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酝酿大裁员,欧洲汽车业还能找到新出路吗?

中欧经贸关系持续复杂化之际,双方又走到关键谈判窗口。6月29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后双方表示,将把今年10月设为解决贸易分歧的最后期限,并建立经贸磋商和监测机制。

这场谈判一边沟通、一边交锋。就在中欧官员会面前一周,德国《商报》报道称,欧盟委员会正考虑对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征收所谓“反补贴税”。欧盟的焦虑并非凭空而来:欧洲传统车企正同时面对高成本和转型压力。

大众裁员10万,欧洲汽车工业还能起死回生吗?

Krisztian Bocsi/Getty Images

当地时间7月5日,《商报》援引知情人士称,保时捷正考虑在祖文豪森工厂再裁员最多4000人。此前德国媒体还披露,大众集团正在酝酿全球重组,计划最多削减10万个岗位,影响范围不仅包括德国本土,也可能波及其在中国的大量岗位。对汽车巨头而言,裁员瘦身已不新鲜,宝马、奔驰、丰田、日产等传统车企也都进入产能收缩周期。

曾经强大的欧洲汽车工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是中国新能源车快速崛起冲击了欧洲市场,还是欧洲工业自身转身太慢?拥有技术积累、品牌声誉和绿色消费基础的欧洲,为什么没能在电动化中继续领先?下文从欧洲车企的内部困境说起,并梳理可能的四条出路。

欧洲汽车业困境的内部原因

关于欧洲汽车制造业为何衰落,各方解释不同。中国视角常强调中国新能源车崛起对传统车企的挑战;西方媒体和欧盟官方则更倾向于用“中国冲击2.0”来描述自身遭遇的“不公平”处境,并把产业补贴、产能过剩作为指责重点。相比这些已被反复讨论的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欧洲明明拥有成熟工业体系、环保意识和技术基础,理论上更有条件研发电池、推动清洁能源,为何在转型中反而步履艰难?

除了一些右翼政客把中国描绘为倾销电动车、破坏欧洲内部市场的外部威胁,欧洲产业界和咨询界也有更理性的反思。大致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既有技术优势形成强烈路径依赖。

欧洲百年燃油车体系曾是优势,如今也成了包袱。完整供应链、庞大就业人口和成熟技术体系都是沉没成本,转向电动化意味着许多资产价值下降。大众、宝马、奔驰、奥迪长期深耕高端机械工程,在发动机、底盘和制造工艺上积累深厚,这种成功反而让它们把更多研发资源投向内燃机效率的渐进式改良,而不是电动车的颠覆式创新。麦肯锡报告显示,中国和美国企业将43%的研发人力投入软件开发时,欧洲传统车企比例仅16%。在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欧洲品牌在智能驾驶、车联网等消费者关注的新领域明显落后。

欧洲车企并非没有尝试电动乘用车,但早期产品多集中在高端车型,价格偏高,难覆盖多层次市场。更关键的是,欧洲供应链长期围绕燃油车零部件运转,转向电动化需要重建工厂、培训工人、调整供应商关系,短中期成本高、风险大。于是,尽管企业喊出过雄心勃勃的电动化目标,实际节奏却慢于预期。

从这个角度看,欧洲确实被中国“弯道超车”。也许在航空航天内燃机等领域,欧洲仍有优势;但在乘用车内燃机上,它已难以继续拉开差距。外部挑战者到来前,欧洲仍太习惯于躺在燃油车时代的红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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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绿色政策目标很高,但执行和配套不足。

燃油车既得利益拖慢转型并不难理解,但欧洲选民普遍认可气候变化的严峻性,也支持碳中和和可持续发展。按理说,欧洲电动化的推动力应比燃油车红利更强。

2019年,欧盟推出《欧洲绿色协议》,承诺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并立法规定2035年全面禁售传统燃油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这套政策一度被视为全球气候治理标杆。随后,各大车企也纷纷发布减碳承诺,加速布局零排放车型。但这些2035目标很大程度停留在口号上。2022年俄乌战争暴露欧洲能源自主短板,也重新唤醒其对化石能源供应多元化的依赖。随着生活成本上升,农业、汽车制造等传统产业受到冲击,绿色议程在选举政治中逐渐失去动员力。

欧盟也尝试摆脱对亚洲动力电池的依赖。2016年,在政策和资本支持下,北伏(Northvolt)诞生。2017至2018年,它获得瑞典能源局、欧洲投资银行等机构资金和贷款扶持,大众、高盛早期领投,宝马、沃尔沃、斯堪尼亚等企业也给出长期预付订单。然而几年后,北伏产能远未达到预期的1%,又缺乏相对亚洲的能源成本优势,最终资金链断裂,并于2025年破产。

更深层矛盾在于政策设计偏向“惩罚不达标者”,而不是“奖励创新者”。欧盟要求车企若未达2025年碳排目标,每超标1克/公里缴纳95欧元罚款;乘以年度注册车辆后,罚金可达数十亿欧元。咨询公司Kearney模型测算,到2030年,现行法规可能侵蚀欧洲车企7%至8%的利润,足以让整个行业陷入亏损。

在车企压力下,欧盟2026年初被迫把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目标调整为“减排90%”,并推迟罚款期限。气候行动专员沃普克·胡克斯特拉称这是引入灵活性,环保组织则批评这是向产业压力让步。无论如何,这一变化都说明欧洲绿色转型的时间表和执行能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内部意见分歧也很深。

第三,社会福利和劳动保护增加了转型成本。

德国、法国工会力量强大,车企任何降本增效计划都会引发敏感反应。德国汽车业人均劳动成本比欧盟平均高30%,与东亚竞争对手相比差距更大。大众早在2024年就尝试裁员5万人,但因工会阻力未能执行,改为冻结四年工资、削减奖金。对资方而言,裁员只是时间问题;但在欧洲,大规模重组必须经历漫长集体谈判和补偿协商。这确实保护了工人权益,却也显著提高企业转型成本和时间成本。与其说是技术转向困难,不如说工会和利益集团让激进改革很难推进。过去保障社会稳定的制度,到了转型期反而变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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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huttersnap (Unsplash)

综合来看,欧洲车企的技术路径依赖、成本僵化和软件创新短板,是衰落的直接内因;工会、供应商网络、各国政府平衡策略,以及欧盟高标准但配套不足的政策环境,又进一步放大了“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

自救的四条可能路径

面对危机,欧洲汽车产业和政策制定者正在多线寻找办法,为处于劣势的欧洲车企争取时间。

第一条路,是用保护主义工具保住本土产能。其一,欧洲车企开始抱团。雷诺、大众、斯特兰蒂斯推动“欧盟制造”计划,要求享受公共采购补贴的电动车至少70%零部件来自欧盟。其二,欧盟利用复合贸易政策,通过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或限制进口数量,削弱价格竞争力,同时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培育本土产能。

但保护主义不是长久方案。关税或最低售价能保护本土生产者,却会推高消费者价格,进一步压低本已疲软的电动车需求。中国也以对白兰地、猪肉等欧洲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回应。更关键的是,如果中国限制稀土、锂、钴等原材料出口,欧洲电动车供应链安全会立刻承压。原材料受制于人,本土产能培育就缺乏基础。

第二条路,是削减成本和收缩产能。这是欧洲车企想要断臂求生绕不过去的一步。关闭高成本本土工厂、把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地区,可以帮助企业重建价格竞争力。但风险在于,过度收缩可能削弱欧洲作为汽车创新中心的地位,工厂关闭也牵涉政治博弈和社会稳定。德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希望阻止大众关闭国内工厂,同时又强调最终决策权在企业。这其中会有联合政府、在野党、工会和企业的多方拉扯,降本很可能先通过出售非核心资产和裁撤非本土员工实现。

第三条路,是寻求技术合作。20世纪80年代,北京吉普开启中外合资汽车模式。此后中国形成30多家中外合资整车企业,至今仍有约20家活跃于主流市场。如今,这一模式正在反向上演:斯特兰蒂斯与零跑成立合资公司,利用中国技术平台开发欧洲市场电动车;大众与小鹏探讨联合开发纯电车型和本土化电子电气架构;奥迪也与上汽达成深度合作。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路径,与当年中国汽车业做法颇为相似。短期看,它可能加深欧洲对中国技术的依赖,但至少是一条求生通道。

第四条路,是继续调整政策并提供产业支持。供给端,欧盟2025年3月发布《欧洲汽车产业行动计划》,提出提供18亿欧元打造安全、有竞争力的电池原材料供应链,以支持欧洲汽车工业。消费端,法国和奥地利推出“社会租赁”计划,让低收入群体以每月100至200欧元租用电动车,降低使用门槛。不过,与中国在电池领域的累计投入相比,18亿欧元规模有限;充电基础设施的大面积建设,也需要多年才能缓解消费者里程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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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EC – Audiovisual Service. Photographer: Aurore Martignoni

欧洲汽车工业要往哪里去

欧洲汽车工业的困境,并不是因为缺少技术能力或环保意愿。相反,问题恰恰在于它过早、过急地设定绿色转型承诺,又用严格规则限制转型空间。在本土供应链尚未成熟、成本结构尚未优化、数字能力尚未建立时,欧洲给竞争对手打开了窗口。它试图用“监管领导力”弥补产业竞争力不足,结果反而让自己受困,也让中国成为规则下的受益者。

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欧洲竞争力》报告中指出,欧洲提出了共同目标,却没有通过明确优先事项和协调政策行动来支撑目标。欧洲声称支持创新,却不断增加企业监管负担,对中小企业尤其昂贵。

德拉吉还强调,非黑即白的方案在欧洲难以奏效。如果像美国那样系统性排斥中国技术,可能反而阻碍能源转型,给欧盟经济带来更高成本。但完全自由放任也可能威胁就业、生产率和经济安全。欧洲需要的是混合战略,按不同行业选择不同工具。

总体看,德拉吉认为欧盟改革有两个核心:一是打破内部壁垒,让单一市场真正运转;二是集中投资关键技术。要做到这些,欧盟必须走向一种新的一体化形式。

德拉吉的方案充满行动感。另一位英国保守派作家道格拉斯·默里则更悲观,他把欧洲文明衰落归因于人口结构变化和传统价值丢失。在《欧洲的奇怪死亡:移民、身份、伊斯兰》中,他用忒修斯之船比喻欧洲:只有船仍可辨认,才称得上原来的船;而如今欧洲社会在不断替换零件后,已越来越难辨认。

回到2026年的欧洲汽车工业,它可以继续使用规则和管制工具延缓外部冲击,但这不是根本解法。它也可以重建一套把气候雄心和产业现实结合起来的协调战略。无论选择哪条路,那个由欧洲定义全球汽车标准、由德国工程师精神引领产业进步的时代,都已经不再是默认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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