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陌生城市实习的大学生,往往还没开始积累职业资本,就先被生存账单按在地上算了一遍。有人把一日三餐压到二十块以内,有人舍不得出门消费,还有人一边薅优惠券,一边精确计算每笔通勤和饭钱。
这种处境很像一种新的“投资型贫困”。为了换取未来可能更好的工作机会,学生不得不提前垫付房租、交通和日常生活成本,短期内不仅赚不到钱,反而可能越来越拮据。
而异地实习生的尴尬,还在于他们处在学生与劳动者之间的灰区。既没有学生身份带来的完整保护,也很难享受到正式员工的权利,只能自己扛下大部分风险。
文|庞贝
编辑|阳少

异地实习到底要花掉多少钱
周歆从东莞赶到长沙时,拖着一堆生活用品下高铁,地铁已经停运。对她来说,这次实习不是简单搬去另一座城市,而是从零开始搭建一个最低配生活系统。
她原本想申请青年驿站,但因为还在读大三,不符合资格;人才公寓又要求劳动合同和社保证明,她同样够不到。于是,落地后临时住酒店、再找合租房,这些原本没算进预算的开销,全都压了上来。
最后,她租下一间步行十分钟可到公司的次卧,月租1200元,虽然空间不大,但至少有基本家具和小区门禁。对异地实习生来说,住房往往就是在安全、通勤和租金之间不断妥协。

周歆推着行李从长沙南站出来
北京的情况更典型。有人为了把房租压到能承受的范围,只能住到远郊,每天再用两小时通勤换一个勉强能立足的落脚点。饮食也得精确到每顿几块钱,早餐靠临期面包和免费牛奶,午餐压到二十元以内,稍微吃一顿像样的晚饭就可能超预算。
真正让人措手不及的,还不只是房租和吃饭,而是那些进城前没法完全估算的隐形成本。往返车票、被褥小家电、中介费、押金损失,这些加总起来,很容易就是三五千元。对普通家庭来说,这不是小数目。
李茸茸去北京做媒体实习时,没工资、没合同,也没有补贴。她原本想自己做饭省钱,结果小电锅、食材和调料买了一堆,最后还是因为时间和成本问题改回外卖,那些“为了省钱而花出去的钱”,反而变成了沉没成本。

李茸茸为做饭准备的调味品

谁来承担这笔“入场费”
很多父母愿意给孩子掏异地实习的钱,但并不真的知道这笔钱流向了哪里。学生一边接受家庭输血,一边又承受着“这笔投资到底值不值”的心理压力。
周歆所在公司承诺的政府补贴迟迟不到账,这几乎是实习生常见遭遇。补贴往往需要企业集中申报,再经过审核、公示和拨付,流程走完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半年。等到钱真正到账时,实习早就结束了。
数据也显示,大量异地实习生都在经历“收支倒挂”。原本应当由企业承担的人才培养成本,或者由社会承担的就业衔接成本,实际上被前置到了学生和家庭身上。企业却以极低代价,提前完成了筛选。
若楠的故事,把这种压力放大得更明显。她家里经济条件一般,父母能给的支持非常有限。考研失利后,她找到一份可以实习转正的工作,但当时自己手里只剩三千元,补贴还得拖到第三个月。她只能硬着头皮向家里要钱。
父亲问得很直接:去西安实习,能不能换来转正?这背后其实是整个家庭在权衡,这笔钱值不值得继续投。若楠自己也清楚,如果这一次失败,家里几乎没有余力再支持第二次。
她先住便宜青旅,再让妈妈寄被子、枕头和三件套。后来搬进一间老旧合租房,环境逼仄,没有电梯,楼道昏暗,安全感几乎为零。可因为价格勉强能接受,她还是咬牙住了下来。

若楠租住的房间
真正难熬的不只是一张床和一间屋,还有不断被追问的经济回报。父亲经常问她发工资没有、还剩多少钱、能不能把余额截图发来。生活、论文和工作压力叠在一起,她常常在深夜崩溃。
后来转正后,她拿到五千元工资,这在新一线城市只是勉强维持体面生活的起点,但在父母眼里,读了大学似乎就应该立刻实现“一个人养全家”的跃升。现实与上一代认知之间,出现了明显断层。
从这个角度看,异地实习像一场提前上桌的“就业投资”。家庭付了首付,学生则拿自己的时间、舒适度、尊严和未来不确定性作抵押。
若楠搬进老楼后,西安的寒冷比她想得更狠。暖气不给力,寄来的床品还在路上,她只能把能穿的衣服全套在身上,夜里再裹着发黄的旧被芯熬过去。对她来说,那不只是冷,而是一种“一切都还没着落”的悬空感。

为什么“倒贴实习”越来越像必选项
如果只讨论学生怎么省钱,其实抓不住问题核心。更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实习正在变成一场需要先投资的游戏。
学历扩张之后,文凭越来越难单独证明竞争力,企业开始把实习经历当作新的筛选门槛。学生如果不去实习,就可能连简历初筛都过不了;可一旦去实习,又要自己先承担大笔成本。
对像周歆这样的普通院校学生来说,学历本身并不占优。如果简历再缺少实习经历,机会会更少。于是,她只能用“立即到岗”“吃住自理”等更低的议价条件,换取一张进入大厂或知名公司的门票。
在毕业生持续增多、岗位相对收缩的背景下,企业掌握了更强的定价权。异地实习生往往要经历几个月甚至更久的试用式考察,干着接近全职的工作量,却只能拿到微薄、滞后甚至没有的补贴。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倒贴”已经不再局限于传媒、时尚等传统热门行业。互联网、法律、咨询、金融等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实习变成了筛选廉价劳动力的方式。
当一个行业默认无薪或低薪实习可接受,其他行业也会迅速照着学。再叠加学校就业系统对“大厂经历”的过度强调,学生更容易被卷进同一场竞赛。
这道门槛筛掉的,未必是能力不足的人,而往往是经济和心理承压能力不够的人。无薪或倒贴实习,本质上隐含了一个前提:求职者背后要有家庭安全网,允许他在一段时间内不靠劳动收入生活。
结果就是,富裕家庭更容易把经济资本转成就业资本,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则在每一天坚持中消耗家庭积蓄,也不断抬高父母的期待。一旦家庭停止输血,他们就只能退出。
慢慢地,实习从“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工具,变成了“不被淘汰”的最低门槛。而最有可能撑过这道门槛的人,恰恰是本来就拥有更多资源的人。
当然,个体并非完全被动。周歆在飞书里一点点学函数,李茸茸为残障群体议题和编辑争论,若楠也终于在西安度过了第二个春天。她们都在有限条件下尽可能争取向上走的机会。
但个体努力,不等于结构性的困境就是合理的。异地实习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答案其实指向同一组现实:学历的边际价值下降了,就业竞争更激烈了,机会分布依旧高度集中在少数城市,而补贴机制和真实生活成本又严重错位。
所以,大学生困在的不是“不会省钱”,而是一个越来越昂贵的就业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