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召开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吸引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目光,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未参加一般性辩论现场,反而启程赴美首都与特朗普总统举办战略会晤。@NBRnews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纳德吉·罗兰@RollandNadege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北京的角度看,「最具决定作用的国际关系」仍在大国层面,多边主义则是服务战略目标的「手段」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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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September 22, 2026
第81届联大高级别周本周在纽约拉开帷幕,各国首脑云集于此。然而北京采取了有别以往的做法——习近平主席并未赴纽约参加一般性辩论,而是转赴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峰会。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9月22日)宣布,副主席韩正将代表北京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
这样的双线布局充分体现了北京外交的战略层级划分——一方面,韩正在联合国舞台阐释中国对多边主义、全球发展和国际治理的看法;另一方面,习近平本人则把最高层的外交资源集中投向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的双边大国关系。
外交部透露,韩正的纽约行程为9月24日至26日,期间将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主持由北京主导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并与联合国秘书长、现届联大主席以及各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本届联大高级别辩论于星期二启动,将持续至9月28日。议程内容涵盖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人工智能全球监管、气候问题,以及联合国自身面临的财政困难和制度挑战。
相比之下,习近平预定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特朗普总统实现今年以来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见。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进行深入对话。
预期会谈议题范围广泛,包括贸易、产业链安全、人工智能竞争、稀土与战略矿产、伊朗问题及台湾问题等,这些事项均关涉中美战略竞争的各个方面。
美国对多边体系的态度调整
习近平绕过联大走向华盛顿的背景之一在于,美国行政当局也在重新评估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
特朗普总统今年1月颁布行政命令,美国退出66个国际组织与机制,其中包括31个与联合国相关的实体。白宫表示,这些机构中某些已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安全、经济发展和主权维护目标,因此美国将减少参与程度和资金投入。
特朗普政府并非完全退出联合国,而是要求美国对国际机构的参与更加直接地服务国家利益。白宫已表明,现届政府正在调配资源,缩减对低效或与美国政策目标不符的国际机构的支持。
华盛顿政策圈因此产生了新的疑虑——美国退出国际机构的空间是否会被中国填补,进而扩大北京在联合国体系中的影响力。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BR)资深中国研究员纳德吉·罗兰认为,北京确实寻求通过联合国推进自身外交目标,但这并不等于中国要摧毁既有的国际体系。
「北京不见得希望联合国、国际体系及其机构走向瓦解,」她对美国之音说。但她也指出,北京不赞同支撑这些机构的某些基本准则与价值观,希望这些准则能被「改变、削弱或以新的方式重塑」。
她用建筑隐喻来说明这一战略——国际机构的「外墙」可以保留,但内部的「家具与装修」会逐步被替换,使其更多反映中共的价值追求与战略利益。
「大国优先、多边次之」的外交逻辑
在罗兰看来,习近平弃纽约而选华盛顿,完全符合北京长期奉行的外交优先级体系。
她指出,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外交通常按四个层级来阐述——「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
按这一逻辑,罗兰分析,北京最核心的关系仍是大国关系。
「北京实际上在说,最具决定性的是大国层面的关系,」她向美国之音解释,「而多边主义只是工具。它是平台,但不是最终目标。」
她补充,若习近平需在多边外交活动和处理中国关键大国关系之间选择,华盛顿的优先级显而易见。
「当下最紧迫的,就是妥善管理与华盛顿的关系,」罗兰说。
北京在联合国的话语权仍在扩展
与此同时,韩正赴纽约表明北京并未因习近平缺席而放弃联合国平台。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介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努力提高这些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和国际体系中的认同度。
罗兰把这些倡议比作「一只手上的不同手指」。
这些倡议分别涉及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领域,但都属于北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框架。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用来描述一种不同于现有国际秩序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表述,」她说。
韩正出席由北京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高层活动,也表明北京在继续利用联大高级别周来提升这些倡议的国际知名度。
「全球南方」成为新的争夺焦点
在联合国的竞争中,北京尤为看重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罗兰分析,北京的外交叙事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吸引力,这既源于中国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来自其不同寻常的合作模式。
与某些西方国家不同,中国通常不将民主化、透明度、问责制或人权改善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与这些国家合作时,既不要求政治改变,也不坚持透明度和问责,更不要求改善人权状况,」罗兰说。
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而言,与北京合作的国内政治成本相对较低。
这一趋势也是美国关注中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背景。华盛顿近年来越来越强调,中国在基础设施、稀土矿产、技术标准和国际机构中的活动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涉及长期战略影响。
但发展中国家与北京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完全接纳中国的政治主张。罗兰指出,某些国家同时利用来自中国的投资和项目,强化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谈判时的筹码。
美国退出能否被中国填补?
对于美国减少对国际机构的参与是否会为中国扩大空间这一问题,两位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认为情形更为复杂。
罗兰指出,北京希望提升国际地位和制度影响力,但并不一定愿意承担相应的代价。
「中国想要国际地位,但不想付出成本,比如财政和责任,」她称之为「低成本获取国际地位」的做法。
她同时指出,北京近年确实向国际机构派遣更多专业人员,试图影响这些机构的原则和发展方向。
但中国「不一定会在国际机构中直接取代美国,也不会继续遵循美国曾坚持的那些原则与价值」,她说。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联合国事务负责人理查德·高恩(Richard Gowan)进一步警示,不应把中国影响力增长理解为北京准备「接管联合国」。
高恩在书面回复中表示,中国在今年联大上「采取了相当克制的姿态」。
他指出,北京知晓习近平的华盛顿之行将获得更多关注,而且自特朗普重掌白宫以来,中国一直避免给人造成「自己准备取代美国领导联合国」的印象。
这种谨慎「既是为了避免触怒特朗普,也是因为北京本身不想承担管理这个全球机构的责任」,高恩说。
台湾问题:联合国的长期争议
联大高级别周通常也是台湾进行国际外交活动的关键时期。
北京长期援引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作为反对台湾以国家身份参与联合国的根据。
美国政府则明确反对把该决议扩大理解为已经决定了台湾的政治地位。美国及其他国家近来主张,该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并未规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更不应作为排除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依据。
罗兰认为,第2758号决议的争议是观察中国如何利用国际机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典型案例。
「这是观察中国如何利用国际机制服务地缘政治目标的很好例子,」她说。
她指出,北京对国际制度的支持具有选择性——当制度运作有利于中国时积极参与,当结果与中国利益冲突时则质疑其合法性。
观察重点在华盛顿而非纽约
韩正赴纽约、习近平赴华盛顿,北京本周的外交优先级昭然若揭。
北京仍重视联合国这个可用于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推广全球倡议、塑造国际规则的平台,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外交重心则投向美国的直接谈判。
高恩认为,华盛顿关于中国将「全面控制联合国」的担忧有所夸大。
「美国政治人物一直担心中国接管联合国,但这主要是华盛顿式的想象,与现实联系有限,」他说。
他表示,随着中国的经济和全球影响力上升,北京在联合国获得更多权力是自然趋势,也会在符合自身利益的领域扩大影响。
「但它并不想统治联合国,」高恩说。
因此判断中国本周外交动向时,高恩建议,关注重点应在华盛顿而非纽约。
「我更关注特朗普-习近平峰会,而不是中国在联合国的表现,」他说。
「中国获得越来越多的联合国影响力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增加,」高恩说,「但并不存在某些美国分析人士想象的那种、中国要接管联合国的宏大计划。」
罗兰从另一角度阐释了同样的选择。
对北京而言,她总结,「多边主义只是工具。它是平台,但不是最终目标。」
当习近平决定本周应该身处何地时,北京把最关键的外交资源投向了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