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文献中常见的”政治抑郁”，往往伴随着失望、无助和挫折。有人形容这种反复出现的状态如同生理周期般周期性发作。在历次大型社会事件——从防疫措施引发的城市封闭、到无果而终的群众表达；从学校教育制度、到两性权力失衡——的冲击下，多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向媒体诉说了那些难以向当权者倾诉的内心困境。
（参考来源）重庆曾经发生的一起动物虐待事件引发关注。在武汉工作的张先生密切跟踪相关新闻发展，情绪也随著舆论起伏。
“我的确感到非常愤怒。从我的角度，这本应是全社会共同反感的情况，群众的反应看似一致。”然而，执法部队最终动用警力驱散，这令张先生感到难以理解：”原本与权力运作毫无关联的事件，却被强行纳入政治框架，所有的声音随之消失。”
频繁的社会冲突在中国频繁上演，民间呼声每次都陷入无疾而终的状况，这使得张先生内心的愤怒逐渐演变为一种深层的绝望。
“我在反复经历某种心理状态……周期性地出现，就像是身体的某个自然过程，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发生。”
这一心理现象在中国如何扩散
学术界对”政治抑郁”的界定往往关乎社会集体层面的困厄与伤害，通常涉及失望和无力的心理表征，虽然在医学诊疗中尚未成为正式的病名。
讨论这一概念时，中文网络和传统媒体常引用一位美国心理咨询师卢森2017年发表的论文。该论文写作的历史语境是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胜出，造成一些美国民众的沮丧。据一份2024年的采访记录，这位专业人士认为”政治抑郁”的内核是”被剥夺了做自己的自由，无法向周围人表达真实的自我”。
这个概念最初在中国知识界的流传有一个时间标记。在2019年香港民主倡议运动激烈进行之时，一个致力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草根网络组织首次将卢森的思想引介到中文世界，并发布了多篇应对建议文章，获得广泛关注。
香港的民主运动为许多中国年轻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冲击。
医学专业学生陈先生首度接触”政治抑郁”这个概念，恰好是在港澳地区民主抗争活动期间。当时他正在完成医学院紧张的课程安排，却仍无法抑制地反复浏览相关信息，有时一天内会查阅数十次，尽管这样的信息浏览会带来悲伤和望，他却无法自制，”这有点类似强迫行为”。
“过度的心理失衡常常源自现实与期许的巨大反差，当事件朝向与你内心期待完全相反的轨迹发展时，失望也随之加深。”在中学时期，他的某位教师曾提及港澳的民主制度，这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记。他曾经相信港澳体制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可能方向，但港方当局针对示威者的行动让这个信念崩塌了。
港澳民主运动逐渐平息，随后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到来。长期反复的防疫封控政策执行超过三年，让这种心理状态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现在从事技术工作的王先生经历过城市级别的防疫封闭，他的”政治抑郁”很大程度上源于那段在学生宿舍被禁足的日子。”不清楚何时解禁，管理方也未给出科学依据……你就这样被困在有限的空间里，无法走出。”
防控措施结束后，有段时期内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与健康状态追踪绑定，甚至购物也需要验证码扫描，个人行动被国家全面监控。王先生说，尽管他能够理解商家需要遵守上级方针，但对那些过度配合官方叙述、主动宣传官方立场的商业行为，他越来越感到排斥，这种心态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某城市曾实施过大规模的长期防疫管制。
年末的纸张运动为王先生提供了释放这种心理困扰的机会。他最初没有走上街头，而是在朋友聚集的场所，但他感知到一种心理的沉重，”因为我意识到同一个城市的另一端，人们正在进行某种抗争”。次日，他觉得”多一个参与者会增强力量”，于是骑车前往某条著名街道。”当有人被带走时，我用尽力气呼喊……释放我的声音，反复地呼号。”
王先生庆幸自己曾亲身参与。他期许自己能成为”活着回来的见证者”，持续讲述当时发生的故事。
“我缺乏对抗的工具或手段，我能做的就是，让身周的人了解正在发生什么。”
那次街头运动期间，关键信息通过一位网络知识分子的平台向全球传播，这个账号后来成了墙内的禁忌词汇和翻墙群众的信息来源。
研究生何女士因为与同学涉及这个话题，被警方传唤。在派出所里，执法人员翻查她的电子设备，持续了约4小时的多轮审问，强制她做记录和签署保证，听训话。”那警官的样子，要是出现在影视作品里，肯定扮演的是坏人的角色……他最后这样说，’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现在用掉了’。”
这次经历给何女士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大约半年时间她如履薄冰。”我会有种想象，可能警方会突然闯入我的房间，搜查我的设备、个人物品。”每次出门，何女士都要反复确认加密工具是否关闭、记录是否删除、屏幕是否锁定。这些心理活动严重打乱了她的日常。
她说：”这种心理状态将我们变成彼此孤立的个体。”
何女士靠着自己的力量，逐步消化这些创伤。她倾向于独处，与人的交流极少，脑海中总想著逃离这套制度，以及那些会唤起回忆的一切——比如执政党的宣传和警务车辆。可是意识形态教育已经渗透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难找到未被影响的”净地”。
个人领域与国家权力的重叠伤害
国家层面的压制与管控在民主运动和防疫期间显露无遗，但在教育途径和性别权力结构之中，存在更隐蔽的压迫，也产生另一种心理困扰。
一位日本社会学家长期观察中国青年的这类心理困扰。她认为这来自多个维度——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还包括教育制度、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包括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成长过程中施加的强大压力：”升学竞争、伴侣寻求、生育责任，这些压力都与社会结构和国策密不可分。”
今年的全国升学考试期间，曾有报道提到一名学生在考场外对公众发表看法，呼吁调整法律中的年龄限制，但线上平台迅速删除了相关视频。一些观察者把这看作群众被箝制言论的又一案例，引发了知识分子社群的讨论。
身在海外的中国学生刘先生表示：”在升学考试的语境中论述这种心理困境，我觉得是特别典型的例子……整个社会制度实际上是从教育环节开始制造这种困境的。”
从小到大，刘先生被灌输的是成绩至上的思维，个人价值完全由学业表现来衡量。对学业优异的学生，教师会评价”你踩下了多少同学”；对成绩落后的学生则严厉批评”你不配成为人”。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的基本尊严遭到破坏，看不清自己最基本的需要，也缺乏表达情感的能力。这使得刘先生充满了反抗意识，即便最终被一流学府录取，仍然感觉这不是自己内心追求的东西。
大学第一年参与了街头抗争后，高中阶段的心理困扰叠加发作，刘先生甚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最终被送入医疗机构，被诊断出躁郁症，也有创伤性应激反应。
“我对警务力量、公权力等因素有很强的心理反应，这还加上了高中的某些回忆。比较深刻的一次是在医疗场所的音乐治疗环节……有人选择了一首升学应援歌曲，那个视频触发了我强烈的心理反应，我当时意识模糊，某些记忆被激发了。”
今年的升学竞争虽然报名人数有所下降，但竞争激烈程度依然不减，青年学生在高度的内部竞争压力中成长。
另一些伤害源于与父母的关系冲突，许多以”爱”为名义的言行，实际上是与权力机构站在一起，强化了孩子的无力感。在街头活动期间，父亲的一句话至今回响在刘先生的脑海：”你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吗？”
刘先生说：”如果压迫的来源只有一个对立面，来自公权力的话，那反而更简单，因为你清楚地知道敌手是谁，可以相应地对待……但当撕裂来自你最亲密的关系，或者来自你认为是同一阵营的人时，这就复杂多了。”
个人与国家、隐私与公共的交织造成的伤害形成了复杂的压迫经验，这样的心理状态其源头更加模糊，有时连经历者本身也难以清晰地解释。
一位在海外攻读人文学科的中国研究生周女士，曾经历过家庭中的暴力和性侵犯的伤害，也为港澳民主运动感到过愤怒与忧伤。在她身上，心理困扰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特征。
“认识到这些痛苦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与我作为女性的经历息息相关。”
逐渐地，周女士发现”这些经验的结构都有相似之处”，比如她因为参与公益事务而被当局骚扰和监视：”执法部门找我时，有时在酒店见面，那种氛围让我回想起被伤害的经验。那一刻，我真的感觉所有的片段都连接到了一起。”
周女士观察到，民族主义以及”一体化”的宣传意识形态，使得许多中国人即使陷入心理困扰，也”仍然会说我与这片土地的关系如何，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是复杂的”。如今她已经身处异国，却仍然无法明确自己到底对故国有怎样的感受。
“我不清楚一个人应该如何定位自己才是恰当的，但如果你问我还有没有感情，我确实有，但那种感情，是在’拯救国家’的意义上吗……这样的表述，对我来说听起来就像是一种家长式的话语。”
心理困扰在中国是否有出路
国际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中国患有抑郁症的人数规模在5000万以上。面对患者增多的现象，中国的卫生部门建立了心理援助热线，并把未来三年定为”心理卫生服务强化年”。
然而，在一个专制政治体制内，如果心理困扰的根源在于政权本身，那么在国内获得专业帮助就变得格外困难。仍在中国求学的何女士即使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压力，也说自己”不敢”寻求帮助，因为这涉及政治安全。
身在海外的周女士也提及在国内获得心理援助的困难：”如果你在学校，你会敢向心理咨询师说’我有政治方面的心理困扰’吗？我认为他/她会先把这件事上报……一个精神卫生机构如果同时收治那些因政治原因被标签化的访民，那么它如何能保持相对的中立和以人为本的态度来回应你的困境？”
她进一步说明，目前中国的精神类专业治疗的有效性有限，对于与教育失衡和家庭权力压制相关的创伤，往往超出了专业人士的应对范围。背后的原因涉及中国的相关学科仍然重视生物医学视角，轻视人文和社会因素的理解。
这并不表示接受专业协助完全无益。周女士从周围人的经验出发，建议尝试多种应对办法，但同时也要降低预期并保持审慎，”不要让药物和咨询成为唯一的救赎手段，要给自己保留更多的探索方式”。
武汉的张女士曾因失业的困扰看过心理咨询师，但收效有限。在意识到自己陷入心理困境后，她从文学阅读中获得力量，尤其是一位韩国诺奖作家的作品。这位作家对一场东亚民主化运动的描写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但仍有人坚定地反对暴力？”
通过看到另一个东亚国家对威权的反抗历程，缓解了张女士身为中国人的心理困扰。她说，”每个国家的人都在经历压制”。
张女士还在墙外的网络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想法。”（面对心理困扰）很多人都建议避免社交媒体，但对我没有用，越是回避，我的想法越多，不如找个地方把想法充分表达……别人无法抹去我的记忆。”
“出走”是否就等于解脱？
部分中国年轻人相信，只有离开中国、前往海外，才是解决心理困境的”终极办法”。
防疫措施结束后，许多人选定了东邻作为目标。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时有大约78万名中国籍居住者，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上升到93万。
一位致力于帮助这些移民的日本学者，也常与许多海外中国人互动，并主持心理卫生和艺术疗法活动。有些参与者的困扰确实能用这个词汇来诠释，但这位学者表示，她更倾向于不预设标签，让当事人自行定义自己的经历。
这种思想来自于”当事者研究”的哲学，源于一个日本的心理卫生服务机构和女性主义理论家，主张心理和精神困扰应当由经历者自己判定和命名，而非由权威机构进行诊断。
但这位学者也观察到，中国年轻人抵达海外后面临新的挑战。随著国际局势的变化，加上东邻国家收紧移民政策，中国申请人的签证难度升高，在当地工作和定居的前景黯淡。
“好不容易逃脱了，但创伤还未愈合，根本没法回国，现在他们感到很不安：接下来该怎么办？”一位观察者说。
在他国留学的刘先生发现自己的”过往没处可去”，特别是那些根植于在中国成长、受压迫经验的感受，新交的国外朋友很难理解。这造成了新的隔阂。
离开了故国后，一个人还有立场或”权利”，去为故国内的社会议题和抗争事件表态吗？这是刘先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重庆事件发生时，刘先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支持抗争，但后来反思道：”对一片土地的’责任’，或许应该是真正在那里的人来表述。我只能说我有这些想法和感受，因为那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因为我的朋友在那儿，我不忍心看到那里的好人遭受困扰。我可以基于这份情感去做事、去说话，但我不能说我有’责任’。”
刘先生目前专注于他现在居住的地方，希望自己能以一个”社群成员”的身份去热爱这个社会，并对社会的改进保有一份持久的期望，永远不会陷入”无可挽回”的想法。
刘先生说自己一旦离开中国就不会再回头，并引用了一位著名诗人的诗句：”我要用语言重新塑造一座城市，重现我心中的那个城市——用我对它的否定来否定如今的它。”对刘先生而言，在异国重建的内在世界，才是真正的故乡，”原来的那个，它是一个与我有情感羁绊的东西，但它是我的家吗？算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