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圈变革历程:新时代,新自由

近日,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在其自媒体发布多条性感热舞视频,体操奥运冠军管晨辰在吴柳芳社交账号下留言:前辈姐姐,擦边就擦边,但不要给体操扣屎盆子。

11月24日,吴柳芳的社交平台账号被平台设置为“禁止关注”,她身着运动员服装拍摄的置顶视频也不见了。

我一直不喜欢擦边这个词,它意味着不断模糊原有的边界,并不断蚕食自由。

但曾经,擦边这个词,意味着自由在扩展。

不妨沿着时间回溯,回顾一下中国文艺圈的几个关键性的、源头性的“擦边时刻”吧。

一、“女特务”时代

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受题材限制,人物多以工农兵、革命战士为主。那个时代,没有最帅兵哥哥,也没有最美女警,只有刻板的“工农兵”形象。所以,众多40年代叱咤风云的影星转型的方法,是把精致的脸,用造型、化妆等手段,改造为劳苦大众的相貌。

“50年代最漂亮的女演员”王丹凤,出演“生产能手”。这张脸仍然太精致了。

再往后,就是八个样板戏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文艺圈的擦边,主要通过“女特务”实现,因为只有女特务,才能有口红、烫发、高跟鞋与旗袍。

1958年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深刻的印刻在了当年无数男青年的记忆中。

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文艺圈开始了道德上的“疯狂擦边”。

二、媒体上的第一次接吻

在中国公众场合出现的第一次接吻,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电影,而是杂志封面。

1979年第5期《大众电影》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大众电影》是当时最火的刊物,曾创下过单期销量940万册的记录,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顶级大号。这张图片,自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时有位宣传干事给编辑部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

“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声讨擦边的理由,从来都是一样的。

一个任何时候、任何场景,都以孩子为标准的社会,不是纯洁的,而是异常的。以孩子为理由,不断侵蚀成年社会的自由,失去的绝不仅仅是跳舞的人。

编辑部还真“有胆量”,全文刊发了这封信,在杂志上开展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大众电影》的编辑将“接吻”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当年可以这样联系,如今,这样的意义联系,仍然是存在的。

进入90年代,《大众电影》的封面云集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员。现在回看那时的封面照,其香艳程度似乎超过了今天吴柳芳的擦边。

不要和短视频里看到的擦边相比。这是正式杂志的封面。

二、封面上的接吻,为真人出演撑开了擦边空间

影视圈也在“疯狂的”开拓擦边的新前沿。

1979年,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首次出现接吻镜头。虽然据说男女主角接吻时嘴上还贴了层膜,但电影院仍然爆棚,许多地方还临时增派消防官兵到影院驻守,以防意外。男女主人公蜻蜓点水般的接吻,注定会被破门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断,电影院里响起一片失望的哗然。

很多人喜欢用单纯、纯真、纯洁等词形容以前的社会,但用这些词来形容一个成年人社会,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压抑。

其实,说到银幕上的吻,《庐山恋》的影响更大。

这部拍摄于1980年的影片中,张瑜扮演的女主角主动在男主角脸颊上印上“蜻蜓点水”的一吻,给了一代人震撼,成为那个时代年轻男女的恋爱教科书。

《庐山恋》影响更大的原因,除了那一吻,还因为泳装。

到了1986年,吻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中,刘晓庆和姜文的创下了中国电影最长接吻纪录。

姜文在1995年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共计5000万人次观看。宁静饰演的米兰,有过一两秒的露点镜头,在当时宽松的大环境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公映版里。

三、艺术领域也在做出各种擦边

1979年,画家袁运生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的绘制。这幅壁画中,有三位裸浴的少女。

事后他回忆:“那个画面当初是过不了画审的,为了能够通过文艺审核,我就在少女的胸部那里多加了一条线,(从视觉上)让审核人员以为下面是一条裙子,剩下的到时候再画。”

后来,袁运生最后悄悄擦去了少女胸部的那条黑线,也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据袁运生回忆,当时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看了,他很开明,没有吱声。不久之后,有高层领导找到袁运生,态度温和的商讨:“壁画能否修改一下?我们这里的压力太大,希望你能让画面之中的傣族少女起码穿上短裤。”

袁运生很生气,当面说:“绝对不能改,在世界历史上,改画是一件丑闻,比如教皇让米开朗琪罗改画,就是丑闻一件,如果改掉的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

邓小平同志从李瑞环那里得知《泼水节》这幅画有争议之后,连招呼都没打,就在李先念等同志的陪同之下前往参观。他看了后说:“这有啥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没问题,甚至还应该多印,卖给外国人。”而旁边的李先念也说:“我看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此后,不断有人来参观,想一睹究竟,机场每天应接不暇。海外评价:“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么多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给予了肯定,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

然而,保守是如此顽强,自由是如此的艰难。很多时候,保守往往以更纯洁、更革命的方式呈现出来,即便面对政策、领导人的表态,都敢于盛气凌人。就像如今社交媒体上的某些人,只要持着道德的大棒,就可以不管法律与政策。

1982年,《泼水节》壁画部分被布帘遮住,钉上三合板封死。

这一封,就是8年。

四、音乐界也在做出尝试,探索艺术得擦边新边界。

1979年,邓丽君的《甜蜜蜜》唱响大陆。听了几十年激昂样板歌曲的中国人,喜欢上了这类柔美的歌曲。但邓丽君也受到“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指责。

1980年初,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了一部旅游风光片电视剧《三峡传说》,《乡恋》就是配唱的一支曲子。反应了王昭君对长安的依恋。歌曲充满了低回凄婉、如泣如诉、缠绵悱恻的乡思之情。

歌曲播出后,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红遍了街头巷尾。批判、讨伐的声音随之而来。

群众批评看歌词,专业人士则批评李谷一所采用的“气声唱法”,不正经、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部门,搞了一个群众评选活动,《乡恋》虽得到了十几万张选票,但由于激烈的争议,未能入选。有人说:投票的都是流氓,这是流氓喜欢的歌。

1980年春,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音乐创作会,叫“西山会议”。会上,当时受到群众欢迎的《绒花》、《乡恋》等当时十分流行的多首歌曲都遭遇了点名批判,其中李谷一的演唱风格是重点。

转机出现在1983年的第一届春晚。

当天晚上的四部热线电话,接到了无数要求演唱《乡恋》的来电。

晚会总导演非常为难,无法定夺,找到台长请示,台长也不敢拍板。当时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正在现场坐镇。面对堆积如山的点播单,吴冷西几经犹豫,冒着风险,拍板上《乡恋》。

于是,1983年春晚舞台上,曾被批为“靡靡之音”的熟悉旋律缓缓响起,中国通俗音乐的前行之门就这样无比艰难地被“擦”了。

五、他们是为了什么?

从李谷一到袁运生,从王蒙到吴冷西,从李先念到邓小平,他们撑开这些空间,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中国人的经济自由。

正所谓“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睹瓶中冰,而知天下寒”。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1980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知道从何处来,才能知道往何处去。

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文艺的;不管是明星的,还是普通人的。所有的自由,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艺圈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风向标,而所谓经济自由,正是市场经济。

事实也正是如此,伴随文艺圈的擦边,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风起涌,最终,塑造了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改革者的努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文革”期间,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资产阶级情调。1978年邓小平的讲话开拓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这一年除夕,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也就是在这一年,迪斯科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

1986年,王蒙复出,任文化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六、自由从不是一帆风顺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从高层到底层,整体上都是向着更宽松,更自由的方向发展。

自由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1983年,反精神污染开始。在前几年宽松的氛围中,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款式新颖的衣服,甚至养花都被加以非难,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

在胡耀邦的干预下,这一波风潮并没有持续太久。

道德宽松度从来都与经济自由息息相关。保守与自由就这么反复博弈。直到1992年,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中国的自由扩展才进入了快车道。

时代当然总会不断前进,但它打个盹,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现在,你打开手机,选择一首外国歌曲;你和朋友约着下班去学跳舞;你觉得这一切稀疏平常,理所当然,但来之不易,应当珍惜。

社会不是由我们对自己的宽容构成的,而是由我们对他人的苛刻决定的。你不能只要自己的自由,而藐视别人的自由。

七,大熊猫和中华蛩蠊

憨态可掬得大熊猫是旗舰种,它能吸引公众关注,进而保护那些影响力较小的物种,比如长白山顶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蛩蠊。它们的生存,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一环。

奥运冠军荣誉凝结的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为了给冠军荣耀,而是为了让这个共同体的人,过得更好,更自由。

管晨辰是奥运冠军,吴柳芳只是世界冠军,退役后,前者的路要宽广得多。

奥运冠军的头衔,不该伤害另一个退役运动员自由的理由,而应是宽容、保护一个退役运动员自由的能力。

集体荣誉感,不是碾压个人自由的理由。为国争光的凝聚力正在于,国家以法律公平的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哪怕这些自由不那么高尚。

八,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跳舞和穿衣的自由,我们讨论的是经济自由、创新能力。

有一句话叫做“中国经济,水大鱼大”。能养鱼的水,一定不是纯净水。活水养鱼,需要阴阳共生,光明与阴暗共存。

今天,屏幕上的接吻不再是稀奇事,我们的自由比四十年前更多,但还不够。我们需要自主创新,需要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

自由是弱小的、不起眼的,但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会显现出自己的力量。马斯克、乔布斯、盖茨这些人的离经叛道,是创新中最底层的驱动力。

不可能用一个低自由度的社会,撑起一个高创新力的经济体。

所以,擦边,决不仅仅在于那跳舞之人。擦边,曾经是我们的过去,也预示着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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