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即将在11月3日进行中期选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Burning Glass Institute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正面临一个值得关注的转折——「学历贬值」现象日益明显。过去20多年中，22至34岁群体中，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不断上升，而学历较低的蓝领工人失业率反倒保持低位。
美国人长期信守的「读书改变命运」神话正在瓦解——大学学位曾是高收入和体面工作的象征，如今这一承诺正逐步失效。那些脑力劳动者所拥有的竞争优势在迅速消退。讽刺的是，在另一个极端，蓝领工人虽然找到了工作，但房租和物价飙升的压力使他们并未真正从中受益。无论是哪个群体，他们都在发出同一种声音：对现有经济制度的失望与愤怒。
白领阶层陷入就业困境
根据Burning Glass首席经济学家Gad Levanon的观点，长期以来（过去20年间），经济周期的波动似乎不会改变白蓝领工人的求职路径——两者通常保持同步。然而现在的情况发生了逆转，大学毕业生正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求职难题。
大学校园的规模在几十年里不断扩大，美国高等教育人口创下历史新高，但令人失望的是，企业部门吸纳应届毕业生的速度却在衰退。在科技、工程、数学、商业管理和营销等曾经前景光明的行业中，失业问题变得日趋严重。那些拥有学位、年富力强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大学学位的性质已然改变——它不再是敲开职业大门的钥匙，反而成了进入失业队伍的门票。
这代年轻人发出了一个共同的悲鸣——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使获得了某个职位，他们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前路，曾经那种为了更高薪酬而跳槽的冲动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只要能保住现有的工作就已经谢天谢地。现年38岁的独立顾问德赛（Trex Desai）坦白地说，改换工作对他来说感到害怕。为了进入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他递交了超过200份申请，接受了长达9个月的面试折磨，现在他发誓再也不想经历同样的痛苦。在这种停滞不前的职业环境中，青年一代的焦虑正在蚕食他们对美好前景的所有期待。
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期间力行「美国优先」政策。为此，政府动作频频：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大幅提高H-1B工作签证的申请难度和成本，想藉此保留高薪职位给美国本地员工。然而，事与愿违。科技和金融等行业的公司们并没有增加本地招聘，反而因为签证成本、审查程序的强化而面临更高的运营开销。为了应对这些压力，许多企业选择了裁员、采用人工智能系统取代人力，甚至将业务和工厂迁往加拿大、欧洲和东南亚。讽刺的是，保护本地工人的政策锋芒，最终伤害的不是国外劳动力，而是企业本身的成长动力。
这一点得到了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经济学家埃德尔伯格（Wendy Edelberg）的印证。她指出，即便通过限制移民确实增加了市场上的用人需求，但光靠提高薪资也不足以把那些长期失业的年轻人重新吸引回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企业的薪资调整总有天花板，不可能无限提高来竞争本地劳动力。
有工作未必有钱赚的蓝领困境
伴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逐步退休，熟练技工数量在下降，传统的劳动力储备在萎缩。此时，特朗普政府推出了限制移民、征收关税、扶持国内供应链和投资数据中心等一系列政策。根据Burning Glass的分析，这些举措为蓝领工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9月份，建筑业的失业率仅为3.5%，制造业更是跌至2.9%，两者都好于全国平均的4.0%至4.2%。福特首席执行官法利（Jim Farley）曾表示，公司有大约5,000个年薪达12万美元的专业汽车维修工和技师职位，却找不到足够的人才来填补。工作机会确实出现了，薪资也在增长，但通胀的速度更快。
特朗普政府声称关税政策将把制造业岗位拉回美国，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尚未体现前，企业成本和物价飙升已经成为现实，普通劳动者的日子变得更加紧张。根据劳工部的数据，8月的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了3.4%，而平均时薪的增速只有3.1%。这意味着蓝领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而且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低技能岗位上。只有那些技能较强的工人薪酬涨幅才能抵抗通胀，大多数基础服务业工人和杂工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在倒退。
结构建筑构件协会（SBCA）在8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建筑工人的时薪在账面上增长了1%，但这一涨幅远不足以抵消物价上升的侵蚀——扣除通胀因素后，实际工资反而缩水了2.4%。就算这样，建筑工人在同行业中的薪资待遇相对还不错，比木工和物流工人要更具吸引力。
「上下班的交通费，从过去每周50美元涨到现在的70多美元。吃饭、水电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在飙升。经济压力快要把我压垮了。最初我还能舍得放弃看电影和理发这样的小奢侈，但现在，连购买食物的开支都必须精打细算了。」这是一位在洛杉矶大型超市工作、今年34岁的健康安全员工的切身感受。
这正是蓝领所谓「黄金期」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工作虽然保住了，但填饱肚子的成本在剧烈上升。
被经济压力击碎的信念
政策制定者高喊要重建美国制造业，这给工薪族带来了一丝被重视的感觉，似乎「黄金期」已经回归。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改善并未转化为实际的生活质量提升。在「工作不愁」和「账单堆积」之间摇摆的蓝领青年，开始对既有的承诺和政策产生怀疑，经济焦虑和政治不信任在他们心中逐渐蔓延。
特朗普曾凭借反对全球一体化、强调本土工业的论调，在俄亥俄州获得了蓝领工人和工会组织的坚定支持。但英国媒体最近报道称，该州的一些蓝领工人开始感到失望，他们发现制造业回流的承诺并未转化为他们口袋里更多的钱，对特朗普的热情逐渐冷却。为了重新争取这些选票，特朗普在10月3日亲临俄亥俄州进行竞选宣传。他宣布对2000多万名老年人进行补贴，每人90美元，同时承诺如果共和党能够保住国会的控制权，将为每个成年美国人提供5,000美元。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年轻一代习惯性地通过教育贷款来投资自己的前程，而现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已经变成了普遍现象。这群人无处可逃，他们对传统体制的信任正在消耗殆尽。
美国中央银行的数据表明，全国学生贷款总额已接近1.86万亿美元，超过4200万的年轻人都被贷款束缚。现阶段，联邦学生贷款的年利率在6.53%到9.08%之间，而私营机构的贷款利率甚至高达近18%。算上延迟毕业、积累利息和收入停滞等因素，一名美国大学毕业生可能需要花费50多万美元才能完成学业，之后还需要花20年的时间来偿还这笔债务。美国媒体CBS曾刺激性地将这种制度比作「金融剥削」，认为它掠夺了年轻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
拜登执政期间曾宣布推行大规模的学债豁免计划，但这一政策遭到保守派法院多次阻止，最终无法实现。对年轻人来说，建制派的无能为力成为了最后的绝望——他们开始转向更具激进色彩的左翼理论，对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政治研究所最近发布了一份青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3%的大学毕业生赞成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比例约为未获得大学学位的年轻人的两倍（后者为24%）。与此同时，18到29岁的美国青年对联邦政府的信任程度只有15%，创下历史低点。有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国家发展方向错误。这种政治转变在2025年底纽约市市长选举中得到了印证，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的曼达尼（Zohran Mamdani）当选，其中约75%的选票来自18至29岁的年轻投票者。
当「教育改变人生」和「劳动创造财富」这两个长期的梦想同时破灭时，无论来自哪个政治阵营、被什么样的承诺吸引的人们，都在用同一个疑问来评判现状：究竟什么样的体制才能给我们一个真正可信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