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团体直播在中国迅速扩张，成为直播行业里最受关注的新赛道之一。
20岁的杨女士曾在南京一家团播MCN机构工作。入行仅三个月，她便决定离开。在她看来，这份工作最沉重的代价不是熬夜，而是个人生活几乎被彻底吞没。
她回忆，那段时间自己的作息完全围着直播转，每天下午两点起床，随后打车去公司，花上近一小时做妆发，晚上七点左右正式开播，一直跳舞、互动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结束。
更让她难以承受的，是镜头之外的工作。休息时间和下播后，主播还得继续在抖音、微信等平台上与高额打赏者保持联系。常见做法是制造暧昧，甚至营造出恋爱关系的错觉，好让对方持续送礼、刷钱。文字、语音、视频，全都成了维系这种“守护感”的工具。
“暧昧生意”里的灰色地带
杨女士在直播间跳舞。
杨女士形容，团播本质上就是在贩卖暧昧。她并不认同这种方式，觉得为了换来一点打赏，就不断说违心的话、讨好陌生人，是一件非常消耗自己的事情。
她说，最初公司里的运营总监会代为指导如何跟不同打赏者聊天，可一旦回到住处，这种维系关系的压力最终还是转移到主播本人身上。长期和自己反感的人保持表面亲密，让她感到精神负担极重，连价值判断都开始被扭曲。
她甚至把这类环境称作“新时代缅北”。这个说法影射的是近年来缅甸部分地区出现的电诈、非法拘禁和色情交易等黑灰产业。在她看来，团播行业中某些依赖虚假情感来换取高额打赏的玩法，与这类产业的运作逻辑已有相当高的相似度。
至于线下见面，她表示自己所在公司明令禁止。也就是说，线上会努力制造亲密错觉，但线下接触则被严格切断。
不过，并非所有机构都如此。来自长沙、同样20岁的小雅（化名）告诉记者，她三个月后离职，正是因为所属公司不仅默许，还会鼓励主播在线下继续维护与“榜一大哥”的关系，甚至涉及性关系。
她后来在小红书发帖回顾那段经历，并坦言这份工作彻底刷新了自己对这个行业的认知。
在她看来，团播真正被消费的并不只是舞蹈能力。长相、聊天技巧，以及能否给观众带来被特别对待的感觉，才更决定收入。她反问，如果观众只是为了看舞蹈，为什么不去看专业舞者的直播？
小雅说，做团播时自己几乎整天都盯着手机，想办法把“大哥大姐”哄开心。最累人的地方在于，投入了大量时间与情绪，对方却未必真的会继续打赏。
她还直言，这一行吸引不少想用较少努力换取更体面生活的人。回头看，那段被包装成高收入、能成名的日子，其实是在喧闹直播间与屏幕背后的暧昧关系里不断消耗自己。离开之后，她和同行才发现，“新时代缅北”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曾经的团播主播小雅说，“如果只是跳舞，大家为什么不去看那些专业的舞者直播呢？”图为中国云南的一家舞蹈培训机构在进行网络直播。（资料图片）
MCN公司如何设计这门生意
一名来自深圳团播MCN公司的运营总监，曾当着两名求职者的面把这套模式说得十分直白。记者目睹了这一场景。
按他的说法，当观众打赏金额达到一定门槛后，就会被引导加上主播微信。接下来，运营人员会教主播如何继续聊天、制造期待、拉近距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人重新引回直播间继续消费。
他毫不避讳地表示，公司追求的是金钱回流，而不是让主播真的去线下陪伴打赏者。换句话说，要拿到钱，但尽量不“出人”。
如果有打赏者执意要求见面，甚至提出性关系，他说公司通常会让主播切断联系，再寻找新的目标。对他们而言，关键是把控住情感拉扯的尺度，在兑现承诺之前完成变现。
这名总监还透露了一些常见话术，比如“我再想想”“最近太忙了”“刷这么点就想让我给你打电话吗”等，目的都是吊住对方的情绪和期待。
他甚至建议主播专门注册新的微信号，围绕自己设定的人设来经营朋友圈。无论是“白富美”“甜妹”还是“御姐”，只要符合目标打赏者的想象，就可以持续输出。
他一句“互联网里哪有什么真的”，几乎概括了这种经营逻辑。
来自台湾的乔乔（化名）就是这类模式中的受害者之一。她曾在小红书发文，自述自己在某男主播直播间累计投入约25.6万元，其中包括平台打赏、微信转账、送出iPhone，以及在对方声称遇到困难时提供的借款。
乔乔在小红书上分享了她在四个月时间里向这位男主播的转账记录。
从她公开的聊天截图看，两人的互动起初由男主播主动示好开启。对方一边塑造“老实人”形象，一边用大量语音和文字提供情绪安慰与陪伴，反复作出承诺，营造出亲密关系正在发展的假象，比如表示自己也会真心投入、会一直陪在她身边。
但最后，乔乔发现这名男主播早已与女友同居，而且在女友面前，他把乔乔描述成一个单方面迷恋自己、专门为所谓“爱情票”花钱的女性。
目前，记者未能联系到乔乔及涉事男主播，对上述说法进行独立核实。
主播真的能轻松月入过万吗？
多家深圳MCN机构对外给出的说法是，新入职主播的保底月薪大多在6000到8000元之间，具体金额会参考面试表现和过往经验。有固定大额打赏者支持的主播，保底通常还能更高。
不过，在真正开播前，新人还要先接受5到7天培训，内容包括练舞、试播，以及学习如何在直播间带动投票、刺激打赏。培训阶段没有正式工资，每天只有100元补贴。
开播前，主播会提前几小时到公司进行当日的造型设计。
培训结束后，各团的运营负责人会到舞蹈室挑人，再按外形、气质和风格把新人分配到不同团队。
杨女士正式开播后，底薪原本定在8000元，已经高于南京普通文员的平均收入。但等她做满三个月离开时，却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她表示，公司总是以各种理由拖延甚至拒付工资。如今她仍在与对方交涉，希望拿回合同中本应属于自己的报酬。
记者从求职者口中了解到，主播通常签署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所谓“经济合作协议”。收入主要靠分成，平台先拿走约一半打赏，再由运营方和主持人继续分配，最终落到主播手里的比例往往只有20%到25%。
但小雅指出，真正占大头的收入，很多时候并不是平台分成，而是“大哥大姐”私下直接转账。
她说，有些主播会同时和四五个打赏者维持暧昧关系，并分别接受转账。如果遇到不会回复的话题，主播还会把聊天截图丢给运营，由后者给出标准答案。
她同时提到，行业里公司不按时发工资的情况相当普遍，克扣工资的理由也五花八门，比如拿直播时长不足来做文章。
另外，MCN提供所谓免费或低价宿舍，也常被当作吸引新人加入的条件。杨女士说，这类宿舍通常只在前三个月免费，而且居住条件很差，有的房间甚至没有窗户。等过了免费期，租金反而会涨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团播为何会突然爆红
团播在中国的大规模兴起始于2022年。到2025年7月，某文化集团旗下男团直播间因“扫腿舞”在社交平台爆火，行业热度随之被进一步点燃，市场开始快速膨胀。
《2025中国网络表演行业团体直播业务现状与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团播日均开播房间数约为8000个，较前一年增长超过两成，全年营收预计将突破150亿元。
据财经科技媒体36氪报道，头部公会的一场团播PK赛，流水甚至可以超过1000万元，个别主播单场收入便能突破百万元。
团播最典型的玩法之一，是所谓“舞蹈刺客”。同团两名主播在限定时间内PK，跳平台热门短舞，观众的礼物会被折算成票数，票高者守擂，继续下一轮。公会还会定期举行排位赛，评出日冠、月冠甚至年度冠军。
除了一对一PK，团播也常见舞蹈接力和群舞展示。接力时，谁上场往往和观众打赏金额有关，团队成员再依各自风格轮流出镜；群舞则通常把镜头聚焦在C位，观众可根据喜好把礼物送给不同主播。
陕西歌舞团2025年的统计显示，团播直播间的曝光量仍在持续上升，10月单场最高曝光已超过530万次，平均单场曝光也突破300万。
随着更多MCN机构挤进这条赛道，竞争愈发激烈，各种猎奇玩法也不断出现。例如安排一名女主播与多名男主播进行亲密互动，或者在“团播吃播”里一边跳舞一边进食，用新奇感争夺流量。
“情绪价值”与“情感诈骗”之间的边界
针对主播反映的欠薪问题，专门处理直播打赏纠纷的四川云澜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石国力指出，维权究竟走哪条路，关键取决于主播与机构之间究竟构成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他解释说，如果主播受到严格管理，又有固定底薪，理论上可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从而进入劳动仲裁程序；但现实中，双方签的往往是合作协议，主播收入也主要依赖分成，在这种情况下，纠纷通常只能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成本和难度都会明显上升。
石国力还提到，举证本身就非常困难。合同名称写的是合作协议，主播又缺少打卡记录这类传统证据，想要证明自己实际上处在雇佣关系中并不容易。若机构以“直播时长不够”为由拒绝付款，主播还可能需要自己去证明究竟播了多久。
至于这类商业模式是否合法，他指出，依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138辑第1573号案例，如果网红通过虚构恋爱关系、暗示未来可能发生性关系等方式诱导观众打赏，就可能触及诈骗罪。
他同时引用了一起2021年已作出判决的直播情感诈骗案件，说明一旦司法机关认定构成诈骗，主播和背后的公司都可能承担相应刑责。
在石国力看来，真正合法的“情绪价值”服务，不能建立在欺骗之上，也不能让对方产生错误认知。夸奖、安慰、赞美可以是附加内容，但不能把虚假感情包装成核心商品。若把这种模式合理化，实际上等于替陪聊、陪睡、网络恋爱诈骗等行为披上商业外衣，明显越过了法律与伦理底线。
他强调，情感陪伴本身可能是现实需求，但不能因此变成资本任意收割的借口。“欺骗就是欺骗”，不会因为换了说法就变得正当。
在他看来，团播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正是主播绕开公开直播场景，通过微信、QQ和平台私信等线下渠道，以“提供情绪价值”为名持续输出虚假情感服务，诱导观众投入大量金钱。这类行为虽然生长于直播生态，却常常游离在平台、公会和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