包括103件金锭。葬仪物品中同样有不少金器，包括标有「吉祥如意」文字的17枚金币和标有「消灾延寿」铭文的100枚金币等。
「世遗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上的定陵出土金器（杨津涛摄）
刻在金石上的秘密
首次倡议勘掘十三陵的是京城副市长吴晗。作为明代历史专家的他，曾与郭沫若、邓拓、范文澜等学者联署上呈给中央的建议书，其中表示若能完整保护明成祖的遗骨和随葬物品，将对明初时期的历史研究做出巨大推进。后来考古队实地勘查后发现，长陵的规模之大使得一时间难以定位墓道位置，因此决定转而对定陵进行发掘。
吴晗所提及的陵墓中的「遗骨与殉葬品」均属珍贵的历史信息，我们先从后者开始。定陵的埋藏者不止明神宗一人，还有两位皇后。孝端皇后王喜姐出自官僚家庭。她在十三岁就嫁给了明神宗，婚后两人的感情始终很融洽。王喜姐坐了四十二年皇后的位子，这一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孝靖皇后也是王姓，其名已无从考证，今人只能泛称为王氏。她的身份原本只是皇太后的侍从侍女，后来被明神宗看中，生了皇长子朱常洛。
尽管后来在群臣的强烈要求下，明神宗被迫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但这并不能消解他对王氏的轻蔑。特别是在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以后，明神宗想要废黜长子以便立幼子，由此引发了「国本之争」这一宫廷风波。他对王氏的嫌弃随之加深，最后甚至把她软禁了起来。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朱常洛总算获许前去看望母亲，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用力撬开了禁闭的大门。此时王氏已然目不能视，她紧紧拽住儿子的衣摆，泪流满面地说：「孩子长这么大了，我就算现在死去也没什么遗憾了！」
直到王氏的儿子朱常洛和孙子朱由校分别成为明光宗和明熹宗后，她的身份和待遇才得到提升。然而明光宗短命，在位仅一月就驾鹤西去，都没来得及完成给母亲追认皇后身份的程序。因此从严格的定义来讲，「孝靖皇后」这个谥号实际上是不曾确立的。到了明熹宗时期，他给祖母追谥为孝靖太后，并从她原本安葬的地方将棺木迁出，与明神宗和孝端皇后合在一起重新埋在了定陵。
明神宗与孝端皇后的棺木采用珍贵的楠木材料，孝靖皇后的棺木则只用了普通的松木。明神宗和孝端皇后的尸骨周围堆砌成了多层的金冠、金制器物、金币、玉石及衣物等，景象奢华得令人目不暇接。相比之下，孝靖皇后的棺内陪葬品则显得寒酸——只有一些银罐、银盘、肥皂盒之类的东西，压在身下的垫子也只不过是最常见的万历通宝铜钱。为了补偿孝靖皇后所遭受的冷落与不公，明熹宗在迁葬的时候特别为祖母添置了额外的陪葬木箱，还命人为她制作了一顶十二龙九凤冠。这顶冠冕的等级竟然比孝端皇后的六龙三凤冠还要高。
「世遗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上的十二龙九凤冠（杨津涛摄）
孝靖皇后有一样宝物是另外两位皇后所没有的——她在初次入葬时的墓碑铭文。通过这份墓志，我们可以了解到，孝靖皇后首先被安葬于天寿山陵区内的「东井左吉之原」这一地点。明制规定，普通妃嫔去世后应葬于西山，唯有身份特殊的人才能埋入天寿山。对于王氏的后事，明神宗起初并不在意。后来多位大臣先后上奏，强调皇太子生母理应得到隆重的丧仪安排，明神宗才给予了相应的礼遇。从留存的墓志看，明神宗总算按照礼制，让属下撰写了充满赞颂之词的碑铭。碑文中称王氏「首诞元良，克赞内治」，意思是她不但首先诞生皇嗣，还协助皇帝打理后宫的各项事务——这后半句显然是夸大其辞了。碑文还说「上甚哀悼」，但现实是，明神宗若不大发脾气就已经算不错的了。
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墓志（杨津涛摄）
值得注意的是，明熹宗在提升祖母孝靖皇后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因此贬低孝端皇后。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孝端皇后秉性仁厚宽容，虽然自己没有生育子女，但她曾经多次维护还是太子的朱常洛，倘若没有她的关照，可能就没有日后的明光宗，进而也就不会有明熹宗的出现。
墓葬中零星的出土文字记载常常能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现再举南汉的例子：从传统史籍里无法看出南汉奠基者刘䶮如何建构和塑造自己的家族历史。但在广州康陵出土的一份哀悼性铭文却提供了线索，文中追述了他们家族的渊源：「帝尧贵胄，豢龙受氏，丰沛建旗，南阳倔起」。这说明刘氏家族声称自己是帝尧的贵族后裔，早年祖先刘累因驯龙的技艺而被赐予御龙这一身份，既然与龙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那么后来刘邦在丰沛创业、刘秀在南阳建立汉朝，就可以看作是天意的流露。紧承这一光辉的家族叙事，铭文接着说「代不乏圣，乾亨绍位」——暗示刘家世代都有贤人，到了乾亨年间，就轮到刘䶮登上皇位。
让骸骨说话
无论地宫规模多大、装饰多豪华，无论陪葬品价值几何，陵墓的终极目的都是安放逝者的躯体。在当代科学手段的帮助下，考古学者已然可以扮演法医的角色，从骸骨中「聆听」往事。
当定陵的棺木被开启之时，埋葬已有三百多年光阴流逝，尸骸业已完全腐朽，仅存的是牙齿、头发丝缕和骨骼框架。中科院下属的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部门对明神宗的骨架做了复原分析，结果显示他在生时就有驼背的毛病，身高仅有1.64米，右腿明显短于左腿，属于活动受限的残障人士。在北京口腔医院周大成的检查分析中，明神宗和孝靖皇后都有严重的蛀牙和牙周炎的痕迹，还伴有牙齿脱落的现象，生时想必是饱受牙痛折磨。孝端皇后的牙列状况要好得多，没有查出明显的病变。三人的牙齿都显示磨耗程度很低，这表明他们的日常饮食相当精细，很可能主要以软质食物为主。
明神宗棺中遗骨（见《明定陵考古发掘报告》）
遗憾的是，当时的条件所限，未能对明神宗及两位皇后的遗骨进行更加深入的科学检验。到了1966年，这三具骸骨被人砸毁、焚烧。发掘定陵的推动者吴晗曾推想明神宗可能有过鸦片烟瘾，郭沫若也想通过骨骼化验来查明明神宗长期旷朝的真实病因。他们原本寄希望于从遗骨中找到的答案，最后却成了永远的谜团。
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复旦大学文少卿课题组的最新成果。在2024年，他们携手陕西考古所等单位，对北周孝陵墓主武帝宇文邕的遗骨展开了检测研究。检验结果发现，他体内的砷、硼、锑这类微量金属元素的含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人类以及现代人，这个现象很有可能源于他长年累月地进补丹药。通常意义上的「长生不老丹」「金丹」等仙丹配方里普遍掺有雄黄和礜石这两种物质，其化学成分的核心都是砷的硫化物。宇文邕临终前的几年内多次患上皮肤溃疡，研究人员由此推论，这应该是长期砷中毒在皮肤层面的表现。
今年（2026年），文少卿的科研团队和代县文物保护研究所进行合作，对后唐建极陵陵主李克用的遗骨进行了基因检测。结果表明，李克用的基因池中东北亚种源占约53.4%，西部游牧民族种源占约46.6%，这部分来源于现今东欧至中亚草原地带，与古代中亚民族存在较为接近的血缘联系。李克用的遗传学特征反映出了沙陀族团从新疆地域起始，经甘肃、转至山西，在两百余年的时间跨度里不断与当地及周边民族通婚联姻的历史过程。
倘若明神宗的遗骨也有幸接纳这类科学检测，那么我们就能精确掌握朱明皇室的遗传信息，深入认识他们的生物学特质、是否存在遗传病症，也会对明神宗为何长期避居深宫、拒绝临朝有更为准确的判断。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79年曾担任定陵发掘工作队领导的赵其昌为了完成考古学术报告，曾经回到帝后三位遗骨被销毁的现场进行查证，却最终一无所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