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象征着“不要国王”的“No Kings”旗帜在美国各地第三次高高飘扬。3月28日,一场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抗议活动席卷全美50个州,共计3300场示威,吸引了高达800万人参与。组织者指出,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No Kings”系列抗议。
伊朗战争无疑是促使民众走上街头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非唯一的驱动力。对众多美国民众而言,更直接的愤怒源于政府的移民执法政策、联邦权力日益深入社区、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以及一种愈发显露无遗的暴力统治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议爆发前两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发行带有特朗普总统签名的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在总统任期内将其签名印上货币。此外,特朗普的名字在过去数月里也相继被冠于美国和平研究所和肯尼迪中心等机构。
美国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图源:新华社
当前,“No Kings”已远超简单的街头口号,它代表了一种深层的不满。与此同时,类似的反战情绪也在国际社会蔓延。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反战集会规模扩大,导致至少13名示威者被捕并被警方驱散;在英国伦敦,约5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英国政治持续右转,队伍中同时可见伊朗和亲巴勒斯坦的旗帜。
民众所反对的,不仅仅是某一项具体的政策,更是一种统治者肆意妄为、却将所有代价转嫁给普通民众的政治逻辑。人们再次深刻认识到,战争并非只发生在遥远的彼方,它终将回溯至自己的国家,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觉醒的民众与支持者分歧
几年前,新泽西郊区的两位孩子母亲艾莉森·波斯纳(Allison Posner)对政治漠不关心。然而如今,她不仅定期前往移民拘留设施外为家庭分发物资,更在周末带着家人积极参与“No Kings”游行。
一位当地居民观察到,“郊区居民正在变得激进”。那些曾政治温和的“足球妈妈”们正转变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政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在社交平台Reddit上,有网友描述加州某乡村摇摆县的第三次“No Kings”抗议场景:公路天桥上挂满了标语和旗帜,过往的卡车和皮卡鸣笛支持,这在当地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3月28日,人们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参加抗议活动/图源:新华社
民众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纽约、华盛顿或洛杉矶等大城市。不仅反对者阵营出现变化,甚至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内部也开始显露迟疑。3月26日,MAGA阵营的重要年度集会——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在得克萨斯州召开。曾在此将自己塑造成反干涉主义旗手的特朗普此次缺席,反而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他发起的伊朗战争的阴影笼罩会场,使得气氛微妙:虽然年长的支持者仍为白宫辩护,但不少年轻保守派已明显感到失望。
2024年,年轻男性曾是特朗普赢得选举的关键力量。他们投票支持特朗普并非为了另一场中东战争,而是期望“不打新战”,将重心拉回美国国内,解决通胀、就业和生活成本等切身问题。如今,特朗普的政策正在考验这些曾助他上位的年轻人。路透社/益普索2026年3月的民调显示,18至29岁男性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已显著低于他刚重返白宫时的水平,裂痕已然显现。
美国总统特朗普/图源:新华社
这些变化最终将带来何种结果尚不明确,但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变革需要持续推动,并在一次次现实冲击中逐渐扩大。正因如此,“No Kings”组织者埃兹拉·莱文(Ezra Levin)高度重视明尼苏达双子城的抗议活动。数月来,当地居民持续抗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存在以及白人居民古德和普雷蒂的死亡。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并非某一天有多少人参与,而是民众从未停止抗议。
政治渗透日常生活:民众的急迫感
在第三次“No Kings”游行结束后,许多人开始思考,除了周末上街表达诉求,还能做些什么。是将愤怒融入地方政治,还是仅仅回归日常的上班、接送孩子和购物?
对“下一步”的急迫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日益具体的现实:政治不再仅仅是新闻头条,它已直接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当下,政治往往在人们来不及反应之前,便已近在眼前。
特朗普政府在处理高风险国际事务时,并未展现出清晰、成熟且能承担后果的方案。例如,美国对伊朗开战,既未获得国会授权,也缺乏完整的战争计划和明确的退出策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图源:新华社
在短短几天内,特朗普一边威胁若伊朗不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国将摧毁其更多能源与基础设施;另一边又通过白宫释放信号,表示有意让阿拉伯国家承担战争费用。3月31日,媒体更披露他向助手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仍关闭,他也愿结束军事行动。然而,伊朗首都德黑兰很快再次遭遇空袭。
这种混乱局面令人深感不安。特朗普可以随意边打边学,边威胁边改口,甚至脱口而出“拿走伊朗石油”或“各国应自行去霍尔木兹海峡‘抢石油’”等言论;然而,这些决策的代价并非由他个人承担。它们首先转化为飙升的油价,继而引发恐慌情绪,成为普通民众的账单,也演变为其他国家必须承受的风险。3月底,国际油价已创下历史性的单月涨幅。
美国国内的紧张气氛同样不容忽视。围绕ICE(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争议导致国土安全部部分停摆长达六周多,机场安检大排长龙。数百名ICE人员被部署到十多个机场“协助”维持秩序,尽管官方一再强调这仅是临时补位,不直接参与安检,也非在机场开展移民执法。
美国土安全部“停摆”,机场安检处排起长队/图源:新华社
以往,身份检查通常发生在海关和入境口岸等明确地点;如今,一个与拘押、突袭和驱逐紧密相关的机构,却开始出现在候机厅和安检口附近。虽然相关规定未被正式废除,但其稳定性已遭到破坏。与此同时,ICE拘押中的死亡人数也在迅速增加,2026年前三个月,ICE报告至少有14人在拘押期间死亡。
引发民众紧张情绪的不仅仅是ICE。许多第三次“No Kings”抗议的参与者指出,真正促使他们走上街头的,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系列相互叠加的问题:双子城联邦移民执法引发的混乱和居民死亡、对伊朗开战、持续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对少数群体权利和投票权的威胁,以及他们所称的“亿万富翁政治”。
在这股积极的抗议力量之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浮现:为何街头的愤怒尚未自然发展成为一场更具影响力的反战运动?或许真正的挑战在于,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重新构建一种有效的反战动员机制。
全球战争态势与反战运动的困境
当今的战争形式已与以往人们所理解的“例外事件”大相径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5年的《脆弱国家》报告指出,武装冲突数量已攀升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也表示,截至2025年中,全球活跃着超过380个引发人道主义关切的武装组织。战争主体日趋碎片化,使得停火协议或一次峰会难以彻底终结冲突,因为谈判方增多、链条延长,地方化和代理人战争的特点愈发显著。
联合国系统及主要多边机制虽未消失,但其作用却日益显得形同虚设,而全球防务支出仍在持续增长。这种普遍的不安感,深层上是对时代处境的一种直觉反应,伊朗战争的爆发再次将这种感受推向了前台。
4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拍摄的爆炸产生的浓烟/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战争风险的外溢效应并非首次出现。俄乌冲突曾导致全球粮食、化肥和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其长期影响至今仍体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路透社的报道中。红海危机在2023至2025年间不断推高航运成本,延长运输时间,迫使船只绕行好望角。到2026年,伊朗战争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非洲和地中海港口已开始为改道船流做准备,班轮公司也纷纷加收附加费。如今,战争不再仅仅是前线与后方的关系,它更像是一种通过能源、航运、保险和粮食价格不断向外传导的机制。在这种结构下,“距离”的概念正在失效,人们即使身处非战区,也越来越难以置身于战争之外。
冲突撕裂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家园在炮火中化为废墟/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然而,令人棘手的是,尽管战争日益频繁且残酷,反战力量却未能同步壮大。这并非因为民众不反感战争——事实上,伊朗战争在美国一开始就极不受欢迎。但问题在于,单纯的反感并不会自动演变为一场有力的反战运动。许多人虽然厌倦战争,也对特朗普的冲动和随性感到不满,但在今天,反战首先面对的往往并非立场问题,而是时间问题。
事态发展速度极快:昨天还在放话,今天便已动手;刚声称即将结束,下一轮空袭却已落下。局势推进之迅速,使得公众常常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反应,便已被推入震惊、追赶和被动祈祷战争尽快结束的境地。这正是当今反战运动比以往更具挑战性的原因所在——不满情绪容易停留在夹杂着尴尬的无力感中。
3月29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名男子坐在废墟中的沙发上休息/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更重要的是,战争不再总是以过去那种显而易见的方式闯入生活。它不一定通过征兵、前线画面或大规模伤亡才让人意识到自己被卷入其中。很多时候,它首先以空袭、代理人冲突、市场震荡和外交威胁的形式出现,其后果也更为缓慢、分散,难以一眼察觉。
因此,尽管冲突日益频繁,愤怒普遍存在,但真正能将这种愤怒重新组织起来的公共语言却愈发难以形成。“No Kings”运动恰恰揭示了这一点:它证明了不满情绪已足够强烈,足以让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但也说明,在这个议题多元、情绪叠加、注意力不断被分散的时代,战争很难自动成为那个最核心、最能凝聚不同人群的议题。
正因如此,当今的反战运动在不同地域被赋予了更多元的含义。在雅典,民众不仅反对美以对伊朗动武,也反对希腊继续充当战争体系中的前沿支点,呼吁关闭位于克里特岛的苏达军事基地。在伦敦,反战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外交议题,中东战争已与反移民政治、右翼民粹主义及生活成本焦虑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3月28日,人们在英国伦敦参加集会,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新华社发(雷伊·唐摄)
而在特拉维夫,反战的含义则更为复杂。以色列议会刚刚通过预算,内塔尼亚胡暂时避免了提前选举,防务开支持续上升。对许多示威者而言,问题不仅在于战争本身,更在于“安全”这一理由正日益深入地渗透进国内政治。
这些抗议活动虽不共享完全相同的立场,但都传递出一个共同信息:反战在今天已不再是一种天然统一的公共语言,它必须首先穿透各自国内的深层不安,才能被清晰地表达出来。
因此,今天真正令人不安的,或许不仅仅是战争数量的增多,更在于战争正日益成为一种背景音,而反战运动却愈发难以自然发生。它不再是一种会自动生长的公共语言,而是一种必须被重新发明、重新组织、重新说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