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靠”自然增长+外省流入”双引擎领跑，浙江全靠人口吸引力撑场，四川则承受自然与迁出的双重失血——区域人口分化背后，比的是产业竞争力、公共服务质量与营商环境的综合实力。
截至2026年4月22日，已有30个省份公布了2025年末常住人口数据。这份新鲜出炉的”人口榜单”，远不只是一串数据的更新，更是透视中国区域经济活力、人口流动新趋势与未来发展走势的重要窗口。
数据显示，各省之间的人口变动分化明显。广东、浙江、新疆、海南、上海、西藏、宁夏7个省份在2025年实现了常住人口净增；山东、河南、四川等多个传统人口大省则出现了下滑；经济强省江苏也遭遇了多年来的首次常住人口负增长。
《财经》研究发现，实现人口增长的省份，路径各不相同——广东靠”自然增长与省外净流入”双轮驱动；浙江几乎全部仰赖外省人口净流入；新疆、海南、西藏等地则明显受益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带来的政策红利。
这些变化共同指向一个趋势：人口和人才正加速向经济活力强、政策机遇好、宜居程度高的地区汇聚。而部分省份出现的人口下降，则带有城镇化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阶段性调整的特征，这些地区正积极优化人口结构、激发内生动力，以应对新的挑战。
南开大学教授、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认为，”‘十五五’时期既是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人口进入深度转型的重要窗口期。”他和同事在近期的研究文章中指出，中国已总体从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深度老龄化、少子化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并存的特征日益突出，这是谋划未来人口工作的基本前提。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则从发展经济学视角补充道，大国出现人口非均衡分布本是市场竞争、产业竞争和公共服务竞争的必然结果，美国、俄罗斯等大国都有类似规律，并非异常现象。”全球通行的法则只有一条——人口流向哪里，公共服务和财政支持就应当跟到哪里。”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
2025年，中国人口流动版图高度集中：增长地区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西部省份和个别直辖市，大量传统人口大省及部分中部、东北地区则普遍承压。
在实现人口增长的7个省份中，广东以新增79万人高居榜首，常住人口总量约达1.28亿。其增长堪称教科书式的”双驱模式”：全年出生人口100.3万，带来约29万人的自然增长；同时省外净流入约50万人。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指出，广东人口增长得益于庞大年轻流动人口的持续涌入，以及粤东、粤西部分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生育观念。
位居其后的是浙江。2025年浙江常住人口净增31万人，总量升至6701万人。与广东不同，浙江的增长几乎清一色靠吸引力说话——在自然增长率已转负（-1.18‰）的情况下，凭借约38.9万人的跨省净流入实现了人口正增长，背后是浙江数字经济与民营经济极具活力的聚集效应。
西部地区中，新疆2025年常住人口增加16.2万人，总量达2639万人，自然增长率2.70‰在全国名列前茅。宁夏增加3万人，达732万人，保持稳定增长；西藏也延续了增长态势。
东部地区，海南突破1055万人大关，净增7万人；上海则在人口自然减少5.7万人的情况下，依靠10.85万人的净流入，实现了5.15万人的整体增长。
与增长阵营相比，更多省份面临的是人口持续收缩的现实。山东2025年常住人口减少约37.17万人，总量跌至1亿出头；江苏出现多年来首次负增长，降至8518万人；中部的安徽、湖北分别减少41万和23万人；西南的四川减少46万人，是已公布数据中降幅最大的省份之一；东北的辽宁、黑龙江分别减少24万和28万人。
湖南减少47万人，受自然增长转负（-4.40‰）和净流出（约18.3万人）双重拖累；河南减少约41万人，为连续第五年下滑，自然增长率已降至历史低点-2.13‰；河北减少24万人，北京、天津、重庆各减少3.2万、1万和3.21万人；福建减少3万人；江西、广西、甘肃、山西、陕西、云南、贵州、青海等省份也普遍面临自然负增长与人口外流的双重压力。
人口增减，原因各不同
各省人口变动的背后，是自然增长（出生与死亡之差）与机械增长（迁入与迁出之差）两股力量的此消彼长。
广东的双轮驱动模式最为全面，多年来稳居全国人口总量与增量”双料冠军”，充分体现了其作为经济与人口双核引擎的持续吸引力。新疆则兼具约7.1万的自然增长和约9.1万的机械增长，2025年出生率8.97‰、自然增长率2.70‰，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多增长省份依靠的是以强大吸引力弥补自然增长转负。浙江是典型案例：在自然减少约7.9万人的情况下，凭借38.9万的跨省净流入实现了31万人的净增。但丁长发指出，浙江县域经济虽发达，义乌、温州乐清等地房价曾一度高企，生活成本上升对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形成约束。他建议，应着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大力改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优化住房供给，让年轻人的生育收益预期切实高于成本。
上海与浙江路径相近，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持续吸引全球人才落户，依靠净流入实现了总量正增长。海南、西藏、宁夏则主要受益于自贸港政策、边疆发展战略和特色产业带来的外部人口吸纳能力。
中部地区中，湖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尽管人口总量仍在下降（减少23万人），但人口净流入却在增加，2025年净流入3.8万人，是中部唯一实现净流入的省份，这与武汉等中心城市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密切相关。
与之对应的是另一类困境：四川、湖南、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同时面临自然增长下滑和人口净流出的双重压力。以四川为例，2025年常住人口减少46万人，其中自然减少35.2万，机械减少10.8万。青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老龄化提速、内生生育意愿不足，构成这些省份共同面临的”三难”困境。
但值得注意的是，省域整体收缩并不妨碍核心城市逆势扩张。2025年末，成都常住人口达2153.5万人，较上年净增6.1万，过去五年累计增加近60万人。这印证了另一个规律：在省级人口普遍收缩的背景下，人口正加速向具有强劲发展势头的核心都市圈和中心城市集聚。
寻求差异化人口发展路径
常住人口的起伏变动，不仅仅是数字的增减，更标志着中国人口发展已全面进入新阶段。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在2026年年初指出，中国正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这一转型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
面对区域分化，各地如何走出差异化的应对路径？
对广东、浙江等人口持续流入的省份而言，首要任务是把规模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广东”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把握人口增减分化、老龄化、少子化的趋势，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丁长发建议，广东应进一步优化内部格局：珠三角继续集聚的同时，粤北、粤东等地具备独特潜力，可利用潮汕、客家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和生育的积极因素，依托湾区制造业竞争力维护产业链完整，同时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公共服务，推动从”宜业”到”既宜业又宜居”的转变。
浙江”十五五”规划则着重在生育端发力：倡导积极婚育观，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新疆、海南、西藏等地的核心任务是把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就业的内生动力，使初期的人口流入转变为稳定可持续的增长。
四川、河南、山东等传统人口大省，则正通过产业升级、区域协同和人力资本投资，将人口压力转化为发展动能。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提升大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制造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布局建设区域性医疗、教育中心，打造功能复合的城市格局。
丁长发指出，各省的破局关键在于激活自身比较优势：四川可深耕电子信息产业，河南可强化郑州、洛阳的产业链承载能力，配套完善公共服务，在统一大市场环境下承接产业梯度转移。
制度改革层面，丁长发建议探索与人口流动相匹配的财政资源配置机制，让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实际居住人口；同时深化社会保障全国统筹，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相关研究显示，中国0岁至大学毕业阶段的养育成本平均约68万元，0至17岁抚养成本超过53万元，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有较大优化空间，这是提振生育率、促进人口合理分布的政策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