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金融时报,作者苏玛雅·凯恩斯曾在《经济学人》工作八年,后转至《金融时报》担任经济专栏作家。她在《经济学人》期间主要报道经济、贸易和全球化议题,并曾荣获美国商业编辑与作家协会颁发的评论奖。
这个故事你或许并不陌生:曾几何时,一波汹涌的中国出口浪潮冲击了美国经济。任何表达不满的人都会被扣上保护主义的帽子,被指为抗拒进步、自由和廉价家具。
受冲击的群体多年来挣扎求存,难以找到替代就业。最终,他们试图用选票进行反击——选出唐纳德·特朗普这位混乱的”魔法师”入主白宫。
故事到此结束。
经济学家对这个叙事烂熟于心,但他们也清楚,故事远未画上句号。中国经济从未实施足够的结构性改革来防止产能过剩对贸易伙伴造成外溢冲击。

最近,关于第二次”中国冲击”的讨论已从低声私语演变为刺耳的警报声。在我看来,缺乏数据分析的叙事是不完整的。
那么,在评判这个”续集”是否与前作同样可怕时,我们究竟该有多担忧?
如果单看中国自身的数据,第一次冲击显然更为猛烈。
2000年代的前七年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飙升了约8个百分点,商品出口量翻了四倍。
这些惊人的增幅远远超过近年来的变化——无论是经常账户顺差(2018年至2025年仅上升3.5个百分点),还是商品出口(增幅50%)。
如果你因此松了口气,那先别急。
如今中国的经济体量远非当年可比,这意味着即便是相对较小的失衡,也会在全球层面产生更强的冲击波。从占全球GDP的比重来看,过去七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增长幅度与2000年代同期基本相当。
而从绝对值衡量,两次冲击中出口量的增长也差距不大。
也许,如果冲击集中在少数几类产品上,威胁感会更加强烈——比如直接摧毁某国的汽车产业。从这个角度看,第二次冲击似乎略强于第一次。
举例来说,截至2007年的六年间,增长最快的前十大出口产品占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量的25%;而截至2024年的六年间,这一比例达到31%。
不过这个差距并不算大,换用其他衡量口径还会进一步缩小。

更明显的区别在于中国出口商品的构成。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大量出口的袜子和婴儿杯并不太介意;但现在,面对汽车和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竞争,他们感受到的威胁明显更大。
中国在众多领域的庞大规模也令人忧虑——人们担心它会像在稀土市场那样,将主导地位作为战略工具加以利用。
当初那些被嘲笑为”保护主义怪人”的人如今大可小声嘀咕一句:”早就提醒过你们了。”
数据中还能看到其他值得关注的差异。其一是中国商品出口价格的走势。尽管汇率操纵的指责从未间断,但在2000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实际上涨了约40%。而近年来价格却大幅下滑,迫使中国决策层不得不承认竞争已经激烈到无人能够盈利的地步。
到2025年,这些价格与2018年基本持平。

另一个显著不同体现在中国的进口端——更准确地说,是它没有进口什么。2000年代前七年,中国进口量增长较为健康,因为大量先进设备的引进是推动出口制造业繁荣的必要条件。
而近年来,进口表现疲弱。与其哀叹被中国竞争击垮的工厂,也许更应惋惜那些从未实现的销售机会。
此外,美国的政策应对也形成鲜明反差。第一次中国冲击期间,美国国会虽然大声抗议汇率操纵,但最终并未筑起多少新的贸易壁垒。而这一次,特朗普政府似乎对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万能药方:”关税治百病!”
结果是,第一次冲击中美国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仅下降约2个百分点;而过去七年这一占比的降幅则是前者的三倍。
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这一切越来越像一个恐怖故事——中国出口的激增仍在持续,不断冲刷全球市场。故事还有一个转折:任何试图抵挡中国竞争的努力,都可能招致报复,威胁到那些对现代制造业供应链至关重要的中国供应商。
这也引出了两次”中国冲击”的最后一个不同之处:这一次,各国决策者将更加努力地避免一个不愉快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