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禁令，要求当事方撤销Meta对Manus的收购交易——这是中国近年来阻止境外企业收购的罕见案例之一。
去年12月，Meta以超过20亿美元收购Manus的消息曝光时，舆论普遍兴奋。许多人将目光聚焦于Manus所展现的中国AI初创企业活力，认为这值得自豪；也有不少人对Manus团队的这条出路公开表达了羡慕。
Manus去年3月推出的人工智能代理产品在全球引发轰动，此后分步将全部主营业务从国内主体剥离，迁移至在新加坡新设的公司。这套”漂白”操作，被普遍认为是它打通被Meta高价收购之路的关键一步。
然而，舆论冷静下来之后，疑问也随之浮现：Manus依托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和基础设施环境实现了技术突破与创新，随即将自己包装成新加坡公司，金蝉脱壳，最终卖给美国科技巨头——这会不会蚕食中国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这会不会给其他初创公司树立一个”刚有成绩就跑路新加坡，然后卖给美国巨头”的先例？
近年来，我们时常从新闻中听到美国和欧洲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断跨国收购的案例，而中国鲜少采取类似行动。在美国谋求收购TikTok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介入，最终加强了TikTok的谈判筹码，使结果对TikTok更为有利。
国家究竟出于何种考量阻止本次收购，公开信息并不充分，但可以合理推断，官方的评估远比外界解读更为全面和深入。
中美之间的AI博弈既激烈又残酷。美国凭借高端芯片的垄断地位，在算力层面占据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必须在技术架构和应用路径上另辟蹊径、跑出自己的优势。如果一个被广泛看好的创新刚冒头就被美国巨头买走，而且这一模式一旦得到效仿，对中国AI整体发展无疑极为不利——我们的创新成果很可能被美国”釜底抽薪”，在萌芽阶段就遭到掐尖收割。
这件事虽然发生在高技术领域，道理却并不复杂。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是公开的现实，中国AI发展正在逆水行舟；中国工程师资源与AI基础设施的持续积累，共同孕育出了创新的土壤。我们要让创新在中国诞生，也要让它在中国成长壮大。
Manus的业务主要面向海外，尤其是美国市场。它希望借助被Meta收购实现快速变现，从个人和团队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但国家利益和法律红线必须首先被遵守：今年3月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第73条对技术出口限制有明确规定，《海关法》也对未经许可擅自出口或转出口的行为设有相应处罚条款。一家冒头的高科技企业若想将自身卖给境外巨头，有必要认真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评估交易风险。Manus显然未能做好这方面的功课，甚至可能心存侥幸，妄图用卖给Meta的既成事实来突破法律边界。
值得一提的是，Manus去年4月已获得美国Benchmark风投7500万美元融资，美国财政部随即启动调查，因为美方已明令禁止美国资本投向中国高科技企业。此后Manus将主体”漂白”为新加坡公司，美方调查似乎不了了之。这些前车之鉴摆在面前，Manus理应意识到将自身出售给Meta的高度敏感性。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对初创企业确实具有吸引力：卖给美国公司之后，高端芯片的使用限制解除了，融资渠道也更加畅通。美国风险投资每年的实际投入规模远大于中国，科技创新者变现的路径也更加多元。中国在堵住违规收购缺口的同时，更需要真正下力气改善金融环境，让高科技初创企业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如此，年轻的科技创业者才会更愿意、也更踏实地在国内发展，初步成功后也会更有信心在国内做大做强。
有人认为，Manus的主要用户在海外，这增加了其主动寻求境外收购的理由。我以为这并非问题的根本。中国有大量出口型企业，绝大部分产品都销往海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难道这些出口企业都应该把总部迁往境外吗？
只要沉下心来，国内一样有向上走、向全球扩展的路。
技术与资金都在全球流动，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老胡个人想对年轻工程师们说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把中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繁荣。国内的大环境正在持续向好，这些年涌现出了许多成功的初创企业，其中不少已成长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新兴企业，甚至成为全行业的全球领跑者，比如大疆、宇树，还有更新兴的智谱AI、MiniMax、银河通用等等。它们在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又参与了对时代张力的放大。
老胡个人希望Manus不要因为被禁止出售给Meta而气馁沮丧，重新校准方向，它一定能看到新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