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降温与AI入场:影院时代会不会被改写?

“电影会不会消失”这个问题,近几年总会周期性被重新提起:2024年短剧市场规模超过电影票房时,人们讨论过;2025年单月票房创下疫情期外10年新低时,人们讨论过;到2026年AI快速迭代,这个话题又一次被摆上台面。

从市场表现看,春节档结束后,电影票房明显降温,相关讨论减少,新片供给不足,甚至有演员公开喊话求职。除《给阿嬷的情书》外,几乎没有影片突破10亿元。全年第二大档期暑期档,也没有随着气温升高而真正热起来。

产业上游同样在转向。AI降本增效和战略布局成为风口,传统电影的市场空间看起来被进一步挤压。儒意、博纳等电影公司都开始把注意力投向AI,探索它在影视制作各环节的使用方式。

市场疲软叠加AI浪潮,让传统电影的当下处境和未来前景都充满不确定。“传统电影走弱”正在成为行业共识:项目少、角色少,观众也不再轻易为导演、演员或宣传物料买单。AI打开行业结构变革的盒子后,从业者焦虑被进一步放大,“手搓”被调侃成非遗,电影似乎正在走向短片《地球最后的导演》所预言的“夕阳产业”。

回看电影史,每一次所谓“死亡危机”几乎都伴随技术更新。这一次也不例外,只是不同之处在于,AI不是动摇电影的某一个环节,而更像一次覆盖全链条的结构性洗牌。

票房持续遇冷,影院时代会走向终局吗?

《地球最后的导演》(2021)

电影的“死亡史”:每次危机都伴随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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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诞生130多年,大致经历过六次“死亡危机”。若按制作介质和放映载体来分,从无声到有声、黑白到彩色、胶片到数字,属于前者;电视、DVD和流媒体的出现,则属于后者。

20世纪20年代,有声电影改变了默片时代的审美和制片方式。从1927年《爵士歌王》开始,电影由纯视觉艺术转向视听艺术。30至50年代,彩色技术不断成熟,《绿野仙踪》《乱世佳人》等影片推动彩色电影成为主流,黑白片则逐渐成为特定美学选择。进入新世纪,数字技术重塑了电影制作流程,取代了延续百年的胶片载体,胶片也从一种材料变成一种怀旧象征。

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电影在物质层面真正消亡,争议更多围绕“电影到底是什么”。卓别林等默片大师曾认为声音破坏视觉艺术,理论家爱因汉姆也批评声音和彩色让电影退步;数字取代胶片同样引发过行业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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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歌王》(1927)标志着有声电影正式诞生

不过,虽然不同时代对“电影是什么”有不同回答,但这些探索最终都被电影的艺术属性吸收和保存,成为电影本体的一次次迭代。真正让电影接近“死亡危机”的,往往是放映载体和娱乐方式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电视普及改变了观看场景,美国电影院观影人次断崖式下滑,大量影院倒闭,好莱坞陷入低谷。90年代DVD兴起,家庭观影性价比大幅提高,同时盗版泛滥,国内电影生态也受到冲击。2010年代流媒体崛起后,又多次与院线发生直接竞争。

这三次危机本质上都是注意力争夺。观众选择更多,迫使电影重新确认自身价值,并推动视听体验升级。好莱坞“重磅炸弹”模式、宽银幕、3D、杜比全景声、IMAX、CINITY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营销方式,都是电影在故事之外寻找独特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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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鲨》(1975)是好莱坞“重磅炸弹”影片的典型代表

回头看,AI到来之前,无论制作介质改变还是放映载体扩张,每次危机都促使电影在某个方面更新自己。但AI的影响覆盖创作、制作、发行和市场判断,几乎让每个参与者都必须面对挑战。这次被推上台前的,已不只是某种技术或渠道,而是电影背后的人,以及人如何作出选择。

被数据和模型驯化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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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内外电影节、媒体平台和高校机构都在围绕AI举办论坛,讨论它给影视行业带来的影响。观众也在网上积极表达看法。目前一个基本共识是:AI不会、也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创作;它作为工具,最终作品质量仍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但如果人不能妥善使用它,AI也可能成为市场低迷的推手之一。

AI是被训练出来的,而中国电影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训练”。产业化改革以来,电影商品属性越来越强,商业化进程加快,“观众想看什么”和“创作者想表达什么”的天平逐渐向前者倾斜。大数据时代让市场偏好可视化,判断观众兴趣不再只靠经验。AI进一步放大这种趋势:大模型可以用海量片库评估剧本,结合主创阵容预测投资回报、舆情走势和观众画像,帮助项目尽可能规避风险。

问题在于,“唯数据论”会削弱电影作为艺术的创新能力。越安全、越标准化的投资生产逻辑,越容易制造出合格但乏味的作品。从《小城之春》到《黄土地》《黑炮事件》,再到近年的《宇宙探索编辑部》,真正让电影拓宽边界的作品,往往都不是完全安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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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炮事件》(1986)

市场导向的产品思维曾经带来繁荣。比如被称为“电影产品经理”的陈思诚,从《唐人街探案》到《误杀》《消失的她》,都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和观众偏好。但近期一些影片反馈显示,把电影完全当产品运营,短期可能有效,长期则会同时消耗观众和电影本身。

人们常说“独一无二的创意不能被AI复刻”。可AI与大数据结合后,恰恰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打破创作天平,让原本该有突破、多样性甚至瑕疵的真诚表达,变成数据模型的顺从附属。这种温水煮青蛙式风险,更值得警惕。

当然也有例外。《给阿嬷的情书》原本是区域发行,却靠口碑冲到20亿元票房。潮汕故事、方言对白、素人演员、无名主创,如果交给AI评估,即便剧本优秀,模型也未必会给出“值得入股”的结论。但它用真挚表达打动观众,成为年度票房第二,豆瓣评分从9.0升至9.3,还让观众认识新人演员、理解潮汕历史和远渡重洋者的乡愁。

这说明,在模型预测和AI评估之外,总有一些东西无法被技术提前算准。但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这类作品能否不断出现,似乎仍要依赖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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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嬷的情书》剧组在新加坡首映现场

另一个被低估的问题是,AI虽然不能替代人的创作和最终判断,却可能堵住新人的成长通道。在编剧、美术、剪辑等基础环节,AI已经能完成大量初级工作。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只要稍加调教,AI助手比实习新人更具性价比。单个项目看,这有助于降本增效;但从行业长期看,基础岗位被替代,会让新人失去在实践和试错中成长的机会,也更难培养未来驾驭AI工具的决策能力。

可以说,AI正在改变电影创作生态,也在改变那些本可能成长为下一代优秀创作者的人。

电影要怎样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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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技术如何变化,电影始终是用视听讲故事的艺术。中国电影经过数字时代的泡沫阶段,如今进入大浪淘沙期,AI反而成了困局的挡箭牌。真正应该被重新聚焦的,仍是质量;但我们似乎仍在“如何讲好故事”这个问题上反复打转。

放眼亚洲,《世界的主人》《昨日青春》《姥姥的外孙》等影片,无论对现实社会的洞察,还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回望,都有很强表达力。为什么我们较少拍出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市场规模和运行逻辑是一方面,更深层原因或许在于“定义”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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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高口碑电影《世界的主人》(2025)

首先,内地市场很难稳定地“定义好故事”。北美市场体量相近,但好莱坞历经近百年发展,形成了故事质量的积累和成熟工业体系,经典IP与A24等独立厂牌也各有稳定受众。2026年北美电影市场还迎来疫情后强劲复苏,创下2019年以来最佳半年票房成绩。因此,“电影会不会消亡”的焦虑,在华语市场显得更尖锐。

内地电影商业化不足30年,尚未形成足够成熟的制片人中心制或导演中心制。资本从“煤老板”到金融业再到互联网轮转后,逐渐形成以钱、权和数据为核心的决策逻辑——谁掌握投资、谁资历更深、谁拥有数据,谁就更有资格定义好故事。创作者能否保留表达、提升质量,常常更像玄学。

其次,市场体量越大、结构越复杂,不确定性越强,并且会随着审美更迭被持续放大。对比亚洲或欧洲一些小市场,内地电影盈利基准线高得多。观众审美快速多元,娱乐方式不断增加,电影却未能持续提供新鲜感;巨大的市场规模又带来复杂分层,口碑传播更难预测,“赢家通吃/输者出局”更明显。产量不足、大档期竞争、分众宣传变弱、项目金融化等问题叠加后,“一本万利”的电影时代已经过去,“回本”成了首要目标。

再次,电影过去每次渡过危机,都离不开业态调整和制度变化。有声电影推动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形成;电视和DVD普及催生窗口期制度,流媒体又让窗口期变成动态规则;数字技术带来特效大片时代,也推动国内院线制改革。

但面对AI和全方位冲击,当前行业尝试还无法真正治本。无论引进R级片、重映经典电影,还是用中小成本影片丰富周末档,都未能显著带动票房和讨论。韩红为《抓特务》站台引发舆情,也说明观众已经厌烦与电影内容无关的营销。

也许,只有从制度层面推进产业结构改革,电影行业才可能找到新出口。可行方向包括:重新重视叙事规则,平衡数据和创作,提高编剧地位,监管项目资金分配,优化行业自律,把人情江湖改造成任人唯贤。当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给阿嬷的情书》,观众才可能真正重新信任电影。

归根到底,技术不会杀死电影。会让电影衰败的是人;能把电影带出低谷的,也只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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