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肄业生揭露学术造假案：五位名校教授论文涉嫌数据注水

自四月中旬起，网络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连番发声，指控生物医学领域的五位大学教授所撰写发表于《自然》杂志及其分刊中的多篇论文，其中的数据存在被人为篡改的迹象。

这些被点名的学者均持有”杰青”或”长江学者”等荣誉称号，这在中国的科研体系中属于最高层级的人才认可，仅次于院士身份。学术圈常戏称”杰青”为”准院士”。

首位遭到质疑的人物是同济大学生科院院长王某。令人瞩目的是，到了五月初，同济大学公开宣布了调查成果，确认涉及的学术论文在实验数据方面确实违反了诚信原则。

作为该论文的对应作者和课题的第一负责人，王某被撤销了院系行政职位，学术等级也被降低。

在以往的学术不端案件处理中，这样的反应速度实属罕见。

随后，”耿同学讲故事”继续深挖，曝光了四位其他教授的论文疑点，这些教授分别来自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和上海大学。

由于涉及的学者众多、身份显赫，涉嫌造假的手法相当粗糙，加上各高校的迅速反应，整个事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番风暴已渗透进高校管理层面。部分涉事机构启动了全校学术成果的审视计划，声称那些主动承认问题的个人将获得较轻的处罚；学生群体中也传来信息，有些指导教师已要求学生呈交原始的实验记录。

一位生物医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对记者表示，现在科研工作者最担忧的问题是，早年发表的某篇论文里，或许也存在被学生掩盖的数据问题，”倘若那时的问题现在被扒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这位学者认为，比起严厉的处分和问责制度，更关键的是去探究为什么数据作假行为难以制止，并由此推动制度体系的深层改革。

“这种造假未免太粗陋”

四月初的一天，”耿同学讲故事”建立的交流群里，有人转发了一篇网络文章，其中质疑同济的王某实验室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数据似乎有问题。

在论文提供的数据表中，某两组数据的差异恒定为0.3；另有两组数据的间隔呈现有规律的模式；还有一列数据的最后一位数字清一色都是5。这项论文于2025年初发表，探讨的是人体HDAC6蛋白对DNA保护的生化机理。

“这也太不用心了，”交流群内的人吐槽道，”舞弊还能这样随意。”有人回应，”就算用个伪随机数都比这强。”

即便经常追踪学术领域的数据欺骗事件，耿同学也为这样的”马脚”感到难以置信：怎么会有人把这么明显的错误留在顶级杂志上。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根本想象不到，”他对记者坦言。

耿同学本身并非局外人。在北京某航天大学攻读生物技术相关的博士课程期间，他就开始做网络内容创作，账号名字从”耿同学想教书”演变到”耿同学想放弃”，最终成为了”耿同学讲故事”。到了2025年，博士入学已经五年，他选择办理休学，此后专注于自媒体运营，内容方向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科普，在多个平台的累计粉丝达到了三百万数量级。

“毕业论文打卡群”拥有二百多名成员，最初是他几年前创建的一个相互鼓励的学习小组，后来演变成为粉丝社区，定期分享科研界的八卦故事。其中的活跃参与者大多是生物医学专业的在校学生。

从宏观来看，造假现象在生物医学领域特别常见。耿同学解析道，这主要源于学科特质：与依靠严格逻辑推理的学科不同，生物医学更依赖实验的结果呈现，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和图像资料，这给了心存不轨者可趁之机。

可是对于群里的人来说，许多人是第一次把眼光聚焦在”原始数据”这个层面。

关键的限制在于：只有部分学术刊物要求作者交付原始数据资料，这些资料不会呈现在论文的正文中，只以补充文件的形式上传。国际顶尖的三大生命科学期刊《自然》、《细胞》、《科学》，眼下只有《自然》及其姊妹刊从2022年后强制要求提交原始数据。

另一个困难是，科研工作者很少会去查阅论文中的原始数据。接受访谈的多位生物医学研究者都提到，通常得等到自己想重复别人的试验，碰到问题卡住了，才会回溯查看原作者的数据。

更现实的困难是，原始数据的数量庞大到几乎无法通过人工扫描。

“毕业论文打卡群”里传阅的那篇文章，源自国内生物研究新媒体iNature旗下的”诚信科研”栏目。该栏目的学术顾问刘盼告诉记者，一篇发表在《自然》系列期刊上的论文，均匀包含大约6500个数据单元，要想完整地校验这么多数据，实际上已是不可能的任务。

早在2024年，栏目工作人员就曾发现王某团队这篇后来被打假的论文中存在的图像端倪：不同时期采集的实验图像现身了重复使用的现象；不同实验项目竟然共用同一张图，只做了对比度的微调。随后，他们把这些问题以匿名方式发布到了学术同行评议网络平台PubPeer，这是学者们常用来质疑已发表论文的地方。

论文的主导作者金某在PubPeer上回应说，图片的问题是排版错误导致的，已经和期刊编辑取得联系要求勘正。当时，金某在同济大学从事研究员工作，也在附属医院的肿瘤部门担任研究职务。

事件似乎就要此为终，但数据方面的疑虑终究浮现了出来。

到了2025年下半年，”诚信科研”栏目和一家企业合作研发了一套利用AI技术来查找论文内数据错误的工具。凭借这一工具，王某的涉事论文再次进入了栏目的视野。

四月的某个夜间，耿同学从《自然》的网站获取了王某论文的原始数据，陆续发现了更多异常：表格中的大部分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而那些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字的部分，末位则几乎只在4或5之间变换。在另一份图表的280条数据里，末位数字是5的竟然达到了212条。即便对生物医学一无所知，也能意识到这违背了实验数据末位应该遵从随机分布的基本规律。

四月中旬，耿同学发表了打假视频。一周多后，同济大学方面发表了情况说明，确认已经建立调查小组并启动了审查工作。

四月中旬，耿同学指控同济大学生科院院长王某发表的一篇论文数据可能存在问题，由此启动了一系列学术界的核查行动。（图片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既要严惩不贷，也要保持理性”

五月上旬，同济大学发布了核查的结果通报：经过对试验数据的确认、对相关人员的核实谈话等环节，确认王某团队论文中的14份图表信息由金某提供，存在科研不诚实的行为、记录方式缺乏规范、图片被错误引用等问题。

由此，金某与学校的高等研究部门解除了聘用关系。

大学方面也确认，王某对所属课题组的数据保真和论文品质”没有履职充分”，未能承担作为论文通讯方应有的数据真实性验证职责。其所受处理为：撤销生科院院长头衔，学术级别下降两级，同时取消其在二十四个月内的岗位聘任、待遇升级、职务晋升、新项目申报和奖励评选的资格。

王某本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邀请。在五月中旬，他以短信形式回复记者：”现阶段不太适合接受采访”。

同济大学的处理速度之快和力度之强，让许多学术界人士都感到出乎预料。在这次事件前，学术造假的举报往往会被高校搁置不理。

打假步伐没有被打断。在王某事件之后，陆续有网友给耿同学提供线索。他随即针对南开的陈某、中山的邝某和康某，以及上海大学的苏某，发起了新的举报，认为他们所著论文同样存在数据欺骗的嫌疑。

这三个院校都陆续声明，已经紧急组建了调查组展开深入调查。直到提交报道时，还未见到最终的调查论断。

五月下旬，《自然》期刊的发言人向记者回应，已经关注到这些论文，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被耿同学曝光的五位学者，都是各自论文的通讯标注人，也就是课题组的管理人（在学生口中俗称”老板”）。

当今中国高校广泛实施的研究组长制源自美国的科研模式。组长会整合资源，主导项目申报、经费分配和成果监督等工作。

某双一流大学药学院的一位教师王某向记者讲解，一个科研小组内通常分为三个层级：研究生承担第一线的原始数据采收；博士后或讲师负责初步的整理分析；最后由组长在科学理论与学术结论的高度进行把关，提出创新论点。

到了组长的手里，起初的原始数据已经被转化成了柱状图、折线图等多种形式的统计呈现。

王某认为，当一个团队里几十个研究生在推进不同课题时，组长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逐一验证数据，就算想去检查，也很难找出每一个问题。

类似的局面在全世界都存在。上世纪末，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科学研究院的一位领导发现，他所在部门的一名研究生在多项白血病遗传研究中造假了实验记录，造成了包含那位主任在内作为通讯作者的五篇论文被撤销发表。

十年后，当《细胞》期刊的采访人员找到这位主任时，他向记者坦言，这段往事彻底改变了他的团队指挥策略。”以前，我只在技术方法的维度来审查试验数据，却从来没有对数据本身的准确性存有怀疑。今天，对数据的警觉已经成了我日常习惯的一部分。”

“研究组长不是万能的，”香港某知名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对记者说，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就是小组内必须拥有基本的信任基础。”把所有人都当坏人看，这种逻辑本身就有问题。”

他也同意组长作为项目领导者必须承担一定责任。但具体的责任大小，还得靠逐个案例来判断：论文中的问题是只涉及个别图表的失误，还是全篇内容的严重变形？造假发生在单人还是多人身上？如果赋予组长监管责任，如何才能恰当衡量”监管缺失”的程度？组长平时是否审核了下属的成果？是一个人的瞒天过海，还是多人有预谋的合作？

“要既不冤枉也不放过，理清每个人的职责，避免形成舆论之下的审判，”这位教授强调，”科研活动应该回到科研本身。”

“反常现象”

“这个AI工具什么时候推向市场？”自从耿同学事件发生以来，”诚信科研”团队的学术指导就收到了很多生物医学教职工的这类询问。有一位即将要提交论文的教授，害怕数据”踩坑”，想提前用AI跑一遍自查。

一位在海外顶尖医学中心从事科研的华人学者向记者介绍，在识别生物医学论文的图像欺骗这方面，AI工具的性能已经日趋成熟。她从2020年开始参与学术打假活动，”最初的两年效果很有限”，到了2022年后借助AI的帮助，撤销的问题论文数量大幅攀升。到现在为止，她推动撤稿数达到了约三百五十篇。

对于一部分科研人员来讲，投稿前运用AI对数据和图像进行一轮”筛查”，正在演变成一种自卫的必要举措。

类似的自我审查压力，也逐渐在一些实验室展现出来。一所大学的科研辅助人员观察到，他所在课题小组的组长在定期会议中更加仔细地对照原始数据，还查出了学生递交的数据与检测设备上记录数据之间的偏差。

然而，接受采访的学术工作者和在读学生都提出，只靠”加强检查”这一招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应该深究造假背后的体制性根源。

“绝对要避免的就是为了出论文而做科研，”某双一流大学生科院的一位教授对记者提到，一旦导师预先设定了研究目标，再让学生去填充数据，学生完不成就遭受各种压力，这就很容易催生作假。

那位药学院教授坦言：”压力山大，这就是数据虚报的源头。”在现行的学术评价系统下，许多职业晋升和人才计划都受到了”年龄上线”的制约，”每位教师都希望自己的数据是真实的，但也渴望能尽快拿到数据”。

比如说，申报国家自科基金会青年基金（C档），规定男性不超过三十五岁、女性不超过四十岁；申报青年基金（A档），就是人们口中的”杰青”，则要求男性不超过四十五岁、女性不超过四十八岁；当选院士的人选，年纪原则上不能超过六十五岁。

某北京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吴某曾向记者讲述过一次小组讨论：一位研究生没有完成周期内的课题，导师在众人面前质问，”你这周等于没干活吧？””我当初录你进来是寄予厚望的，现在我很失望。”

连旁听的她都感到了”如履薄冰”。据她的观察，学生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个二选一的难题：继续提交与预期偏离的数据，就会被催促重新实验；或者对数据加以”美化”，使得图像更加赏心悦目，这样试验才能往下进行。

“没有一个组长会直言’你去给我造假’，”南方某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姚某说，但有些导师会施加精神高压：”为什么人家可以你做不到？””经费花了，时间投了，为什么你还不能把我想要的结果给我？”

“科学研究不是投入就等于有收获，”那位教授回答，他负责的项目周期通常是三到四年，有时候投下去的资源再多，进度仍然寸步难行，”该中止的还是要中止”。

为了让学生不至于走入数据欺骗的歧途，他倾向于录用那些”功利欲没那么强、性格不太好胜、比较诚实”的学生。但”判断一个人得花好几年时间”，所以他主要从长期观察过的硕士毕业生中甄选博士生。

对学生群体而言，导师施压之外，还要应对毕业压力。

耿同学在2025年不再继续学业，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他的实验进展遇冷。博士教育的标准学制是四年，最多能延至六年，2025年对他来说是读博的第五个年头，”接近毕业的期限，也就是毕业无望的信号”。

他曾向某期刊回忆，进行动物试验动辄花费数周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拿到结果，失败已属正常。他举了个案例，为了检验某种药物的效果，如果重复同一试验二十轮，其中十九轮没有反应，仅一轮显示阳性，这算不算有效果？”理性的回答是不算。但感情上，我花了那么多心力做试验，拿到了一个结果，你说它没用？我心理上接纳不了。”

很多接受采访的学生都提及了一个”反常迹象”：快要毕业的时候，不少同学的试验突然成功率攀升。

“科研本身失败率就偏高，”那位博士生说，”但念到博士这个阶段的人，既然作为顶尖者脱颖而出，就很难承认自己拿不了毕业证。”

五月初，耿同学质证中山大学肿瘤防治部门的副主任康某发表于《Nature》子刊的论文中存在数据和图像造假的问题。（图片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有心无力

六年前初涉学术打假领地时，成功促成某篇论文下架，乃至有人因此失去职业，都曾让那位华人学术侦探兴高采烈。时至如今，她不再把焦点放在被自己揭露的个体身上。

在她看来，绝大多数人都在被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推着向前走。只去处置某一个造假的个人，”这其实是最简便的处理方式，根本解决不了症结”。

耿同学也在自己的视频里说过，他的目标不是扩大曝光的人数范围，而是推动学术研究变得更加真诚可靠。他建议，大学可以招募团队，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对校园内教师的已发表论文进行再现性试验。

那位药学院教授介绍，大型制药集团的研发部，一般都设置了自主的品管部，主要职责就是对原始数据做复核，进行独立的监督评估。而高校因受限于资金和人手，这样的体系现在还未建立，这就为管理漏洞埋下了伏笔。

国内一家专注学术廉正的研究组织的负责人伍某对记者说，在国际范围内，如何推进再现实验这个课题，仍未出现经过验证的成熟方案。

他曾和一支欧洲科研小组交流过，对方计划花四年时间校验一百项社会学课题有无缺陷。进入2026年初时，该计划仅完成了8个课题，花费时间已经超过两年。

伍某分析，这类工作之所以难以激起参与者的热情，一方面是因为再现试验本身缺乏创新成分，很难产生学术论著的机会。其次，不确定因素太高，”好比买彩票，发现有问题的论文的可能性相当低。即便’撞大运’找到了，报酬也不成比例”。

那位华人学术侦探则把问题追溯到发行机制。”学术群体需要发表论著来升迁，出版集团需要通过发表来赚取利益，两边互为依赖。”但如今，从论文交稿到发表的整个环节，出版方都没有对原始数据进行校验。

魏某多次负责《自然》子刊的审核工作。他解释称，审稿人并非检验数据的真伪，而是”默认数据是准确的”，主要审核的是论证结构是否相通、有无数据的完整闭环、哪个试验存在技术缺失，需不需要补上对照组等。

他的看法是，眼下对于数据的校准，大多发生在论文刊登之后。一篇研究拿到学界重视后，后续跟进研究就有机会检验那篇文献的数据靠不靠谱，”发一篇论文还不能说是完成了一项科学成就，其评价最终需要岁月来检验”。

那位华人学术侦探则呼吁，出版企业应该加大投入用于学术廉正保障工作。

她曾与国际知名出版方的工作人员有过接触。她觉得，相比发表论著的海量工作，两家出版机构的学术廉正部人力配置相对薄弱，”一家机构大概一百来人编制，另一家则约四五十人”。

前段时间，那位学术侦探和某出版集团的廉正部工作人员进行了会谈，得到了一个数字：她迄今向这家出版社递交了三千多份举报案件资料，对方目前只处理完成了六百份，不足百分之二十。

“那一刻我的心凉了，”这位每周花三十个小时从事打假工作的侦探说，她打算今后减少工作时长。这里头有种无奈的感觉，”他们还在处理我去年提交的报告”。

（为防止隐私泄露，文中提及的王敏、魏国栋、吴雨婷、姚远都是化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