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中国广东珠海中国广东珠海体育中心发生一名凶嫌驾车蓄意撞人重大恶性案件。（2024年11月11日）
这个11月，中国发生多起严重的汽车撞人和持刀杀人事件，造成重大人员死伤，今年以来，类似的针对无辜百姓乃至小学生的暴力犯罪至少有10起。如果把基层官员遇害案算进来，则更多。
在人们的一般认知中，杀人总是有具体缘由和具体对象的，不管仇杀、情杀还是黑社会的暴力杀人，都有特定的对象。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讲的“冤有头，债有主”。然而，现今这些杀人事件，受害者和杀人者并不认识，生活中没有任何关联，却遭到后者近乎疯狂的无差别的暴力屠杀，类似于恐怖攻击。
其实，说类似恐攻在性质上还是轻的，虽然恐攻也针对无辜平民，可无论什么原因的恐攻，要么是针对外国人，要么是针对本国的主体民族，还是有一个相对的界限，可这些事件的杀人者，其攻击的对象和他一样是同一阶层的群体。杀人者把生活或工作中遭受的某种痛苦激起的极端仇恨，撒向无辜民众，让他们成为其仇恨下的牺牲品。这些杀人者的动机和行为，纯粹就是报复社会。因而，有舆论将这种无差别的滥杀现象称之为“底层互害”，这些暴力杀人者身上都有着严重的社会戾气。
许多人心里藏戾气
用“戾气”一词来描述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准确的，可问题在于，这种反社会的“戾气”是否只在这些杀人者身上才存在？
坦率地讲，当今中国社会许多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藏着一股戾气，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这种事经常见到。这是一个负面情绪日积月累的过程。社会的价值观早就崩塌，信仰早就崩溃，说人人唯利是图有点过分，但社会确实是见利而忘义，各种显性和隐形的精神疾患随处可见。可以讲，这种针对无辜平民的无差别暴力杀人案件在今年的集中爆发，就是社会戾气逐年累积的结果，其中一个不能不提的背景因素，是这几年中国社会大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经济形势在过去几年一直在恶化。由经济下行积累的矛盾会扩散开来，联
动造成失业、金融和房地产等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对个体来讲，他观察到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就都是负面的、悲观的，这会加重一些人早就滋生的反社会心理情绪，进而在某个矛盾或情景的刺激下，比如一场婚变，就做出过激反应。
不过，虽然社会大环境的变差会加重社会的戾气，让人对未来越来越沮丧，对人对事的看法越来越偏执，可并不必然表示无差别的对平民的暴力攻击就一定会增多。因为要论经济形势对个体的影响，现在或许并不是最糟糕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激进的国企改革导致多少人失业，但那时并没有看到那些失业工人对社会怀有深深的仇恨，采取过激手段对无辜民众大砍大杀。失业工人无疑对当局会非常不满，可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发动大规模的群体抗争。他们之所以不找无辜民众泄愤，答案或许在于，邓小平九二南巡掀起的中国改革热潮，固然造成国企工人大规模失业，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调并不悲观，无形中感染失业工人，让他们朦胧觉得，困难或许只是暂时的，挺过目前的艰难阶段，事情就会好起来。事实也是如此，在激进的国企改革后，中国经济出现蓬勃腾飞，尤其民营经济的崛起，快速消化了国企改革的失业后遗症。
也就是说，虽然急风暴雨式的国企改革造成了几千万工人一时生活困难，但那时整个国家和社会对未来怀有一种乐观的期待，认为困难是暂时的，所以，尽管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抗争，可社会的整体心态是积极向上的，压缩了戾气的生存空间，没有使它成为主流社会心态。
戾气根源在于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公
然而，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几十年都处于高增长状态，总有掉下来的时候。当经济发展的自身动能逐渐衰竭，而在经济高增长阶段，又没有建立起财富公正分配的体制，尤其是当权者借着高增长固化原来的榨取型体制，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就会在经济列车高速奔跑后突然减速时，凸显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此时，社会的怨气会逐步形成并在财富分配失衡的加剧中积累加强，变成社会戾气。这正是中国在过去15年左右出现的状况。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由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所释放的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达到一个阶段顶点，自此之后，尽管经济在巨大的惯性下还有高增长，然而，由于财富分配体制的不公，许多人尤其底层平民在经济增长
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社会阶层的相对分配差距加速拉大；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多向权力体系的受益者倾斜，权力本身也愈来愈集中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尤其当权者，致使权力分配的失衡比财富分配的失衡要严重得多。
这两个方面的失衡状况在习上台后，非但未缓解，反随着习的政治专权，以及经济增长的放缓进一步加剧，对社会来讲，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发财机会减少，社会流动日益阻塞，阶层固化日益增进，贫困重新开始出现代际转移，尽管当局大力扶贫，但一个被权力和财富排斥的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日渐扩大，包括中产阶层的一部分都自认为是“发展的失意者”，社会出现大量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失常者，这些人对现状和未来都有着太多焦虑和不安，可整个社会又无法排遣他们的忧愤。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局在三年疫情期间，对社会的严厉管控达到极端化程度，让许多人的心理变得格外敏感和脆弱，经济则是进一步走弱。整个社会原本指望疫情放开后经济会出现反弹，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因此，贫富分化和阶层不公的现象没有得到缓解。社会最怕的就是对未来看不到希望，这会导致有严重负面情绪的人遇到挫折后对社会产生绝望心理，并在该心理支配下铤而走险，对社会采取极端报复手段。
外界看到，那些对无辜平民实行无差别攻击的人，他们的人生际遇或犯罪动机往往有一定的相似性，基本是工作不顺、家庭不睦、生活遇到挫折，或是经济窘迫、长期被边缘化，自认为被社会无情抛弃，等等，这种心理状态在得不到理解和同情，无法排解后，极易产生反社会的暴力冲动。而只要发生一起这样的事情，在社交媒体时代，就会出现模仿和学习效应，让更多的有暴戾心态的人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这就是暴力杀人事件在今年看起来频繁发生的社会原因。
运动式排查无助降低暴力杀人事件
面对着这种反社会的暴力杀人事件不断出现引发的民众恐慌，中国政法部门最近纷纷行动起来，要求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做好风险隐患和社会矛盾排查化解。然而，当局惯常的运动式排查，包括严打以及现有的社会矛盾疏解机制，只能治标不治本，对此类独狼式的无差别杀人行为基本起不到太大抑制作用。真正要化解社会的戾气，必须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建立一个公平合理
的机制，避免权力的过度使用，同时经济恢复中高速增长，让社会对未来有一个乐观预期，但目前看来，很难做到，因为要在分配环节建立一个公平机制，无非两种方式，一是依靠经济快速增长的增量，逐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在经济存量上做文章，削减政府过大开支，尤其是官员特权。
第二种方式目前当局在做，但动作很小，因为削减力度过大，会动摇干部队伍的稳定。当局选择第一种，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发展，虽然看得出的确在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可无奈效果就是不好，经济始终半死不活。如今又遇上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要对中国施以惩罚性关税，可能进一步冲击中国经济。此类反社会、无差别的暴力杀人事件，今后恐怕还会更多。对普通民众而言，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的不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