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规模达29.48万亿元，创历史最高记录。这一数据还未计入数千万家中小企业的欠款总额。当下，账款拖欠与回款困难已成为众多产业的共性问题。破解这一顽疾，需以从集中清理向根本治理转变
29.48万亿元。
这组由国家统计部门日前公布的数据，反映了当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的最新规模，也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峰值。
如何理解这一数字的含义？
以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140万亿元作参照，29.48万亿元占到了全年GDP的五分之一。
将其与广东、江苏两大经济强省相比，两省GDP分别为14.6万亿元和14.2万亿元，其总和仍不及29.48万亿元这一数据。
上述数字仅涵盖规模企业部分，据远东资信研究院的统计分析，2025年样本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总额达8.07万亿元，较前年增加8.2%，据此推算整个上市企业群体的应收账款已逼近10万亿元的历史峰值。
除了规上和上市企业外，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并未纳入前述统计范围。据统计，2025年年底全国中小企业登记数超过6300万户，占全社会经营主体的95%以上。这部分企业多处于产业链末端，议价权最弱、抗险能力最低，却成为应收账款拖欠的主要受害者，长期承受账期拉长与现金压力沉重的困境。
眼下，应付难题、资金回笼困难已演变为诸多行业的普遍局面，无数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为此陷入长期困顿。数十万亿元的应收账款背后，隐藏着众多企业的生存危机：被拖欠的资金使现金流严重受限，经营陷入困难，甚至导致资金链崩裂、企业倒闭。更严峻的是，债务拖欠将企业困于债务深渊，缺乏资金进行投资，社会投资信心随之下滑。
在安徽从事起重运输业已有二十年的张成东，2022年曾在当地承建两个项目，至今回款占比仅六成。这些年间，他一直在与工程总承包商反复沟通催款。由于回款遥遥无期，公司的资金状况也变得岌岌可危。张成东向媒体坦言，如今宁愿什么都不干也不再垫资施工——「账款欠得我有了心理阴影。」
各界普遍认为，当前的巨额账款拖欠已演变为经济周期的结构性瓶颈，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顽固症候。
研究机构指出，企业应付账款的根源大致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产业链龙头和大型民营企业；其次是央企和地方国企；第三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城市投融资平台。由此可见，清理账款拖欠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课题。年初至今，中央层面围绕地方政府、央国企、产业链核心企业三大拖欠源头推出了多项政策措施。针对「政府欠国企、国企欠民企、大企业欠小企业」形成的链式欠债，以及复杂交织的多层拖欠格局，中央提出了打通「环环相扣清债」的突破思路。
在政策驱动和监管压力下，围绕政府、央国企与产业链头部企业的清债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数十万亿巨债之下，究竟是谁欠了账？
在上海经营橱柜业务的张立峰，除了日常生意外，最大的工作量就在于催要账款。三年前在南京承接的样板间项目，时至今日只收回了五成工程款。另一个南京工程则回收七成，剩余尾款已晾了两年。张立峰说，每次去找总包方追账，得到的回答总是：「甲方也没给我钱，我也没办法给你。」
多年的橱柜生意里，被欠款和要账成了日常。橱柜产业作为房产链的一环，在过去形成了「完工后结算、层层垫资、逐级延迟」的行业常规。
张立峰坦言，在地产和建筑领域，延迟付款是常态，及时回款反而显得格外珍贵。身为供应商，张立峰的企业依赖几家总包和大地产商生存，只得被动接受长期赊销的模式。
景气时期，虽有无法追回的坏账，但大多数能要回来。而今地产景气度下滑，房屋销售困难、房企违约甚至破产，资金回笼遥无期日。张立峰这样的小供商处于产业的弱点位，催账更加吃力，首当其冲成为拖欠的受害者。
张立峰目前感到两难：账款未回，现金流被掏空，生意难以为继。但公司依靠的就那几个大客户，起诉无异于破裂合作，此后路都被堵死了。张立峰无奈地说：「我们小企业夹在中间，无话语权。」
像张立峰一样因房产「环环欠债」而深陷困境甚至破产倒闭的小企业供应商，数量极其庞大。然而地产行业只是拖欠的重灾之一。调查发现，从地产、基建、建筑、城市管理等传统行业，到汽车、电子设备等现代制造业，拖欠和难以回款的现象广泛存在。
拖欠乱象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大企业对中小企业付款的延迟。在产业体系中，中小企业多处于分供和服务的最末端，属于弱势节点；大企业掌握产业链指挥权、市场主导权和采购决定权，经常通过规则性压账，有的大企业明明有立即支付的能力，却故意拖延。中小企业高度依附于单个主要客户，为维持业务只能被迫垫资，被迫接受超长账期和商业汇票支付，基本无法进行价格谈判。
9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在国务院发布会上直言，一些大型企业在对竞争对手「砍价格」的同时，对上游中小企业「砍账期」，利用市场优势地位「使花样、玩技巧」人为延长中小企业的回款周期。
近些年来，汽车领域就成为「账期竞争」的典型重灾地，该行业从2025年开始就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
近些年汽车产业成为拉长账期的重灾区。图/视觉中国
一年前，工信部联合多部门、行业协会等向汽车供应链问题发起「政策+倡议+企业承诺+监管」的组合攻势。2025年中期，17家龙头车企联合发布承诺，明确「对供应商支付不超过60天」这一条款。
但一年过去，成效还有待进一步释放。根据Wind数据，14家整车龙头企业的应付周期平均值从2025年上半年的170.0天下降至年底的164.4天，但2026年上半年又攀升至187.5天，较年末增加23.1天，其中13家车企的账期环比还在延长。
同时根据Wind统计，截至2026年二季度，14家主流上市车企的应付账款与商票合计7825.1亿元，较2025年底增加175.5亿元。
事实上，大企业刻意拖延中小企业的付款，很多时候并非缺乏资金。9月中旬，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在国务院发布会上直指，从公开的财务报表看，某些大型企业虽然应付账款规模庞大，但现金储备却非常充足，这说明他们完全有能力及时支付，只是选择了不付。
业界专家认为，「账户有余额，就是不付钱」，本质上大企业把供应商当成了「零息融资来源」——通过拉长账期获取无息资金，降低自身融资本钱，同时赚取存款利息。这在实质上是大企业利用产业链掌控力进行财务操纵，中小企业则被迫成为大企业的「无利息资金池」。
央行官员进一步指出，从宏观金融角度看，大企业增加应付类无息负债，被挤压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就被迫向金融机构借贷，实际上中小企业代替大企业承担了融资代价，这种结构不匹配也干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这意味着央行投放的「便宜资金」，并未流向最需要的中小企业，反而被大企业的欠债窟窿吸收，央行释放的流动性被用来堵大企业的缺口，而非转化为新的投资和消费驱动。
实际上，数十万亿应收账款的拖欠方中，地方政府和国企是更为根本的源头。
六年前，江苏南通的园林商人宋强为华中某市的文化广场做完景观工程，2000万元的工程款中仍有500万元未能追回。如今，追讨债务成为了他日常工作的核心。
因为收不到工程款，宋强无力支付苗木、石料供应商和工人的薪资，靠着自有积蓄和借款先行垫付大部分后，最终资金链断裂。最后供应商将宋强诉诸法庭，他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征信记录受损、资金账户被冻。
宋强向记者坦承，现在自己的消费已全面降级，省钱成了唯一准则，能不消费就不消费。被债务缠身，且成为失信人，他已无法再去做新的投资。
在基础建设、园林造景、IT采购、卫生管理、物资供应等众多领域，当权力机构主导项目、企业去执行时，承接项目的企业经常被长期克扣账款，导致应收增加、现金短缺、经营困难，甚至像宋强的公司一样资金链断裂、走向关闭。
对于政府欠企业债务的具体规模，官方未曾公开说明，但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给出了10万亿元的推断。在202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诚信国际研究院共同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企业应收债权中，政府债务超10万亿元，占GDP的比例约八个百分点，其中已经确认的拖欠账款约为4.5万亿元、占GDP比例超过三个百分点。
在政府欠企业的债款中，基础设施项目施工产生的工程款占比最大。按2025年中证鹏元评级的测算，2024年底地方政府需清结的企业工程债不低于2.8万亿元。
长期以来，很多大型工程由央企和国企承建，政府欠了央企的钱，央企就把负担往下推，最终形成环环相扣的多层债务。
建筑类央企是最明显的样本：城乡政府或融资平台拖欠建筑央企的账，建筑央企再拖欠分承包商和物资商。根据企业半年报，2026年上半年，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中冶等五家建筑央企的应付账款累计达3.35万亿元，接近重庆2025年一整年的GDP（约3.38万亿元）——而这只是其中五家的数字。
从根子上突破，三大欠债主体如何还钱？
眼下，中央破解拖欠难题的总思路就是追溯源头，推动大企业、地方政府、央企国企三大拖欠主体加速清偿。
政府层面，清偿债务已经成为如今全国各地的重要任务。调查了解到，财政补充是各地政府偿还的重要手段。2026年的政府工作计划明确，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4.4万亿元，其中一项重点方向就是消化政府欠下的企业债务。
如今，全国各地都获得了专项「清债券」的额度，这已成为地方政府处理欠款问题的重要资金来源。
除了发行专项债，清债专项融资也是全国各地的另一条关键资金通路。目前清债专项融资已在全国超过15个省份开始实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专项债和清债专项融资的协调作用，在本质上是财政和货币两大政策协同化解「多角债」的闭合政策链条。
不过，即使财政和金融的支持是清债的重要基础，但这些资金总量仍远远不足。这两年来，甘肃、贵州、陕西等地都试图通过房产抵偿、土地抵偿等多种方式，激活存量资产用来清债。
同时，湖南等地的政府也在探索与企业的协商化债、债务对冲等方式来解决历史欠款，即双方坐下商议，寻找互相接受的方案。
为了调动各级官员主动清债的动力，清债成效已纳入地方领导班子的业绩考核，与干部的升迁挂钩。
为了加快清债进程，各地制订了明确的还账截止时间，把「柔性承诺」转化为「强制任务」，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按期推进，不允许无限期延迟。
在推动政府加速清债的同时，央国企也在坚持强调率先还债、率先「应欠尽付、快速支付」。
9月中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的主管人员明确指出，央企要做到「三个率先」：率先防止违约和拖欠，确保违约拖欠「持续为零」；率先减少商票、增加现金支付，对中小企业现金结算作为「硬约束」，严禁新增半年以上的「商票」；率先破除不合理的行规，首先在合同中写入四项重要条款。
该官员强调，对任何违约和拖欠要「查实就赔、赔了就问责」，对有分歧的账务，推动央企加强沟通，促进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的化解，最大可能在基层就地解决、在一线化解纠纷。
与此同时，北京、湖南、厦门等多个城市也把清债成效纳入了国企领导人的薪酬考核。
大企业端，政策主要是设立规范、监察行为、管制支付工具。9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以完善行业账款规范为基础，以强化大企业支付监管为核心，补充以非现金支付工具的规范和财政支持融资的强化，形成多层次的综合措施来解决中小企业难以回款的问题。最终目的就是让大企业不敢欠、不能欠，让中小企业能收到钱。
通知的关键举措分成四步。第一步，按行业确定合理账期。合同中要写清楚：账期如何计算、如何付款、多久验收、最晚几时付清。鼓励大企业给中小企业的付款期限定在60天以下，业界龙头企业要带头落实「60天现金付款承诺」。
第二步，强化对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的管理。重点查处那些账上有钱但故意延迟付款的大企业，多部门联合进行面谈；不改正的，在「信用中国」系统曝光，会影响投标、融资等机会。
第三步，规范电子凭证的管理，管制「打白条」现象。电子凭证这类变相欠条，最多只能开12个月，数据纳入票交所的全程追踪，防止大企业以「凭证」代替「现金」来搪塞。
第四步，加强资金流向效率和融资辅助。通知明确政府采购要全额用现金支付，政府项目优先付现并推动总包方向下游支付；支持大企业通过贷款、发债来置换应付账款，腾出来的钱去偿还中小企业。
不仅要推进清债，更重要的是从头建立长期有效的机制，避免「边清边欠」、防止「新债再欠」。2025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下称「条例」），正式生效，对防止增量欠款做了多项强制性的制度设计。
条例明确规定大型企业应在货物、工程、服务交付后的60天内付款，并禁止拟定「层层转嫁」的付款条款。
条例规定，政府、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延后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时，应支付延期费用。同时，市县级以上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有大企业应制定逾期债务的年度披露制度。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的副主席向记者表示，60天的付款期限划了一条明确的边界线；禁止分级转嫁条款，大企业无法再把自己的风险转移给小企业；拖延越久，利息负担越重；年度披露制度让「欠多少钱」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便于社会监督，这些制度有助于从根本上防止「边清边欠」。
清债不能仅是「专项冲刺」，更要进入「标本同治」的阶段。很多学者普遍认为，通知与条例等举措的推出，就是在用制度化的办法对拖欠方设定约束，防止新的拖欠发生。
同样是清债，如今与三十年前差在哪儿？
大规模债务拖欠不是首次呈现，放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三角债」曾将国民经济推向困顿，当年全国的「三角债」规模达3000亿元，占当时全国GDP的六分之一，甚至出现了「拖欠合理、拖欠有利、拖欠创效」的扭曲论调。
但是，那时候的「三角债」与如今的大规模债务拖欠在经济环境、形成根由、拖欠参与者和应对思路上都产生了深刻差异。
据了解，九十年代初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企业（主要是国企）为追求产值和增速盲目扩张，但配套资金不足，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巨大缺口。同时企业经营困难、产成品堆积滞销，造成「投入—销售—积压—欠账—再投入」的负向循环。
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缺口中有512亿元是通过拖欠供应和施工企业的货款来补足的。
当时那轮「三角债」的根本病源是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拖欠的主体也以国企为主，因此从源头管起，关键是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拖欠，按顺序打通债务链。1990至1992年两年间，政府投入520亿元银行信贷，加上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总共消化了2190亿元的拖欠账款。
E-commerce企业资本联盟的副主席向记者指出，如果说当年的「三角债」是转轨期的「急症」，今天的拖欠问题就是经济结构升级期和市场化深化期的「慢病」，形成的原因更加复杂，拖欠的参与者也已从以前国企之间的欠债演变为「政府、国企、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互相交织的复杂债务」。
这位人士分析，眼下政府层面的拖欠，一方面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与职能责任不相适应，但更深的根源在于很多时候钱被挥霍了。最普遍的就是「政绩项目」超支了将来财力，把有限的和借来的资金优先砸在了无法产生现金回报、也很难及时结算的「形象工程」。当政府资金吃紧，拖欠就沿着「政府—国企—民营企业」链条逐级传导。
此外，政府欠账还与「新官不理旧账」、换届即「中断」的体制性延迟密切相关。前一任官员任期的债务，继任者以「不是本人承诺的」「情况不清楚」为名推脱，能拖就拖，这也是记者在多个地区调查时企业反复提到的情况。
眼下企业层面的拖欠，与九十年代初最大的区别是：当年是「企业普遍困难、普遍缺钱」，如今很多龙头企业其实有钱，但故意选择不付。拖欠已不只是企业经营不善，更多是强势主体利用谈判优势，人为延伸账期、占用资金。
业内人士指出，无论是哪个主体的拖欠，其最深层的原因都在于制度方面对拖欠缺乏约束力和追究机制的缺失。「拖欠之所以能成为普遍做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拖欠的利益是看得见的、成本却微乎其微、承担的后果也很轻，而违背承诺的惩戒机制则完全缺失。」
举例来说，在政府端，「新官不理旧账」普遍存在，政府部门的拖欠很难追查到具体责任人。
在国企端，对中小企业的拖欠行为长期以来都没有与经营者的绩效和升迁直接关联。
在产业龙头端，拖欠本身就产生了可观的「套利获益」，而制度规范对于「表面合规」的拖欠却无法产生有效制约。
「当拖欠的红利真实可得，代价却微乎其微时，拖欠就演变成了一个成本低、易推诿的「理性选择」。」这位人士指出。
所以，这一轮清债的关键举措，除了推动各方加速清偿和财政资金供给来消化已有欠账，最根本的就是从根因着手——制度创新与行政约束相搭配。「通过制度化手段建立起让强势方不敢欠、不能欠的制度框架，从源头防止新增拖欠的产生。」业内人士提议。
调查了解到，媒体在2026年9月的评论文章中也提出，当前的账款拖欠与三十多年前的「三角债」在形成背景、矛盾主体、制度框架等层面已有本质不同，只靠一时性的集中清理难以根除顽疾，治理的思路应该从临时应急改为长期制度化管理。
在众多专家看来，即使已出台了系列制度性举措，但更硬朗的手段和监督制约仍需进一步加强，从制度根基上堵住漏洞。
相比当年化解「三角债」更像是一场大规模财务援助、对经济的冲击是「紧急医救」，当前的清债工作更像是为整个经济体系做一场系统性的「疏通活络」。这种影响会更为长远和深刻，但也需要更多的耐心来等待成效的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