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仿佛正踩在一根高悬的钢丝上前行。
摆在世界面前的，是人工智能革命将以何种方式展开、又该在哪里设限的问题。若过分保守，我们可能错过AI推动经济增长、加速科学发现、扩大繁荣的机会；若约束不足，则可能带来就业震荡和社会秩序失衡。关键在于把握平衡。任何时候，只要控制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人类都可能跌入深谷；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确信自己一定能安全抵达彼岸。
这正是本世纪最严峻的生存性考验。
上个月访问中国时，我们接触到的中国科技企业高管普遍看好AI，但在“发展速度应有多快”这个问题上，他们明显比硅谷谨慎。有人不愿过快用AI替代员工，有人担心如果AI引发太大冲击，整个中国AI产业都可能遭遇政府压制。甚至有位首席执行官直言，与其全速狂奔，不如慢一些，以免重现工业革命时期卢德分子式的反弹——当年19世纪英国工人为阻止机械化扩散，曾冲击工厂、砸毁动力织机。
中国政策制定者同样在鼓励增长与维护社会、政权稳定之间摇摆，而稳定始终是中共最看重的目标。今年4月，武汉数十辆无人驾驶出租车突然把乘客滞留街头后，中国暂停发放新的自动驾驶牌照。同月，中国一家法院裁定，企业不能仅因计划用AI系统取代人工而解雇员工。6月公布的新一轮就业五年计划，也承诺防范大规模失业风险，并借助AI创造就业。此外，针对未成年人的AI虚拟伴侣禁令将在7月生效。
中国当然不是完美样板，但这些措施确实有助于提升公众对AI的接受度。斯坦福大学近期报告显示，中国约84%的受访者对AI感到兴奋。相较之下，美国社会对这项技术仍高度怀疑：许多社区抵制数据中心建设，家长担忧孩子对AI伴侣产生不健康依赖，工人害怕岗位被取代，政策制定者提醒国家安全漏洞，研究人员则持续争论灾难性风险。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人们真正想问的是：AI究竟会让我的生活变好，还是变糟？
答案并不容易，因为AI带来的好处分配不均，而且常被包装得过于夸张。所谓“锯齿状智能”就是原因之一：AI可以在某些领域表现惊人，却又会在极其简单的任务上出错。因此，当硅谷一部分人预告就业末日即将到来，另一部分人又说行业宣传过火时，公众情绪转向负面并不奇怪。盖洛普去年的调查显示，80%的美国成年人支持政府监管AI，即便这会减缓技术进步，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都持类似看法。连过去通常最愿接纳新技术的美国年轻人，如今也更愤怒、更怀疑。
完全拒绝人工智能并不是出路。它能够帮助诊断疾病、预测蛋白质折叠、改善农业、提升灾害预报、设计新材料、加快科学和药物研发，也能让机器人在太空、火场、雷区等危险环境中工作，从而保护人类安全。
但技术如何扩散，从来不是命中注定。如果AI被看成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获利的工具，公众必然会反抗机器。AI若无法在短期内获得社会许可，长期也不可能真正改善生活。因此，真正的难题并不是美国或中国谁能取得压倒性优势，而是两国是否都能找到一种办法，在不撕裂自身社会结构的情况下，让AI红利落到更多人身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给出答案。
硅谷高管和美国各地政策制定者正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今年，美国各州已提出数十项法案，试图给AI设立安全与隐私护栏。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的行政命令，希望在新模型向公众开放前让政府拥有更多审查权。OpenAI等公司也开始承认，强有力的安全规则有助于缓和不断上升的公众反对情绪。然而，美国该如何继续向前，仍没有形成明确共识。我们知道巨大冲击正在逼近，而且AI能力提升速度超过政策反应。要修补可能即将断裂的社会纽带，需要更大的构想。
要走完这根钢丝，既需要大胆方案，也需要渐进措施。一个可行起点，是把AI视为公共项目，建立民粹主义式的AI议程。就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把太空探索塑造成国家使命，而非私人企业的单独事业，政府也应以类似方式介入AI，确保利益惠及公众，而不是只流向建造它的公司。具体做法可以从几方面展开。
第一，将一部分AI利润作为共享资源，直接返还给国民。形式可以是由AI企业以股票或现金注入的主权财富基金。类似先例并不少见，比如新加坡淡马锡在1974年以国家关联公司股权注资成立，澳大利亚未来基金则把财政盈余和私有化电信企业中的政府股份转化为面向后代的永久基金。另一条路径，是把AI利润重新投入年轻人身上，因为他们可能在职业生涯开启前就面临被替代的风险，也需要学习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毕竟，AI时代的成果并非少数公司的独自创造，而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数百年知识积累之上。
第二，支持私营部门开发那些它们未必愿意承担的公益型AI模型。例如，帮助民众理解政府服务与福利、获取法律援助、教育孩子的模型。我们相信开源AI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和修改它。这样，地方政府、图书馆、研究人员、小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独立开发者都能参与建设、拥有、检查并调整模型，使其符合社区与隐私需求。
对政府和企业来说，这意味着要扩大共享AI算力基础设施，帮助公众更好理解和使用AI以改善个人福祉，并资助真正开源且安全的美国模型。仅靠公司自己无法完成这项任务：高昂的算力成本会迫使它们优先服务出价最高的客户。某些技术必须通过扩大准入、降低价格，逐步转化为公共基础设施。英国曾将电力国有化，美国曾监管铁路。过去能做到的事，现在也可以再次尝试。
第三，监管一个已经形成跨党派共识的领域：儿童和青少年如何与AI互动。当前已有数项跨党派法案提出未成年人保护、家长控制以及对违规平台的惩罚。应当推进这些法案。正如社交媒体时代已经显示的那样，缺乏监管时，行业很难真正自律。
美国社会曾经消化过重大技术剧变，从工业革命到计算机时代皆是如此。那些转型之所以能在政治上维持，是因为改革者和立法者建立了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公共教育和反垄断制度，使技术成果扩散得更广。而这一次，许多美国人根本不相信AI收益会被分享。能否改变这种局面，取决于政策制定者，也取决于AI建造者。
人工智能必须服务大众福祉，而不能只让少数企业盈利、把多数人甩在身后。否则，社会会抵制它、拖慢它，甚至围绕它发生冲突。那样一来，站在钢丝上的美国将很难继续保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