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芬克利夫墓园，距离曼哈顿有几十公里。乘坐公共交通转车，要花上2个多小时，但是在风雨中依然有两三百人赶到这里，送高医生最后一程。
礼堂坐不下，仪式结束后外面很多人排队，等着进去送花、鞠躬，对高医生表达感谢。
这个墓园是不少中国名人最后的灵魂归宿，包括宋美龄和顾维钧。高耀洁1945年曾给自己的妹妹指着天上的飞机，“快看，那是中华民国飞机”。
从今天开始，高医生也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某种传统之中。她将被人们铭记，而她所做的事情，将成为一些中国人的思想资源。
人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反思：那些苦难是如何造成的？如何避免类似的苦难再次发生？
妹妹回忆了高医生82岁逃亡时的细节。她们从郑州买火车票，先是跑到了成都。那时她们一定不知道后面是怎样的旅程。
家人的发言，使用了逃亡、流亡和远离故土这些词，面对前来吊唁的人，家人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理解高医生，而高医生在天之灵或许也会感到欣慰。
一个流亡者最悲哀的，就是家人的不理解。高耀洁获得美国的奖项后，河南有关部门曾让她儿子下跪求母亲不要到美国领奖，而高医生也不得不发布声明，自己的事和家人无关。
家人感谢了黎安友教授这么多年的关爱。14年来，黎教授是高医生在美国的监护人。
小到带她买面包，大到帮她办理廉租房、保险和医院事物，都是黎教授在做。高医生在纽约第一次生病急诊，黎教授在一小时后就感到了病房。
在美国做这些事非常繁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黎教授很讨厌和政府打交道的那些麻烦事，他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哥大的官僚主义有没有给你带来麻烦”，但是，为了高医生，他在过去14年不得不和各种部门打交道。
黎教授说，在帮助高医生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也接触到很多去看望高医生的中国人。他说，在高医生和那些照顾她、看望她的人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特别的观察。过去14年，有不少人来探望高医生。他们和她聊天，帮她做事，也从她那里学习——这让高医生在曼哈顿的岁月，成为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活。
这种创造是合力完成的。高医生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和对抗艾资料的梳理，而那些去看她的人则帮忙传播。这不是“项目”也不是安排，而是一种自然的、自愿的协作。
这是包括医生、护士和很多哥大学生在内的一个特别的社群。高医生的医生和护士代表也到了葬礼现场。
尤其让人感佩的是这么多年来哥大的学生小组，一波又一波，传递的不仅是责任，也有黎教授所说的“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这是能给人希望的东西，可能也是这种精神在鼓舞着黎教授。
作为汉学家，他研究中国已经超过六十年，他热爱的东西，应该是有价值的、值得的。他内心中也会感谢高医生，这让他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一片荒原。
这让纽约曼哈顿有一个“更好的中国”，比我老家河南要好得多——对这一切，我深深感谢，在此后的日子也应该牢记。
高医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