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最后一晚，广州塔的灯光秀宣布着2025年的到来。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医院院区附近是另一个世界，而一旁的人民高架桥下，地面濡湿，桥墩上贴有禁止露宿的告示。
五颜六色的废弃共享单车汇聚在此，装着纸壳的编织袋堆放在树间，靠里的花坛旁有垫子被褥和大推车，这是街友们的全部家当。晚上十点，王大姐和丈夫已经睡去，好心人送来了新年礼物，还有街友包了饺子。
欠薪和讨薪
许诚和他的小狗还没有回来。他今年32岁，甘肃天水人，在外打工十九年。他闲暇时在一本线圈本上写诗，十三岁逃票前往广东打工。他曾在一个老板手下开车送货，一个月能赚12800元。
直到他将四十多万元投进开烧烤店，遇到疫情，情况急转直下，钱全赔了，隔离也耗尽了积蓄。他回到工地打工，又遇到欠薪。广州城投大楼前睡着十多位讨薪农民工，被拖欠一亿工程款，讨要了三四年。提起回家，张兴说身上连火车票钱都没有。
小偷和防身刀
许诚干过外卖和快递，但都干不长，电动车丢了两次。他在东莞工厂不满招聘和实际工作内容不符，身份证被扣，闹到拿回一百元工钱才走。他骑自行车从东莞到广州的路上捡到了这只小狗。
他在东莞租单间被扣了押金，不想再租房，于是睡到了路边。他打算年后去浙江找活，因为“那里不欠薪，只在广东被欠过”。为了提醒其他人注意财物安全，他在电箱上刻字。
黄译是2024年“圣诞劫”物资援助活动的统筹。他观察到，广州街友群体包括建筑工人、拾荒者、残障人士等不同类型的人群。
许诚不愿意和“那些人”凑到一块儿，但也需要他们作为“护身符”不被城管轻易赶走。他确信随身物品被偷，扭打到派出所时亮出防身长刀被没收。2024年的最后一天，他骑车去了白云山玩到半夜才回来。
身份证、单车和自由
黄大叔睡在一个售卖听力器的店铺玻璃门前，他今年六十岁，流浪到广州两个月。他从2018年左右开始流浪，骑着单车天南地北地跑。他遗失了他的第一代身份证，打工的地方都要看身份证，开网上店铺也开不成。
他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去图书馆和书店，冬天过完会把臃肿的衣服全都扔到垃圾桶。他爱干净，不愿意捡废品，白天吃光孝寺的斋饭或好心人派送的盒饭。流浪后，外面的空气好，支气管炎自己好了。疫情封控让街头安静下来，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手机的他骑单车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
“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人民北路，左大叔的推车上写满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字迹。左大叔今年六十多了，在广州流浪了近十年，是湖北应城人，读过高中。九十年代去深圳打工，五十多岁时来到广州捡废品。
他很欣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觉得人人都是平等的。他告诉我，他和警察“日久生情”，没有被驱赶过。他降低期望值，就提升了幸福值。
“不想成为工具”
光孝寺附近的街友大多不用担心挨饿，寺庙、教堂或附近饭店会在固定时间沿路派发盒饭。珠江上的桥下也有街友们的踪影，有的睡在行军床上，从江里捞鱼果腹。
我在人民高架桥下的垃圾站里见到王大姐，她是梅州人，今年38岁，一直和丈夫靠捡废品为生。女性街友在街头安全风险更高，容易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流浪多年的女性街友很少。
路大哥戴黑帽穿睡裤，背对阳光和广州塔坐在长凳上。他活动范围不大，只在广州市内转悠。他前一天做日结赚了八十，这一天目前还没花一分钱。我问他想没想过找个固定的工作，他说做十块钱只能拿到一块钱，“我不想成为别人的工具”。
*张兴为化名，感谢风油精对本文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