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冲咖啡,日结工等活:APEC前夕深圳的两面

机器人冲咖啡,日结工等活:APEC前夕深圳的两面
为迎接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深圳多个区域的街头小摊贩被要求在11月11日至20日停工10天。部分建筑工地临时停工,国企和大型私企员工被要求居家办公,会场附近部分餐馆和娱乐场所临时歇业。

深圳东北部的一处建筑工地没有了机器轰鸣声,起重机和钻机停在原地。42岁的油漆工江先生躺在简易集体宿舍的床上刷短视频。这是他被迫“躺平”的第4天。

这处工地距离峰会主会场还有10多公里,但仍被下令临时停工。按照规定,直到11月20日会议结束前,他将有9天无法工作。

江先生对BBC说:“我要养家糊口。本来这两年行情就不好,上半年就没怎么接到活,只能指望下半年多干一点。”按他每天350元人民币(52美元)的日薪计算,这几天停工意味着一笔不小的损失。

为防止工人因无事可做离开深圳、影响后续复工,管理方要求他们必须“留守”宿舍,每天用带地理定位的水印相机拍照打卡。工人们没有得到补偿。

对这座习惯了建设工地和高速运转的经济之都来说,迎接外国领导人和代表团不只是布置街道、悬挂旗帜。

在汇聚众多高科技企业总部的南山区,一轮市容升级刚刚完成。崭新的金属护栏沿主干道排列,把曾经随处乱停的共享单车“锁”在狭窄的框线内。

这场为期2天的峰会将汇聚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等领导人。越靠近福田的主会场,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越直接。

主会场深圳国际交流中心与一片绿树环绕的高档住宅区隔着香蜜湖相望。峰会前,这里的道路旁摆满鲜花和APEC旗帜,随处可见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

多名当地住户证实,由于从家中窗户就能看到会议场馆,他们被呼吁在这段时间前往外地旅游。若留在家中,可能会有警察或其他政府人员上门全天候看守。

王女士和孩子在马路旁等网约车去机场。她说,一家人打算自费去三亚玩5天:“听说老特(特朗普)都要来。我们把主场让给人家!”

她对BBC说,到时候附近都会封路,干什么都不方便,更不用说还可能有人到家里来,“你也没什么选择”。

管控也延伸到线上。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收货地址一旦填写深圳,购买菜刀等刀具的订单就可能触发系统拦截,提示无法邮寄配送。

深圳交警推出“绿色出行”申报活动,鼓励市民自愿承诺在会议期间放弃驾车、改乘地铁和公交车,以换取公交卡等礼品。官方媒体报道称,申报停驶的车辆已达150万辆。

深圳市市长李运上周六(11月14日)表示,深圳在筹备APEC会议的同时采取了“柔性施策”,“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未来之城

这座2000万人口的城市并没有因此冷清下来。

傍晚,海风吹过深圳湾,沿岸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变成巨大的光影舞台,灯光随音乐跃动。广场上,市民和游客在摩天大楼之间举着手机拍照、欢呼,送餐无人机不时掠过天际线。

一名主播对着手机用一个最近流行的比喻对观众说:“深圳已经是‘全妆’上线了。这里就是未来之城!”

深圳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起点。从40多年前的一个小渔村,到近10年前GDP首次超过毗邻的香港,它的故事一直被中共作为改革开放的成就宣传。

来自北京的34岁创业者黄大荣对BBC说:“深圳是一个比其他地方都要充满激情的城市。”她说,这里的商业氛围是“你有什么,我有什么,我们就很快交换”,因为这里的人见过各种各样的外来者,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甚至见一次面就能合作”。

黄大荣以前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在AI浪潮下,她和朋友今年合作成立了一家名为“奇异吸引”(Strange Attractor)的公司,专注数据采集,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大模型提供训练所需的视觉和触觉多模态数据。

公司位于填海而成的前海。10年前,这里还是一望无际的泥泞滩涂,只有零星的施工车辆和集装箱。现在的前海据称已云集超过5万家科技企业,被北京视为推动深圳和香港融合的前沿阵地。

这正是北京最希望向世界展示的一面。在APEC峰会新闻中心,从能做冰淇淋的机器人,到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设备,再到记者电脑上预装的、由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开发的AI智能体,各类本土科技产品随处可见。

新闻中心外,大巴不时把各国记者送往比亚迪、华为、腾讯等中国科技公司总部,以及龙岗机器人街区等产业展示地。

这些参访路线勾勒出北京的愿景:中国不再满足于做全球制造业的巨大工厂,也希望在下一轮技术变革中,从参与者成长为规则和产业方向的塑造者。

政治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经常往返深港两地。他对BBC表示,北京正在把深圳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新驱动力的“样板”。

丁学良说:“中国把APEC放在深圳是明显经过仔细考虑的,最重要的是向全世界送出一个信息——中国的经济有非常强大的支撑力。”

官方数据显示,深圳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87万亿元人民币(5801亿美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4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近一半。

黄大荣戴上橙色手套,头上固定着一台黑色摄像设备。她说,这套采集设备可以记录佩戴者工作中的动作,并把数据传回公司。

现实中的佩戴者可能分布在中国各地,距她万里之遥。修鞋匠、开锁师傅、理发师、花店老板等普通劳动者的日常动作和轨迹,正在成为训练下一代机器人的素材。

她说:“AI在哪里都可以做。但我们研发需要的硬件,比如电池、摄像头、灵巧手的元器件和模组,只能在深圳和周边的产业带最快地找到。”

许多人认为这是深圳独有的优势:林荫道旁是世界级科技企业总部,周边郊区乃至附近的东莞、惠州等城市,构成了庞大的电子制造和零部件供应网络。

“你要考虑的未来只有明天”

相比严肃的古都北京和精致的“魔都”上海,深圳某种程度上像美国加州与德州气质的融合。它欢迎科技和商业精英,但拖鞋短裤和电动车依然是这里的底色。这里曾流传一句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

从南部驱车向北,到宝安的沙井、松岗等地,高楼渐渐变成低矮的厂房。

23岁的小刘在一处工业园区门口的招工栏前徘徊。他2年前来到深圳,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最近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物流公司打包电商包裹,时薪19元人民币(约合2.8美元),工资当天结算。

他指着只有2张招工启事的招工栏说:“找日结越来越难了,以前这里都贴满了。而且基本上(时薪)20元以上的想都别想。”

“日结”即当日结算薪资。深圳可能是中国“日结”工作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这里有全球最密集的产品组装、模具、包装及供应链工厂,用工人数受新品发布或“双十一”等购物季影响极大,催生了大量零工需求。

中国网络上被称为“三和大神”的亚文化和迷因,让深圳的“日结”为外界熟知,甚至对部分年轻人产生了号召力。

这一戏称源自深圳东北郊的三和人力资源市场。这里曾聚集数以千计的求职者,他们以极低的开销生活,奉行“干1天日结,去网吧玩3天”的生存方式。

2020年,当局将市场迁出,并改造原有社区,许多年轻人分散到不同的城中村和人力市场。三和市场不在了,但这种零工文化在深圳继续发展,甚至变成按小时计算。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零工市场,行业也从工厂扩展到外卖、网约车等领域。

上个月当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国16至24岁、不包括在校学生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达到18%的高位。这意味着即便中国正努力培育新产业,仍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难以找到稳定工作。

25岁的吴女士在路旁一家奶茶店工作。外卖平台不断播报新订单,她熟练地拿杯、加料、摇匀、封口、贴订单标签,一杯奶茶很快做好,等外送员来取。

她在2023年新冠疫情结束后来到深圳。4年来,她感觉工资“并没有涨”,但要赚到同样的钱,工作时间却越来越长。

吴女士对BBC说:“以前都是8个小时一天,现在都是10小时,甚至加班要12小时一天。多的时候我一天要摇800杯奶茶,下班后手真的都握不住东西。”

来自湖北的网约车司机卢师傅原本有一家小型蓝牙耳机工厂。新冠疫情期间频繁的封控,加上越来越多竞争者涌入,工厂利润大幅下滑,生意难以为继。

5年前,他开始开网约车。他说这5年挣钱越来越难,因为单价越来越低。

“各行各业都卷死了。”他对BBC说,“这个车是租的,租金和电费一天摊下来要200元,我要先开6个小时才能回本。后面才是我自己赚的。”

“你要考虑的未来只有明天。”他说。

回到市中心,那座2天后将成为全球焦点的会场在夜色中泛着金色光芒。

11月18日各国领导人踏上红毯时,将看到一座经过精心准备的城市:道路整洁,交通有序,科技企业展示最新产品,机器人也许会成为媒体镜头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角。

习近平希望告诉世界,中国掌握着未来。但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对未来有着不同的理解。

对科技企业而言,未来意味着机器人、AI和下一轮产业革命;在城市的另一端,未来或许只是等待下一份日结工作。

中国以AI奇境接待各国领袖,但他们看不到的另一面是什么?

27岁的黄世华在深圳一家领先的人形机器人公司担任工程师,他活出了自己的“中国梦”。

深圳位于中国东南部,被中国宣传为高科技未来的启航之地,这个未来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本土创新驱动。

在这里,无人机穿梭送来晚餐,无人驾驶出租车在途中播放令人放松的音乐,机器人不仅递上卡布奇诺,还会讲解咖啡豆的产地。

黄世华说话时,身边的人形机器人正忙着冲泡咖啡和下棋。他说:“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奇迹。许多来自中国各地、充满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都聚集到了这里。”如今,他们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

深圳被中国人称为“梦想之城”。它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毗邻香港,也是数十年前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起飞的地方。

它的制造业产品谱系映照着中国的崛起:先是玩具娃娃,然后是电视机,接着是iPhone、电动汽车、无人机,如今是机器人。正是机器人吸引了黄世华和新一代心怀抱负的中国年轻人。

这些年轻工程师追逐的“奇迹”,是习近平中国愿景的核心内容。本周,特朗普、普京等人将抵达深圳,出席这场全球经济峰会。

但这座海滨城市还有他们无法看到的另一面。离开摩天大楼,驶向曾供应全球大量电子产品的沙井和松岗,可以看到习近平治下中国面临的种种挑战。

一名建筑工人说:“每个人都觉得生活很艰难。很多工厂已经搬走了,工人也失去了工作。”

中国仍然极其擅长制造产品,深圳就是明证。但这座城市也显露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困境。房地产危机尚未结束,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深圳是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但一名出租车司机说,他的房子如今只值最初价格的三分之一。

疲弱的房地产市场和低迷的消费支出,意味着许多家庭在减少购买。工厂越来越依赖出口,许多制造商削减产量、缩减规模、推动自动化,或搬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结果是,越来越多工人转向零工经济中的临时工作,这些工作往往薪酬较低、福利较少。

一名40多岁、不愿透露姓名的外卖员说:“深圳不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有人说深圳遍地是黄金,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这不是一座你来了就能出人头地的城市。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将一无所有。”

BBC在深圳停留了数天,记录中国发展的两面:一面是人工智能承诺的前景,另一面是工人的焦虑——他们担心自己能否在这个由人工智能创造的未来中找到位置。

星期三是跨维智能办公室的三明治和珍珠奶茶日。年轻工程师和开发人员挤满电梯,到指定楼层领取免费餐点,为下午的工作补充能量。

路上,他们从自己的成果之间穿过:一台台真人大小的黄色机器人,四肢占据了每一个可用角落。

黄世华说:“我相信在10年内,机器人将能通过承担高度重复性甚至危险性的工作,更好地服务人类。”这些工作可以是端咖啡,也可以是在矿场作业。

在这座实验室里,机器人正接受各种训练。学习行动时,它们的机械身躯会挥舞、抽动或踉跄启动。

他说:“深圳是另一个‘美国’。因为就像在美国一样,许多年轻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并获得他们渴望的财富。”

这正是习近平希望听到的声音。他正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先进科技领域的领导者。深圳长久以来是寻找机会的地方,但黄世华和同事们不只是想延续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优势,而是想要改变它。

黄世华认为,AI除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还能帮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一个地球村。人工智能有潜力促进平等,而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平等前景,对我而言,是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他希望机器人能通过重塑生产线,帮助非洲和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迎头赶上。

这种由科技驱动的乐观情绪弥漫在整栋大楼里,与深圳其他地方的不确定感形成对比。在那些地方,至少目前还看不到机器人。

在黄世华所处的那一面,科技和金融从业者晨练后步行上班,手里拿着一杯价格可能超过30元人民币(4.50美元;3.40英镑)的咖啡。

在城市的另一面,电动车在街巷飞驰,街道两旁堆满在工厂之间转运的货物,小贩卖着不到3元人民币的一整份辣味面食早餐。

午餐高峰时段,在城市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赛格广场(SEG Plaza)外,50岁的卢女士一边把手机贴在耳边,一边右手拿笔、左手从外卖员手中接过袋子。

她朝同事喊出4个关键数字,作为给另一名女子的指示。对方正等电梯,要把外卖送到楼上某个坐在办公桌前的人手中。

这栋70层高的大楼容纳了数以千计的租户,卢女士曾是其中之一。她说:“我以前在2楼经营一家小生意,卖电路板。但现在做生意越来越难,租金也涨高了。”

深圳常被比作中国的硅谷。新资本不断涌入,租金一路攀升,挤压了较小型、较传统企业的生存空间。卢女士一直找不到其他工作,直到外卖员向她提出一个点子。

在这里等电梯往往要半小时,对想多接单的外卖员来说,这意味着损失收入。卢女士由此成为零工经济中新出现的一环。

她边走边解释:“外卖员把餐点送到大楼门口,我们接手再送上楼。外卖员每单付给我们2元人民币。”外卖员每单可赚4至8元人民币,卢女士分得其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她说,午餐高峰期只持续2至3个小时,外卖员用他们的服务能完成更多订单,他们也能赚点钱,“但市场不好。现在我一天大概只能赚200元人民币。”

据估计,约有2亿名中国劳工依靠某种形式的零工维生,约占中国城镇劳动力的40%。深圳许多外卖员说,他们选择临时工作,是因为工厂提供的机会已不如从前。

一群外卖员在一家电子烟工厂门外等候接工业配送订单。其中一人说:“我们必须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等着环境来适应我们的需求。”其他人点头认同。

另一名外卖员说,他几乎没有选择,有2个孩子要养,不能停止工作,“我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

固定工作通常要求缴纳社会保障和退休金,会减少到手收入;零工则意味着更多现金收入和更灵活的工作时间。

职业中介李晓和说:“大多数工人更喜欢有固定期限、但时间较短的工作。这让他们可以随时辞职离开,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他们并不想成为正式员工。”

近来,他越来越多地在路边竖起广告牌,招募从事小型电子产品组装的工厂临时工,时薪约22元人民币。

不过,中介行业本身似乎也在萎缩,一些店面已经关闭,这是传统制造业下行的另一个迹象。李晓和说:“我们的生意或许不像以前那么乐观了。我们能够感受到深圳正在经历转型所带来的影响。”

在海滨一处专门打造的“人才公园”里,无人机在园区上空飞行,把餐点送往专设平台。游客举着手机,拍下它们带着午餐降落的画面。

一名加拿大游客说:“这太神奇了。这项技术真的很棒。我真希望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服务。”BBC记者点的咖啡配送费为5元人民币,用时15分钟多一点送达,无人机平稳降落后即可取餐。

来自越南的安乐(Anle)一边为自己和妻子下单无人机配送奶茶,一边笑着说:“我听说很多年前,深圳还是一个渔村。哈,已经不是什么渔村了。”

但这些更像是在展示技术能做到什么,而不是日常生活的普通现实。这类配送目前只能在特定地点使用,当地时间晚上8时停止运作。

无人驾驶汽车同样带有新奇色彩:乘客要通过另一个应用程序叫车,车上甚至提供按摩服务。

夜幕降临后,无人机在公园上空飞行,提醒人们遵守秩序,不要惹事生非。

远离城市天际线,工人们围坐在塑料桌旁,光顾供应平价火锅和海鲜串烧的餐馆。

这条街上较高档的餐厅也受到冲击。一名餐厅老板说,由于工人不愿在晚餐上大手大脚消费,生意下跌超过70%。

58岁的建筑工人吴先生在这里生活了数十年。上世纪90年代,中国向外资企业开放深圳后不久,他从四川来到这座城市。

他是数百万来自较贫困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之一。他们来这里在生产线上工作或建造摩天大楼,如今仍在持续涌入。

BBC采访的所有人都来自外地。他们往往每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住在共用宿舍,支撑他们的是对稳定工作和体面收入的希望,好把钱寄回家。

对这些工人而言,新冠疫情似乎是第一个转折点,当时中国制造业跌至历史低点。

吴先生回忆说:“疫情之后,我们的工资至少下降了三分之一。”此后工资一直未能完全恢复。

他说:“我会继续工作。只要一直工作,就会有收入。工资多不多?没关系。只要一直工作,就会有收入。如果经济放缓,我们大家都会慢下来;如果经济增长,我们大家的日子都会变得更好。”

数十年来,深圳一直兑现着它的承诺:只要努力工作,生活就会改善。

但如今,在这座正被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重新定义的城市里,这个昔日的承诺似乎不再那么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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