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结构升级的大潮中，昆山这个曾经的制造业重镇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随着企业向自动化生产迈进，许多低端技能工作岗位在逐步消失，导致大批劳动者面临就业困境。
这座县级市拥有一个设计精良的公园。沿着清澈的水面长满了如烟柳丝。身穿健身服的晨练者在环绕着现代化儿童娱乐设施的路径上奔跑，众多孩童在器材前嬉戏。
然而在这座公园的僻静处，31岁的胡新兵（音）正在打盹。经过多年努力，他仍然没有分享到这座繁荣城市带来的红利。这一天，他再次未能找到工作，只好躺在灌木下，用厚衣服作枕头，期待明天能有不同的结果。
周围还散布着其他十多名失业男性，各自在长椅或帐篷内休息。这里是距离上海50公里左右的昆山。
这样的局面在不久前是难以想象的。上一个十年里，全球每三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在昆山生产，它是中国电子产业的核心枢纽。多个十年来，数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涌向这座城市，为国际品牌代工组件和设备，获得相对稳定的薪资。长期以来，昆山在中国最富裕县市的排行中名列前茅。
如今的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将发展重点转向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胡先生所代表的数千万低技能劳动者开始被历史边缘化。当地政府为投身尖端技术的企业提供了优厚的扶持措施。同时，受到国际贸易冲突的冲击，传统电子产品生产商加速了自动化改造，人力需求随之大幅下降，薪资水平也在缩水。
“现在都是机械手臂在进行装配作业。这些工作已经不需要人工完成，”来自相对欠发达的内陆地区河南的胡新兵表示。
他提到，在过去几年中，他曾在和硕集团和英业达等大型代工厂长期工作，这两家企业都是全球知名科技公司的核心供应商。在生产旺季，他的月收入可达6000元。但据他说，原来的公司引进了自动化设备后，人员编制大幅精简。进入5月后，他转为日薪工作，主要从事安保任务，日薪在60到120元不等。
“按这个趋势发展，感觉我们这样的人最后就真的没有出路了，”他叹气道。
胡新兵在参加上海某大型活动的保安工作中。因为失去了工厂的固定工作，他现已沦为靠日薪维生的底层劳动者。
胡新兵和许多处境相似的劳动者的困顿，映照出中国在向高科技强国转变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在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已确立了全球领先地位，在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竞争中也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然而，这些行业释放的制造类岗位主要面向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新增就业机会无法弥补低学历劳动力的失业缺口，而后者依然是中国劳动人口的一个重要部分。
许多失业者因此转向零散临时性工作，要么在曾经的用工单位寻找短期工作，要么从事安全保卫等服务性工作。
专门研究昆山工人群体的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指出，仅在制造业领域，零散工就已超过4000万人。一些大型生产基地，零散工甚至占据了劳动力总数的80%。这类劳动者几乎无缘获得技能培训或探索更好的职业机会。
“随着智能生产技术的推广和产业层级的提升，零散工人队伍的规模将进一步膨胀，”张丹丹在一篇中文媒体评论中如是说。（她也指出，一些劳动者，尤其是年轻人，实际上更倾向于临时性工作，因为合同工虽然薪酬有限，却束缚太多。）
她主张对从业人员进行能力再造，并加强权益保护制度。”这是决策部门必须正视的现实，”她表示。
中国的一些法院最近判决，用人单位不能以职位被机器所替代为由单方面解除合同。然而这些判例主要涉及脑力工作者，对胡新兵这类体力工人的保护力度有限。
汇集苦难者的公园
这座名为震川好人公园的场所现已成为全国知晓的困难人群集聚地。它的位置毗邻几座大型厂区和一个用工信息点，每日清晨4点起，工头和用工中介就云集于此，直到当天的岗位招满为止。这个休闲场所吸引了提供廉价美发和平价盒饭的小商贩，与此同时，不少中产家庭也把这里当作家庭休闲目的地。
入夜后，工人们就在附近的简易住所歇息，一晚费用仅需20块左右。也有人干脆睡在户外。
近些年来，深圳等其他制造业重镇的工人市场周边也相继出现了这样的临时聚集点，胡新兵这类寻求零工的人常来这些地方碰运气。
一名北方城市的临时工人。根据北大教授张丹丹的数据，制造业的零工人数已达4000万规模。
胡新兵出身农村，初中学业完成后就开始谋生，在昆山工业园从事电路板和移动设备的组装劳动。
这些工作既重复无趣又伤害身体——他因为腿部疾患曾停工整整12个月，医学人士推测这可能与作业环境中的有害物质相关——但这些工作提供了生计保障。他回忆说，那时候他每年都能积累几万块钱。
不过疫情发生后，就业机遇开始逐步紧张。当全球贸易关系趋于复杂，许多生产企业选择了收缩或迁移生产地，昆山的工厂也未能幸免。
同步进行的是中国对科技霸权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对机械与智能系统的大规模投资。
2024年时，胡新兵重新进入了一家此前的雇主——一个生产高性能笔记本电脑的车间。他描述说，从前的操作间里，工人们在手工拧紧螺栓和零件。
“再一次走进那个厂房时，我的天，已经一个活人都看不到了，”他惊叹道。”满眼都是机械手臂。”
他补充说，工厂仍然需要人手把元件和线路整理放入托盘，再由机械臂完成最终安装。管理层把这些工序定义为”机器人的伴助工作”。按胡新兵的估算，现在每个操作区的人数大约是以前的50%。
这类工作同样令人身心俱疲，某些方面甚至更加苛刻，尤其当节奏跟不上时，警告声就会响起。他怀念与许多工友一起劳作、交流的日子。
“现在周围全是无生命的机械，还要铆足劲儿工作，”他说。
2023年某个时期，一名工程人员在昆山的某生产厂修理自动化机械。胡新兵曾在相似的厂房工作过，当时人手充足。现在呢，”都是机械臂在做装配活。”
对于中国在自动化领域的进步，胡新兵内心是欣赏的。他见过由机器人调配饮品的服务亭，也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舞动身体的人形机器。他还记得被隔离的日子里，无人机为他运送了生活物资。
但这份钦佩往往伴随着焦虑。他担忧自己体力有限，脑力也跟不上时代，无法学会能保护自己的新本领。
“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学这些确实很吃力，”他坦白道。
那个没找到工作的夜晚之后，胡新兵按照惯例天亮就起身了。这一回，他总算接到了一份活儿——在上海某个大型娱乐活动现场充当安保人员。天色未明，他与其他数十位同行乘坐班车驶向活动地点。在那儿，他搭建隔离设施，防止兴奋的小朋友们冲入游行路线。他这天挣了大约120块。
晚间，他又坐上返程大巴回到昆山。若是天气还不错，他很可能会在公园里再呆一会儿。
翌日黎明，他又会起身，循环往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