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17岁的小远,在13岁时被双亲送入一所网络成瘾矫正学校,在那里遭受暴力殴打,并遭到一名男性教练的性虐待。这段经历在法律意义上早已有了结论——2023年,那名教练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刑五年零三个月。
在随后的三年里,小远深入阅读了阿伦特、福柯等哲学家的著作,试图通过理论框架理解自己所经历的创伤,逐渐认识到”规训化”环境如何为伤害创造了温床,并意识到从家庭、教育机构到整个社会,都未能有效保护一个13岁的孩子——这是”全系统性的失效”。
但在情感层面,他难以区分何为爱、何为伤害。他明白那名教练的行为违法,却对其不感憎恨,反而念念不忘,直到三年后仍未消散。他渴望在对方刑满释放后再见一面,”纵然他用刀捅我,我也要听他把话说完”。他想直接问对方:你到底是否真的爱过我?你难道不知道我当时才13岁?如果你爱我,为什么非要这样伤害?
小远的成长历程,几乎是当代中国数百万儿童共同创伤的缩影:童年在远方祖母身边度过,渴望父母的关注却无回应;缺乏大人的撑腰,易遭同龄人欺凌,向教师和家人求助也无人理睬;被归入”网络成瘾”标签后在家中停学;最终被强行送入矫正机构。当他后来试图通过报警寻求公正时,警方最初也没有当真对待。小远指出,人们常常质疑受害者为何保持沉默,但这与他的现实截然相反——他一直在发声,在每一个环节都在表达,可从未有人真正倾听。
直到一位名叫张的教官出现。在充斥暴力、监控、互相检举的矫正学校中,他是少数几个愿意关心小远的成人,许诺了爱和保护。小远开始依赖这种感受:”只是给你一丁点关怀,愿意听你倾诉,让你觉得自己不再完全隐形无形。””有时怀念一个人,怀念的并非施暴者本身,而是那个压抑环境中唯一出现过的人道关怀,尽管那个人也是伤害的参与者。”
小远至今仍然渴望被倾听。既然家里没人听,学校里也没人听,他就开始与自己对话,与人工智能对话,通过阅读来梳理自我。
一个17岁的年轻人完全依靠自己,为自己构建了一套叙事——这首先源于他的生存需求。创伤打碎了他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成年人会保护我,我是安全的,爱不会伤害。他必须找到理论框架去整合所有碎片,让混乱变得有意义,这样这些经历才能成为”过去的事”。但认知上的理解与情感上真正的”放下”是两回事。小远的讲述一直在呈现这两者之间的鸿沟。更为关键的是,暴力事件已经过去三年,一个孩子重建自我的唯一途径竟然是自我对话、自我叙事,这本身就是保护系统持续失效的延续。
当我们建立联系时,小远已提前在笔记本上准备了与自己的问答对话,用来呈现内心的矛盾。他甚至问我:”你能听我说完吗?”然后在电话中一字一句地朗读出来。
于是,我决定记录下小远想要表达的一切,呈现一个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加复杂的现实。我们习惯于用成人视角分析性侵事件、分析制度失灵的原因,但很少真正进入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去看清事情是如何一步步发生、如何在一个孩子的身体和精神世界中留下创伤、掀起一场至今未止息的风暴。
以下是小远的讲述:
“我渴望的不是这样”
我人生中第一次庆祝生日,发生在那所矫正学校里。学校统一收集生日日期,从我父母手中收取800元钱,组织所谓的庆祝活动、拍照、唱生日歌。那整天我都在哭,眼泪哭干了,即使在吹蜡烛的时候也在哭。别人以为我是被感动了而哭,其实是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一直把第一次生日看得很神圣。当他们把蛋糕递给我时,我吃了一口,第二口就吃不下去了。
从小到大我从未自己过生日。班上同学都在过,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奶奶每年会给我烧香拜佛、买牛肉,但我真正想要的是那种能拿到班级分享、大家一起吃的蛋糕。被送进去之前,父母还答应过要给我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生日庆祝。我想要的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大家分享一个小蛋糕,坐下来聊聊天。不是这样。
被带进去的时间是送行后的十天。2022年3月的某个下午,我正吃着午饭,四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出现了,声称我涉嫌欺诈,要求我配合。汤还没喝完,我就跟着他们离开了。上的是一辆面包车,不是警车。当时有点不对劲的感觉,但他们穿着警察制服,我怎么可能想到有问题呢?
从住处到那个设施大约十五分钟的路程,车上一片寂静。我以为目的地是警察局。车停下时下着雨,一位穿着迷彩服的教练走过来接我,告诉我这是所学校。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后来从奶奶那里听说,父母事先向奶奶编造谎言,说有人要带我去读书,让她先别回来。奶奶那天恰好在寺庙里。奶奶说,我父母在网上看到了这所学校的视频,发现离家不远,当天早上就直接打电话,把我送了进去。
我被带到一间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一位教练递给我一杯水。两个现有学生过来给我介绍,说你必须好好配合。我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他们说,有人一个月就离开了,有人两个月,表现好的话就能出去。他们补充说,这是戒网瘾学校,不放假。
这个地方有各种训练和体罚手段:全身各处夹着扑克牌做军姿;进行俯卧撑;两个人拽着你的手腕拖着你奔跑;整晚罚站直到天明。他们还上所谓的感恩课,主要内容是宣讲父母的艰辛。学生对着摄像机表达对父母的感谢、承认自己的错误。大家都愿意参加,因为他们期望父母看到自己”改好了”后会来接他们。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之间的互相检举。检举别人可以获得零食、减少体罚、获得休息机会——在那个环境里,检举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进入大约15到20天后,有一次我说想回家,恰好被一个爱搞检举的人听到了。他们把我带到全体学生面前,让我一边走一边大声念悔过书,从这端走到那端,对着每个人念,边走边念,边念边哭。他们不允许我哭,强制我继续:”我不应该想回家,我思想意识有问题,我应该自我改造,我是错的,我是异常的,我不应该不上学。”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只是这样反复念诵,就像是一场羞辱性的游街。之后我再也不敢在那个人附近说话。
有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一次训练结束后的傍晚,日落时分,我们坐在台阶上排成一行,聊起各自的事:我在家吃过什么美食,爸爸妈妈会给我做什么。一个男生说,我喜欢那个女孩,我真的想对她好,我不知道那叫不叫爱,但我的父母说那是早恋,把我送来了。我想跟父母说,我没做错。另一个人说他烫了头发,父母觉得他叛逆,给他剪了光头。他说他只是想做真实的自己,希望父母能爱上真正的他。这话戳到我心里。
阳光洒下来,我们坐在那里,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好像我们都没有父母描述的那么糟糕,我们都只是普通的孩子。一看到爱检举的人,我们就赶紧逃,跑得远远的。看到稍微善良一点的人,我们就凑过去,说着说着又哭了。言语是我们仅剩的东西。
进来大约20天左右的某个早晨,我们发现四个女生躺在操场上,旁边放着一个空的花露水瓶子。教练不让我们多看,把队伍赶到食堂。后来那四个女生就消失了,再也没见过。他们是新生,前一晚被罚站了整夜,可能精神崩溃了,在洗漱间隙趁机拿了一个女教练宿舍里的花露水。
有一天,我们宿舍的一个16岁男生尝试逃跑了。早上他消失了,晚上被带了回来。他被强行押进宿舍,不断冲向门外,推开了好几个人。几个老生把他按在床上,他用牙齿咬教练,教练拿棍子打他。他一直在喊一直在说我要回家。教练不许我们看。
我在床上睡觉,被动静吵醒,走去隔壁房间。那是和我一起吃苦的人,我却视而不见。我想,他为什么要自找麻烦?我太害怕了。但我从来没有举报过任何人,那是我的底线。
之前听人说三个月可以回家,我一直在数日子。清明节,我希望父母能来。三个月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出现。家里离学校只有15分钟,他们却没有来。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他们说:只要你思想不改,你这辈子别想出去。

“你们有没有想过我”
我是留守儿童。不满一岁时就被送给奶奶,和两个姐姐在武汉郊区一起长大。父母在外跑货运,每年春节才回来。
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想他们。每当奶奶在楼下接电话,我就坐在楼上听,等着他们叫我一声。可他们宁愿和奶奶说话,都不主动找我。我从没主动要过电话,我在想,你能不能主动来找我?如果真的要通话,我第一句想问的就是:你们想我吗?
春节他们回来时,爸爸喝酒,妈妈骂爸爸,然后把手机给我们玩,别的什么都没有。我喜欢看电视剧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样子,看到同学的父母也不错,我想我们也会像那样。但等他们真的回来,却和我的期待完全不同。
后来上网课,因为封城父母都被困在家。他们整天担心钱不够,玩手机。奶奶看电视。我们在房间上网课。
网课那段时间,班级里有人在私密小群说我父母死了。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我第一次对父母产生了严重的想法:为什么别人都有父母,而我没有。
初一时,有人偷我的饭卡,把我的书扔得到处都是。有个女生看我不顺眼,叫高年级的学生在教室外等我。被打之后我跟老师说了。老师当着全班说:你们再欺负他,小远就要跳楼了。我从没说过要跳楼,是老师自己说的。她可能想吓唬那些欺负我的人,结果适得其反。两三天后我回到学校,发现没人理我了。之前还有几个女生朋友,同桌还会聊天,那天以后全都没了。我一个人坐在教室后面,感觉被无形的压力压住。
我跟家里说了被打的事,他们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啊,肯定是你有问题。我说我整天一个人从早坐到天黑,我坐不住,我很害怕。他们说:哎哟,你在学校睡觉啊。
之后我每周只敢去一天,总是周五,因为放学早。这样持续了两个月。我真的想上学,但就是没法上。
那段时间我经常和奶奶吵架。待在家里,感觉没人信任我、没人理解我。每次吵起来,我就把衣服从柜子里翻出来,扔一地,说我恨你们。奶奶每次都不说话,慢慢地一件件把衣服捡起来,叠好,放回去。吵完了,她还是来叫我吃饭。
我不上学的时候,其实就想父母来陪我。他们回来了一次,打了我一顿,说我被魔鬼附身了,沉迷于手机。我爸甚至用手机远程切断过我的网络。
一天,父母回到家,说要我们一起去武汉市区住。我说不想去,想陪奶奶。他们说我留这里又不上学,又打了我一顿,把我的手机摔了。打完之后,他们又离开去继续跑车。第二天,我就被他们招来的教官带进了那所矫正学校。
三个月左右后,出了事。二楼的教练发现东西丢了,让学生做俯卧撑,直到有人承认为止。其中两个学生合计,把我推出去做替罪羊。我住在一楼,整件事跟我无关,但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好欺负的边缘人。教练罚我面对着走廊的墙蹲着,每30分钟换一班人盯我,从晚上蹲到第二天早上6点。
第二天早上,教练说,你别以为这事这样就完了。他说我这个样子活该,说,我怎么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呢,我们都被你骗了。
在别人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异常的人,网瘾少年,现在又多了一个标签:小偷。好像我永远都洗不掉这些标签。
我去洗衣房洗衣服,感觉身后的人在议论我。我开始哭,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绝望——本来就在盼父母接我,三个月了还没来,要是再待还得六个月。我拿起洗衣粉就往嘴里倒,混着水一直倒,但吞也吞不下去。旁边有人发现了,跑过来拦住我。教练说我”作妖”,让我喝水吐出来,又罚站军姿。
不久后,学校安排了家长见面。有老师跟着,走开了一段,但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在暗处监视。见面时我没敢往后看。
见了大概40分钟。刚见面我抱着奶奶哭,抱着姐姐哭,但我没有抱着父母哭。奶奶一直说我怎么瘦这么多,怎么晒成这样,你没有吃饭吗?我说我吃了。奶奶问我在这里过得好不好?我说好。他们带我出去吃了碗热干面,我就回去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在外面多待会,我说我怕在外面待久了,就再也不想回来了。
(小远的姐姐记得,那次见面,他们先被领进办公室等,负责人一见到父母就特别热情,端茶倒水,说小远”最近表现很好”。聊着聊着,对方突然问要不要把姐姐也送进来,她当场拒绝了:”我还想正常读书。”临别前,小远拉着她的手说:一定不要来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听话。她下意识觉得出了大事。回家路上她劝父母把弟弟接出来,父亲让她别再提这事,再说就把她也送进去。)
我不敢跟他们说我被体罚、喝了洗衣粉的事。很多人说,有人因为跟父母讲了被体罚,父母以为他在撒谎,说你根本没改好,结果被延期了。
“我对你的感情很深”
在那所矫正学校,我只有一个朋友,比我大两岁。第二个关心我的是张教练。他名叫张峰,管理所有教练,相当于教导主任,在学校待了两年。
第一次见面是刚进去时去洗澡,我不知道厕所在哪,问他路,他直接跟着我进了澡堂,在我旁边洗。我在最里面,他靠近我,我不敢看他。洗完后,他突然摸我的头发,给我拍了张照片。
他大约25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总穿黑色衣服,经常说自己要减肥,让我盯着他跑步。他的脾气反复无常,让人难以琢磨,前一秒还在笑,后一秒突然就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发火时的眼神好像要吃人一样。我们都觉得他是学校里最凶的教练。
我体能差,个子矮,训练老是拖后腿,他经常把我说哭。每次我哭了,他又没什么话说了。
大约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快睡觉时,他叫我过去,递给我一袋玉米糊,问我喜不喜欢这个?我说没喝过,想喝。他让我去冲了,喝完让我洗干净杯子,问我明天还想喝吗?我说挺好喝的。当时我完全懵了,他为什么要这样?
之后他开始对我好:给我零食,训练时照顾我,别的教练要罚我,他会把我拉回来说这个小孩不用练。学校组织辩论赛,奖励是零食。我很认真参加,但自己觉得表现糟糕。结果我获得了最佳辩手,他给了我可乐、泡面、零食。
我被冤枉偷东西那次,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小偷。他逐个去问,把整件事查清楚了,把我从那件事里拉出来。
他和我们男生睡一个房间,经常让我去他的上铺睡,我不去,他就强行把我换过去。有个晚上,他趁大家都睡着,钻进了我的被子。宿舍里有十几个人。后来警察调查时,那个宿舍的人应该是知道的,但没有人说话。
某个晚上,他翻出第一天给我拍的那张照片,说:你第一天来时,吹头发的样子好可爱。
那时我13岁,还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跟那个朋友说,张教练老摸我,亲我的脸。他问,你喜欢他吗?我说:可能吧,有点吧。我们就没有再提。
我不知道他对我做的算什么,就觉得他可能很喜欢我。我去找了心理老师罗老师。她胖胖的,戴眼镜,扎马尾,经常穿一身有小花的黑衣服,说话温声细语。她是学校里唯一一个讲课不总是回归到”你父母多不容易”的老师,讲爱人先爱己,让我们短暂地感到自由。咨询室有沙盘和书,可以坐沙发或椅子。她每周主动来找我做咨询,每次45分钟,总会多给我15分钟。我非常信任她。
我在咨询室里告诉她张教练的事。我眼神看着地面,两只手叠在一起,很别扭,说他经常摸我,还抱着我睡觉。话还没说完,我就听到她笑了一下。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说:哎呀,他只是把你当小弟弟看,这是保护欲。然后说你快去吃饭吧。
张教练会和我谈心,愿意听我说。我讲父母的事,说我在学校被欺负过。我经常哭。他叫我别哭,给我递纸巾,说别怕。他说,18岁前你叫我哥哥,18岁后希望你能叫我丈夫。他说以后要像哥哥一样保护我。他抱着我睡觉,说以后带我出去玩,问我想去哪。我说,我能不能以后和你一起去江汉路?我们一起去江滩。对武汉大多数孩子来说,那只是周末就能去的地方,但对当时的我,那成了天堂。
合同满期那天,他一大早就来找我,说你父母今天来接你了。我说真的假的?你不会骗我吧?我一直问,问那些老师,老师都点头说是真的。他帮我收拾好东西,把一张纸条塞进我的行李箱,上面写了他的微信号,说你一定要加我,我对你的感情很深。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爱我的人”
出来那天,父母、奶奶、二姐都来了。父母一直在感谢老师,说感谢老师把这么坏的孩子引向正轨,教他做人,把他养大成人。他们没有一句话问我。奶奶一眼看到我,说:你怎么晒这么黑,瘦这么多?她是第一个关心我的。
我对父母没什么想讲的,反而舍不得奶奶,抱着她哭。二姐也哭了。她比我大一岁。她说她一直知道那个学校打人体罚,一直跟父母说,父母说:你再替他说话,就把你也送进去。她才没敢说,一直在网上搜那个学校的信息,见到我时抱着我哭。
我脑子里一直转着张教练的那句话。我想告诉姐姐,其实我找到了一个爱我的人。
回家后我问父母为什么把我送进去,他们说他们有苦衷,说哪个家长受得了孩子这个样子。他们也没问我里面发生了什么。我跟他们说里面打人、体罚,我爸不相信,说怎么可能?离得那么近。
我提到生日的事,说你怎么能这样?我第一个生日就那样毁掉了。我爸说:我都花了800块钱给你过生日了,你还想怎么样?我说不出话来。
过了两三天,我跟二姐说,我找到了一个很爱我的人,他一直抱我,亲我。二姐问他对你做了什么?我说了。我姐很早就看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她把书给我看。她说这个教练很恶心。我一直在辩解,说他对我很好,一直帮我。后来我们一起查了法律资料,二姐说,性同意年龄是14岁,我当时才13岁,这叫强奸,这是犯罪,你在为罪犯说话。
我读完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书里描述如何一步步引诱,一步步实施,我感觉完全是一样的。看到书里他对很多女孩都这样做过,我想,他是不是也对很多其他人做过?一想到这,我就吐了。
后来我跟奶奶说,奶奶说我太傻了,怎么这么傻?她告诉了我父母,但他们没有报警,只是去找了学校老师,让那个教练别再找我。
出来后我加了张教练的微信,一直在质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到底爱不爱我?如果爱我为什么要伤害我?最后我把他删了,他来加我,我没有同意。但我好想同意,真的。他给我一种父亲从没给过的感受,我说不上来。这也是我没有立刻去告他的原因。
他来加我,说他很喜欢我,我能不能别删他?我没有回复,就挂在那里。我当时想,如果他再加我,我还是会同意的,你明白吗?纵然他是坏人。就像我告了他后有负罪感一样。
回家后我一直睡不着觉,睡着时反复梦见自己又回到那个学校,梦了一年。后来我怕睡觉。吃东西就吐,一直干呕。后来担心自己吐血,父母才带我去医院。
症状出现三个月后去了同济医院儿童精神科。诊断是严重焦虑和抑郁,医生建议我去六角亭住院——那在我们这边是专门关精神病人的地方。我说我不去,我又不是疯子,就吃药。一共吃了8种药,其中有种一袋几十粒,每天要吞下去。
我爸说我是装的。他们从始至终都不觉得那个学校有问题。那一年我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糟。他回家就骂我,说我不上学、不听课,我开着门缝上网课,他连进来看一眼都没有,就在门口一直骂。有一次他用斧头砸了我的门锁,那扇门再也关不上。

“我一定要把那个学校告倒”
出来一年后,我开始有了自杀的念头,活得很痛苦。一次父亲骂完我后,我冲向窗户想跳出去。奶奶看到了,一把拉住我,一直叫我的名字:小远,小远,你别糊涂,你走了奶奶怎么办?你成了孤魂野鬼怎么办?父亲跑过来,一把把我拽到地上摔下来。后来我要拿厨房的刀,奶奶一步都不敢离开厨房,拉住了我。
第二天,两个教练冲了进来,这次没有穿警察制服。父母都不在,奶奶也不在,二姐在自己房间不敢出来。他们问,你还认识我们不?我没说话,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想,那就死在里面吧,就跟着走了。
那次在里面待了大概七天,没有训练,就让我坐着。后来奶奶跟父母说,担心我在里面出事,让我去住院,他们才同意把我接出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了大约十天。
出院后我打算去报警,我要一定把那个学校告倒。
第一次我自己去派出所,紧张到在门口吐了,没走进去。第二次我带着奶奶和姐姐一起去。我说我要告那个学校打人体罚,警察说合同已签,让我去找父母。奶奶说,他在里面被强奸了。警察还是不太在意。后来是小周哥哥(记者周煜博),一个人打遍了检察院、派出所、武汉市各级电话,警察才接待我。
我父亲说律师太贵,直接用了法律援助。其实有个很著名的律师,全国专门打这类案件的,免费给我做,他们也不要,说政府派的更可靠。
最后法院审的是张教练,不是学校。判了猥亵儿童罪,五年零三个月。学校换了牌子,换个地方继续开。
我在法庭上连头都不敢抬。张教练在屏幕上,隔得很远,我看不清他的脸,我也不敢看。他说对不起他的家人,最后才说对不起我。
法庭上,我父亲突然站起来对我鞠躬道歉,说:对不起,我失职了,我不是个好父亲。法官都傻眼了,让他快坐下。他平时不道歉,质问时不道歉,偏偏在法官和检察官面前道歉。那是他唯一一次有反应,我想不通。很多东西我能原谅,但这一点,我真的很难原谅我的父亲。
我签了谅解书。一方面是对张教练的感情太复杂,另一方面是签了才能拿到更多赔偿,不签的话可能只有一万块。最终赔偿是8.5万元。
拿到赔偿后,我想买点自己一直想买的东西,因为他们平时都不给我买。我花了一千多买了游戏里的皮肤。
小周哥哥对我父亲说过,这笔赔偿是你的,应该用来好好看病,找心理机构。但我父亲觉得小周哥哥在难为他,认为医生没有用。
(记者周煜博:整个过程中我联系了致诚律师事务所,对方愿意为小远免费提供法律帮助,但被他父亲拒绝了。判决后,我建议他父亲用赔偿为小远做心理治疗,他没有回应。后来他父亲对我说,小远拿了钱就大手大脚花——当我问有没有去找心理机构时,他回避了,转而指责我从中作梗)
“哪些想法是我真的”
我准备了一些和自己的对话,用来呈现我内心的矛盾,你可以听我说吗?
(小远在接受采访前,在本子上写下了许多问题和答案。有的是他自己想的,有的是和ChatGPT讨论出来的。接下来,他在电话里逐字读出——)
这几年我读了许多书,柴静、阿伦特、福柯,有的读原著,有的读解析。有时一页要读两个月,有时逐行阅读。因为我一直有个疑问:一个人是怎样被环境一步步改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我想搞清楚我自己。

我被教练强奸后,反而对他产生了依附。小周哥哥说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我有自己的理解方式。我在笔记里写了几个问题:那个教练是什么时候让我依附他的?是威胁之前还是威胁之后?在那个环境里,他是不是少数愿意表达关心的人?在学校我最想获得什么?是自由?是安全感?是被理解?还是仅仅有人肯听我说话?
因为很多时候,依附的对象不必是最好的,而是唯一的。我只能依附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好。
如果我把那个教练从记忆里删除,我对他的情绪是什么?是恨?是感谢?是思念?是厌恶?是同情?还是这些混在一起?我的困惑就在这里。假如他是纯粹的坏人,事情就简单了。但现实中伤害人的面孔并不单一。
到现在,有时我还会想他。我觉得自己好贱。真的感到心痛(小远在电话里哭得喘不上气),明明他伤害了你,你反而要爱他,他好像是你生命里唯一对你好的那个人。很多人期待受害者表达清晰的情绪:我恨他。但我没有。我对他没有恨意,可能有些内疚,因为我本来只想告学校。我其实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好好听我说话的人,他恰好做到了一点。
我想念的是什么?是他这个人,还是他给予的感受?训练后的一点照顾、听你倾诉、让你感觉自己不完全隐形。有时想念一个人,想念的其实是那个环境中唯一出现过的人性闪光,尽管那个人也参与了伤害。
我把他送进了监狱。奶奶说他出狱后会报复我,我说那就报复吧,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我一定要见他一面,纵然他拿刀捅我我也无所谓,但我一定要听他把话说完。我想听他为什么这样做?他难道不知道我才13岁吗?我就想听个为什么。我知道我们两个不可能有未来。纵然我很想念他,但有个底线,我那时未满14岁,是强制的,这个底线无法逾越,纵然你爱我。
整个特训学校经历中,心理老师罗老师让我最失望。因为她本来应该保护我。每次咨询,罗老师都在旁边手写记录,分析我的状态。我跟她讲了许多:想念奶奶,很想家,说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还说我觉得这个学校就是大型PUA场所。她笑了笑,好像表示同意,但具体说了什么我没听清,或者忘了。我跟她讲过体罚,她说我很坚强。她从没说体罚是错的。
那是2022年9月,我刚离开学校没多久,刚和二姐确认了那件事的性质。我把和张教练所有的聊天记录打包发给了她。她回了一条信息: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没有回复。我心想:我告诉过你。
她每次都听我讲完,记住了我很多话。为什么就这个忘了?那一次她为什么突然就让我去吃饭了?如果我接着往下说,会怎样?
她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人们往往只听得进自己能理解的话。一个13岁的孩子说他经常摸我、和我一起睡觉,她听到的就是这些——她没有把那作为求救信号。
我不认为她是好人,也不认为她是坏人。我觉得她可能就是上班拿工资,这是她的工作。
但我仍然愿意相信,她其实没有看透这个学校,因为她后来辞职了。
我和很多人都说过张教练对我做的事。最可怕的是,我一直在表达,但没有人真的听见。包括进戒网瘾学校前,我说过的任何话,没有人听见。很多人想象的受害者是沉默的——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说出来?但这和我的经历完全反差。
整个防护系统都瓦解了。教练失职,心理老师失职,学校失职,家长失职,监督失职。一层一层本应保护你的防线,全都没起作用。
阿伦特在写艾希曼时说:别急着把人妖魔化。艾希曼不是电影里的恶魔,他是个普通人。这让阿伦特震撼,也让我震撼。所以看到罗老师、看到举报我的同学、看到父母,我的第一反应都是,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那我自己呢?那个学校到底改变了我什么?
我问自己:假如13岁时有人突然打开门,说你可以回家了,那一刻我会想做什么?我会想找奶奶,我要好好读书,我对不起奶奶。你说可笑不可笑?明明之前我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理解和观点,到了这里,我说的是我对不起奶奶。学校一直在灌输一种叙事:你今天变成这样是你的责任,你让家人失望了,你欠他们人情,你必须改变自己。当一个孩子觉得自己对所有人都欠了账,他就不会再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很多控制机制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让你责怪自己。
检举别人会获得食物、休息、减少训练。如果这些都特别稀缺,检举就从道德问题变成了生存问题,是环境在塑造我们的行为。
福柯让我看到:一个词语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谁定义了”正常”?我从自身上就看到了:网瘾少年、小偷、正常人,每个标签都在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也改变着我对自己的看法。
我最在意的,是在那个学校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不像自己的那个时刻。很多年后,我发现我曾经嘲讽过逃离的人,曾经相信警察不会帮我,曾经觉得自由是错的,曾经依恋伤害我的人。我现在回头看,会产生一种震惊:我当时怎么会这样想?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哪些想法是我真正的,哪些是后来被强行塞进我身体里的。
学校一直跟你说,父母多爱你,父母为你付出多少,你辜负了他们。你慢慢学会从父母的视角看待自己,但没有人教你从自己的视角看待自己。有时候,我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和你这样做仍然伤害了我,这两件事是同时存在的。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搞不清这一点,总觉得要么恨父母,要么原谅父母。其实不是这样的。
理解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真的理解了;另一种是被迫的,是在那个环境里学会的。看起来差不多,但完全不同。被迫的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困难,所以我的痛不重要。久了就会想,我是不是没资格委屈了?看起来是理解,实际上是压抑。
我问自己:当我今天说理解父母时,有多少是经过这些年思考后我真正得出的理解?有多少是学校里的声音到现在还在脑子里说,他们都是为你好,你应该懂事。我还没分清这两种声音。
一个父亲发现孩子不上学、整天玩游戏,会感受到什么?羞愧、恐惧、无能、绝望。有时家长把孩子送进去,不是在惩罚孩子,而是在拯救自己。这是个很残酷的问题。

“有些东西保留下来了”
出来后,初中零零碎碎加起来只上了三个月。现在我上职业高中,学计算机,学校同意特事特办:早上10点来,下午坚持不住可以5点走,一周请一次假。学校有朋友,也有人歧视我,但没人再敢堵我、骂我。
我没有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大概就是我自己。身边的朋友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近不起来,远也不起来。真正能说上话的,是小周哥哥、小二叔叔,虽然是忘年交,但离得太远。
从今年3月开始,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单间,一个人住,一周回家一次看奶奶。房间不到20平,有桌子、空调、柜子,公用厕所。每天放学后能学就学5分钟,学不了就出去走一会,或者直接睡觉,睡到早上。
每周看一次医生,还在调药,睡眠这个月才刚刚稳定——7点睡、7点醒,这是五年来第一次作息规律。头还是疼,到了晚上特别疼,疼到想睡觉。诊断书上写的是”青少年情绪障碍”,医生留了余地,说这样档案好看,以后找工作、上大学不会受影响,但药还是一样开。
走进教室,恐惧感就袭来。灯光刺眼,翻书声,稍微大一点的声音,我就想是不是那群人又来了?
每次慢慢好转,身体就出现新症状。纵然我思考了这么多,身体不会忘。
身体记得哪种脚步声代表危险,哪种敲门声意味着有人来了,哪种呼喊声意味着有人要被罚,哪种水声意味着你要被打。这些记忆不需要思考,直接出现。身体有时比大脑更诚实。
他们拿走了我的一部分东西,那种孩子对世界天然的相信——如果我说出来,大人会保护我,因为我未满成年,社会都在保护我。这种相信很难恢复,到现在我仍然很难信任这个社会。
但有些东西,他们没有拿走。
他们没有拿走我的好奇心。彻底被塑造的人,不会一直问为什么。而我这些年几乎每天都在问。
同理心甚至更强了。我会去想那个报警的小女孩,去想心理老师,去想家长,去想同学,甚至去理解施暴者。我的签名是林奕含的那句话:希望拥有对他人痛苦更多的想象力。
愤怒一直都在,只是形式变了。童年时是: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打我?为什么把我送进去?后来变成:为什么制度允许这发生?为什么没人听见?为什么弱势群体这么艰难?
反抗能力也没有被拿走。很多人以为勇气是当众反抗,但有时勇气是很多年以后还能说,那件事不对。
还有对人的复杂性的认知。到现在,我都没把任何人简单分类。心理老师让我失望,但我记得她的好。教练伤害过我,但我记得他的照顾。父母伤害过我,但我理解他们。人遭伤害后,最容易做的就是简化——好人、坏人、敌人、朋友。但我一直在抵抗这种简化。
其实我很讨厌别人把我当成励志典范。我没有说自己完全走出来了,没有战胜什么,我只是想说,有些东西保留下来了,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