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协助实施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人口的大规模监控、囚禁和意识形态教化的执法人员张亚博,如今成为了极少数愿意对外披露这段历史的人。
在德国国会的演讲厅中,这位前警察在陈述他的经历时数次泪流满面,几乎无法继续。
在新疆警察系统服役了九年后,张亚博直接参与了中共对维族民众的压制运动。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估计,在这波运动最为激烈的时期,大约一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族群被关押在再教育营。
虽然有数万名执法人员在新疆实施政府的压制政策,但像张亚博这样站出来揭露内情的人几乎没有。在今年6月于德国议会的证言中,他将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比作一座巨大监狱,其高墙不仅禁锢了无辜的维族人,也摧毁了执行者的心灵。
张亚博描述了在安全部门服务期间承受的巨大压力——频繁的夜班轮换、在办公室打地铺睡觉,以及时刻面临惩罚的威胁。他透露,自去年夏天他向德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后,北京当局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将其列为叛国者,并对其家族进行骚扰。
他后来提到,在国会演讲收尾时,他哭得”像个婴儿”。他仓皇逃离了讲坛,再未出现。
新疆人权专家郑国恩表示,张亚博在那一刻释放了所有的内疚、恐惧和情感压力,”就像一道高坝突然决堤,释放了积蓄多年的洪流。”
张亚博的叙述与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关于中共对维吾尔族群镇压的记录相符,并提供了罕见的内部证词和具体细节。他同时揭示了那些被迫参与此类镇压政策的普通人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张亚博出具了大量材料证明他的服役历史,包括警察证件、工资单、社会保障记录的副本,以及他参加审讯和政治学习会议时的照片。然而,他在新疆究竟执行了什么或没有执行什么,我无法完全独立验证;我的判断只能建立在他的陈述基础上,而他或许隐瞒了某些细节。
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存在人权侵犯,声称这些设施是为打击恐怖活动和宗教激进主义设立的职业培训基地。北京表示这些中心已在2019年关闭。
考虑到北京当局有打击流放海外异议人士的记录,张亚博的公开发声需要很大的勇气。不过,他所寻求的远不止是道义上的认可——他渴望被看作一名这个国家机器的受害者,而他在这个机器中效力了接近十年。
从贫困到权力的阶梯
对张亚博而言,迁往新疆并后来成为本地警察,提供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他在1986年出生于河南中部的一户贫苦汉族农家,那个村落直到他八岁才接通电力。2006年他前往新疆就学,毕业后留在农村小学教数学。他与一位老乡结婚,二人在2011年迎来了儿子。
2014年年底,为了增加收入,他辞去教师职位,来到和田地区一家看管设施担任警卫,该地区维吾尔人占人口比例约90%。他的月薪从教师的四百美元上升至六百五十美元。
在近两年的任期内,他的职责包括监看录像、分配食物和药物,以及搜集关于被监禁者(绝大多数是维吾尔人)的证据。他目睹了审讯室传出的呼救声,看到被囚禁者遭暴打和被剥夺睡眠。有时审讯结束后,他看到已被折断的警棍。当时他相信了官方宣传,认为那些受审讯者都是恐怖分子。
为了谋求更优渥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张亚博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于2016年末正式加入警察行列,此时中央正在筹备大幅度扩大新疆的囚禁运动。他为自己的警察身份感到荣耀,月薪增至约九百美元。
2017年初,新疆的新党委书记陈全国发出了进行”粉碎性打击、毁灭性打击”的号令。根据泄露的公文资料,这包括逮捕任何表现出宗教信仰迹象或政治异议”迹象”的人员。这些迹象可能是留须、学习阿拉伯文或进行礼拜。
张亚博参与了深夜突击维族居民住宅、没收《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物件的行动。”我们通常是突击组的先锋,”他回忆。”我当时被灌输了要相信他们是坏人的思想。我们被教育要把他们视作威胁。”
在2017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张亚博随同运输车队,将成百上千的维族民众运往分布在新疆各地的监禁场所(新疆面积约等于加州)。运输过程中,被拘者带上镣铐、蒙住眼睛,被指示使用塑料桶排泄。张亚博负责给他们分配面包和饮水。
“我的工作就是照顾车上人员的基本需求,”他说。
到了2018年底被分派到一个警务室后,他开始感到厌倦。他说同事们会不断地带回维族被拘者,他负责搜身并确定他们的去向。长期睡眠不足,主管脾气多变。
他对被临时调派去管理约3000名被强制用于农业劳作的维族劳工的工作有所缓解。这些劳工每天早5点起床,乘坐数小时汽车抵达棉田,深夜才能返回住所。
这对张亚博而言是喘息的机会。他的主要职责是防止逃离和宗教活动。
他通过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知悉了国际社会对新疆强迫劳动的抗议,但接受了官方的表述,即这些说法是虚假的、抹黑中国的阴谋。”我没有深入思考,”他说。”我未曾停下来确认这是否属实。”

张亚博用高墙的比喻描绘新疆的运动是如何禁锢了”那些被强制参与其中的人们的心灵”。
长时间以来,张亚博基本上遵循上级指派的命令。但在疫情时期,官府的强制措施开始侵犯到他个人。他说自己曾在某村警务所被隔离约十天,一次出差后又在废弃派出所被隔离将近一月。”疫情使情况更糟,因为这次涉及我本人,”他说。
2021年8月,他被派驻玉如什开村,那个村子约有1700名维吾尔人。村里约40%的成年人曾进过监禁场所,约一百人仍在刑期内,意味着不少家庭只有小孩和老年人。在两名维吾尔籍助手协助下,张亚博的任务是调查在家祷告、缺席升旗仪式、不参加汉语课程,甚至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员。
政府的监控体系会对”异常”行为自动产生预警。他说,如果某户人家电表显示用电量上升,警察就会上门询问原因。
警察工作为张亚博带来了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各项便利:医疗优先权、免费停车权。到2023年,他的税后月薪已达约1250美元。
然而他说,在警察等级体系中,他只是可替换的消耗品。上司经常辱骂警员,把他们比作”必须用鞭子赶的驴”。2023年12月他刚到村子第一年时,因为一次没接到对讲机信号,一位领导惩罚他在零下的天气在路检站连续执勤72小时而且没有足够的保暖装备。
加班一个接一个,他长期与家人分隔。自2017年来,他就没有和父母一起过过春节,申请假期参加妹妹婚礼也被拒绝。平均每月他仅能见妻儿一次。
还有必须完成的配额。从2023年起,他每周必须上报一条能用于拘禁的线索。张亚博说他经常无法达到指标,不得不写检讨,惩罚是连续24小时工作。频繁进入村民的住宅让他对维吾尔人的刻板认识产生了动摇。他越来越不情愿走进村民家中或阅读他们的私人通讯,尽管他仍在继续执行其职位的监控要求。

警队工作使张亚博获得了更高薪资和更多福利。
精神觉醒的阵痛
到2023年9月,张亚博无法再忍受下去,决定辞职。
他前往南方城市广州,开始学习英语,梦想有朝一日能出国深造。他使用翻墙软件突破网络管制。他最初搜索的词汇是”新疆”和”陈全国”——后者是该地区前任强硬派领导。令他震惊的是,他曾工作过的那些被他称为”再教育中心”和”职业培训中心”的地方,在网络上被描述为集中营。在那之前,他只在二战记录片里看过这个词。
“搜索结果让我头疼欲裂:我的思想被撕裂成了两半,一方说一件事,另一方完全否定,”他说。”两个相反的世界在我的脑海里争战,我每夜失眠。”
2024年初正式离职后,他精神受创,寻求精神寄托。他从给儿子睡前朗读的圣经故事中找到了安慰。2025年4月,张亚博在广州领受洗礼成为天主教信徒。四个月后,他带着14岁的儿子去欧洲旅游。他早已计划好,一旦有机会就会脱离旅游团,申请庇护。
当旅游团进入新天鹅堡——这座巴伐利亚的梦幻城堡启发了迪士尼睡美人城堡的设计——张亚博和儿子无声地溜了出来。他们前往慕尼黑,拜访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张亚博曾在新疆多次听说过这个维权倡议团体,当时被官方宣传为分裂主义恐怖组织。
他已提交庇护申请,现在暂住在德国南部的一所收容中心,他的儿子则住在附近的寄养家庭,念当地的学校。一次共进意大利面的晚餐中,这个15岁的孩子告诉我,他最怀念新疆的香辣炒米粉。张亚博的妻子仍在新疆,两人已办理离婚手续。
张亚博现在把精力投入到与研究人员、媒体和权利保护组织的接触,记录维吾尔族群遭受的迫害是如何被实施的。
“在中国数百万警察中,他是唯一一个敢于发声讲述真相的人,”协助张亚博在德国落脚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领导人之一赛义德表示。他表示他们的组织起初对张亚博很怀疑,但审查了他的文件后,疑虑消退了。
华盛顿人权组织中国研究部主任、维权学者郑国恩表示,张亚博所讲述的是”我们之前主要依靠政府档案、官方媒体和幸存者证言推断”的基层事实。

张亚博在2025年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时的照片。
维尔茨堡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施米特教授与张亚博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指出张亚博的证言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具体信息,说明在大规模羁押时期平息后,压制如何继续存在,并在农村生活中演变为”常态化”。
不过,曾与张亚博在德国接触过的人士告诉我,我们了解到的只是他希望我们知道的内容,他的实际知识很可能远超他所披露的。
他清晰记得他填写过的表单、贯彻的指令和他蒙受的侮辱,但关于最严重的滥用问题则记忆模糊。他谈及听到过呼救声、看到过审讯后的被拘者状况,但对设施内发生的死亡、性暴力和刑讯逼供的细节著墨甚少。他坚持宣称自己向来诚恳。
他也期望世界承认他作为基层警员所遭的痛楚。
“我的痛苦与维吾尔人不相上下,某些方面甚至更剧烈,”他反复对我强调,”你们新闻工作者为什么不记录我的故事?为什么只关注维吾尔人?”
当然,汉族警官并未被迫丢弃自己的语言或民族认同,无论环境多么严峻,他们有能力离开警队或撤离新疆。他们不会遭到任意监禁、强制劳动或酷刑折磨。他们也不会因为打篮球或做运动就被认定为潜在恐怖分子。
“尽管工作过程中承受了种种苦难,但你还是能回到家,吃一顿好饭,想象一个未来,”维吾尔权益倡导者库尔班说。”你不必生活在持续的窒息般的恐惧中——害怕十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会导致你在明天消失无踪。”
施米特指出,尽管这样,张亚博觉察到的虐待经验证明了这套体系对工作人员本身是多么的无人道。而对底层警员如张亚博而言,离开中国并公开发言本身构成了对体系的反抗。
张亚博反复强调,他从未对任何维吾尔人施加过刑讯。他把自己描绘成国家机器中的一颗小螺钉,职责不过是填表、看守和处理后勤。他宣称上级和维吾尔籍警辅才是执行最直接、最粗暴任务的人。他声称像他这样的基层汉族警官是无辜的。
张亚博的自我开脱是出于自我防护本能,还是因为无法心理上承受深层自我认知的冲击,亦或只是多年体制生活养成的思维定式,目前还不得而知。库尔班表示他不认为这是出于有意的逃避。经过多次交涉后,我也有了类似的想法:在维吾尔族群遭受巨大苦难的大背景下,他似乎真正无法看清自己角色的完整图景。
他的挣扎也折射出他所在国家的状况,在那里,官方长期封锁了关于大饥荒、文革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记忆。与德国数十年来不断进行纳粹罪行审视不同的是,中国几乎不存在关于共谋者、犯罪和责任的持续公众讨论空间。
库尔班指出,在暴虐制度内工作不会必然使人变成恶魔。但仅仅因为自己只充当了次要角色、未亲手实施最严重的暴行就声称无责,也是站不住脚的。
张亚博表示,他的信仰告诉他,他如今的使命就是发声讲述真相。
他在德国议会的演讲最后说:”如果你保持沉默,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