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到了近十多年,这种交叉几乎看不到了,仿佛渐渐分化成了两个互不相同的圈层。
在婚恋选择上,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如今不少体制内家庭给子女找对象,首先看的就是对方有没有编制,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有时都未必能进入候选名单。
更现实的是,有些家庭不仅要求孩子找体制内对象,还希望对方父母也最好都在体制内,如果双方家庭的职级、资源相近,那就更被视作“门当户对”。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说到底还是因为体制内的稳定感和附加保障太有吸引力。
除了工资相对稳当,餐补、车补、社保足额缴纳、职业年金、较高比例的住房公积金,这些隐性收益叠加起来,形成了明显优势。
等到退休时,这种差别就更直观了。工龄相近的人,体制外退休收入往往只有体制内的一半多一点,再算上公积金和职业年金,累计差距可能轻松拉开几十万元。

作者以自身家庭经历举例。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爱人大学毕业后都被分配到东北国企。到了1998年,因英语能力突出,妻子被调入体制内。当年国企待遇并不比体制差,妻子甚至一度不太情愿,后来更多是为了照顾孩子才接受调动。
等到去年退休时,差距完全显现出来。妻子的退休金,已经比那些当年同样毕业、后来一直留在企业工作的本科同事高出一倍有余,公积金上的落差还没算进去。
还有更让人感慨的对比。妻子的一位高中同学没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借助家庭关系进入体制内,和她同年退休。虽说此人工龄多出四年、职级却低了两级,但最后退休收入反而比妻子还高出数百元。
妻子曾怀疑是不是社保核算出了问题,专程去社保部门查询。得到的回复是,计算本身没有错,问题出在她毕业后有六年企业工作经历,这段履历直接把退休待遇往下拉了一截。
这也让人忍不住追问,当年的政策设计固然有时代背景,可在现实差距已经如此明显的情况下,相关制度是否也应随着时代变化作出调整?
体制内外的区别,不止体现在退休金上,社会评价和日常人情往来里的落差同样明显。

东北很多地区有山东移民传统,因此在宴席座次上向来格外讲究。
而在不少地方,默认规则往往是体制内人士坐上席,体制外人员即便事业做得再大,也常常被安排在后面。
如果有人不熟悉这套规则、误坐了位置,下面的体制内人士很可能会觉得自己被轻慢,之后在工作接触中给你添点麻烦,也不是没可能。
作者提到一位同行朋友,曾在县里某乡镇企业采购原料。一次考察结束后,对方热情留饭,还专门请来乡长作陪。也许是把“客户最大”这套逻辑带进了饭局,这位朋友略作推辞后便坐到了上座。
没想到一年之后,这位乡长平调到县里某监管部门任职,上任后便频繁派人去朋友企业“送政策”“送服务”,同时也把检查做得格外细。
最后那位朋友托了不少关系、请了多次饭局,费了很大劲,才把这份“特别关照”慢慢化解掉。
在东北,一些餐饮、洗浴等消费较高频的场所,经营者通常也会对体制内顾客更客气。一来这些人手里多少有监管权力,二来他们的消费能力往往也确实更强。
这种购买力优势,既来自收入更稳、更高,也来自某些更灵活的现实空间,个中意味,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作者还回忆,2001年所在国企改制时,自己曾站在分岔口前。当时摆在面前的是两个选项,一是继续留在企业做管理,二是转入体制内。由于家里负担重,要赡养三位老人,再加上那时体制内外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还不算大,他最终选择了留在企业。
最初几年,企业发展得相当顺利,巅峰时期年产值接近亿元,雇员达到数百人,在县里也算颇有名气。
可即便如此,后来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在得知他爱人在体制内后,第一反应往往是诧异,似乎一个民营企业经营者和体制内人士组成家庭,是一件“不太对劲”的事。
2005年,作者曾因陪同主要领导出国考察而受到赏识。回国后,领导还建议他趁年轻转入体制任职。但那时企业正处于上升阶段,他没有接受。
对方当时意味深长地提醒他说,你以后大概会后悔。
如今再回头看,作者承认自己确实会反思。企业发展不可能一直处在高点,疫情前几年已显露疲态,疫情之后虽算平稳退出,但本人也因此在中年阶段失了业。
现在他每年自己缴纳的社保接近四万元,可按社保系统朋友的估算,等真正退休时,养老金恐怕仍难突破五千元。
而那些与他同期毕业、学历相近、早早进入体制内的同学和朋友,未来退休时很可能以一级调研员甚至二级巡视员身份离岗,退休收入轻松过万,此外还有公积金和职业年金等额外保障。
不过作者也并没有把情绪完全落在懊悔上。他认为,人生的确常常被少数关键选择改变走向,但不同道路也会带来不同经历,未必只能用“值不值”来衡量。
正因为现实差距摆在眼前,东北不少家庭如今都支持孩子大学毕业后去考公,哪怕一年又一年地反复尝试,也要争取“上岸”,实在考不过年龄线了才肯放弃。
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这股热潮反而更强,而且已经不只限于东北,还在向南方蔓延。
据一些山东和长三角朋友的观察,如今连不少家境优越的“富二代”都不再热衷接班,而是想尽办法进入体制内,求一个稳定。这种倾向,在作者看来,甚至比出生率下滑更值得警惕。
从更大的层面说,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其实也像一家大型企业,只不过规模更大而已。如果一个企业里人人都想去做管理岗位,却没人愿意去生产一线,而管理岗位偏偏收入更高、福利更好,那这家企业的未来往往就不太乐观。

中国人常说,不怕共同贫困,就怕差距失衡;不怕所得有限,就怕生活缺少安全感。
今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挤向同一条路,真正打动他们的,核心还是“稳定”二字。
当整个社会都在拼命追逐某样东西时,往往说明那正是最稀缺的资源,这句话放在当下,仍然很有解释力。
如果这道横在体制内外之间的无形壁垒始终拆不掉,东北要谈真正意义上的振兴,恐怕依然路远且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