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揭露真相的网络发声人徽剑（原名吴恺），从2024年11月开始杳无音讯，一直处于生死不明的状态。事情终于有了结果：这位发声人早在两年前便已遇害，下达悬赏令的神秘人物”少校”迄今未现身；而徽剑生前曝光的柬埔寨安徽总商会领导人刘忍，今年6月已被遣返回国。
去年8月，徽剑通过其公号发表长文，列举刘忍涉及的多桩犯罪事实：包括高利贷暴力催收、导致他人死亡的殴打事件、强索商户费用、控制诈骗机构、跨越国界的黑恶活动等。如此大胆的举报在过去闻所未闻，10月间，”电报”平台上一个代号”少校”的人物发布30万元悬赏，寻求有人实施绑架。赵冰等犯罪分子接手此事，随后将价码提升至100万，他们假扮公安人员在惠州实施了劫持。接下来的30多小时内，这伙人多次强迫徽剑撤下举报内容，声言要查出他的”支持者”，随后在江西定南县偏远山区将其殴打到昏迷状态并遗弃，导致其身亡。
事件曝光后的半月内，十余名涉案人员被依法抓捕。主要犯罪人赵冰在2025年12月被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加死缓，次年8月的二审维持了这一结论；刘忍则在今年6月于金边被警方拘捕并遣返中国，公安部门通报其为陈志涉黑集团的关键成员之一，涉及组织非法赌博网站、运作电信诈骗基地，还有非法禁锢他人、致人伤害的暴力性犯罪。
至此，这位发声人的遇害一案算是有了说法，虽然悬赏的”少校”仍逍遥法外。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在真相未曾浮出之时，该以何种方式来判断什么是事实呢？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现在我们都明白了，徽剑确实是个充满正义感的网络发声者，其实践了他那句座右铭所承诺的——”位卑不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在被劫持的前夜，他还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拉黑想公关的号，只接受线索和与官方沟通。”而那位”刘会长”，现在已因涉及诈骗和暴力性犯罪而被遣返。
然而，他们俩在公众舆论中呈现出的面貌，起初却迥然不同。
被逮捕之前，刘忍的身份是柬埔寨安徽总商会的领导者，这一职位他已担任逾十年。在金边、西哈努克港等地，他是华人圈有名的侨务工作者，获任安徽省海外侨务联合会委员，曾接待过省内赴柬的代表团。尽管市井间有各类传言，但这位会长看上去安然无恙，在其势力范围内，几乎无人敢冒犯。
2020年时的某档中国电视栏目曾专访刘忍，盛赞他这类华侨”既输入了国内的发展思路到柬埔寨，也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遇”。刘忍本人也表示，他与家乡人在异地他乡抱团互助，自己则充当铺路人，帮助大伙尽快融入当地环境。安徽卫视的节目中，他呈现的形象则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的现代侨商：从无到有，经历创业艰辛后成为华商的代表人物，俨然一个光辉的人物。
出席某次活动上的刘忍，引自界面新闻
如果刘忍长期以来的形象不是如此光洁，徽剑也就没必要挺身而出了，但反过来正因此，徽剑在2024年8月的爆料在当时的胜率其实微乎其微：当地媒体刊登的刘忍《声明函》逐一反驳了指控，把所有主张都贬低为妄言和诽谤，并誓言要”追集网络不实言论，逐一追责源头和当事人，绝不退缩沉默”，同时郑重声称”本人将继续以诚待人、心存良善、热爱祖国，决不参与任何非法勾当，绝不污损商户和商会的形象”，其词辞比举报者还要掷地有声。
据媒体记录，一位熟悉徽剑的人回忆，徽剑曾透露刘忍方面通过居间人提出收买条件，开价数万作为其撤销爆料的代价。媒体还指出，”其后，刘忍一方选择了报案，徽剑遭以’敲诈勒索罪’被拘留。”这里面的讽刺与荒诞在于：假使刘忍所说属实，徽剑真的图利，这种问题对刘忍来说解决起来更轻松。可能正是徽剑不为金钱所动，才导致对方铤而走险，采取雇凶抢劫、谋害的手段，与此同时还对舆论进行反向操控，毁坏其名誉。
徽剑失踪后，互联网上多个账号转发”徽剑因敲诈勒索、虚假参与营救、受钱发布不实文章，于11月11日被公安部门捕获”——巧合的是，11月11日恰恰就是他丧生于江西山野的日期。”电报”社群内还流传他从事拐卖人口、瞒报纳税等恶行，”已遭警方控制并展开侦查”。设想一下，假如徽剑没有身亡，而是真的因为这些莫须有的指控入监禁，他这一生的清誉几乎无法洗清。
长年坚守发声阵地的同行黄志杰为此叹道：”倘若事态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徽剑在众人心中的定位就会变成一个害人者。”
徽剑的微信头像和签名
不容否认的是，倘若事实尚未披露，凡人其实难以分清真伪。原因很简单，大多民众都不握有内情资料，也就无法判定徽剑的指摘是实是虚，当恶人呈现为善人的模样，而行善者却显得像恶棍，我们又该如何做出正确判断？
坦诚地讲，大多现实中的个体其实都做不到区分，最后与其说是凭借思辨和验证来认定讯息的真实性，不如说取决于”你倾向于相信谁”。换句话说，人们对讯息的接纳程度，最根本取决于传播者的可信程度：熟悉徽剑品行且信任他的人会倾向于相信他的陈述，但很明显的是，也会有许多人心存疑虑，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新媒体就是泥沙俱下、素以诬蔑相挟的。
当我们接触陌生的信息时，脑海中既有的观念定式便会介入并决定我们的态度。自近现代以来，中文新闻行业始终在与一类成见对抗，即：以为新闻刊载的尽是谎言与蛊惑，左宗棠曾有名言为例：”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然与之对应，还存在另一套道德化的认知框架，推崇”铁肩担道义”与”讲真话”，尤其是那些被隐蔽的事实真相。一个人对发声者的基本态度，多半会决定他最终是否会信任对方的表述。
但困境是，我们脑子里那个”铁肩担道义”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事后建构的产物；历史记载的那些揭露隐情的人士，最初的面貌其实没有那么光彩照人，也存在缺憾。
谁来做揭露黑幕的英雄？
自新闻事业创立之初，揭开隐秘就一直属于高危工作，那些勇于表达的人往往会面临来自对方的打压与报应——不难想象，所谓”黑幕”自然涉及巨大的利益链条与紧密的集团结构，当事人为了隐瞒其非法行为也会不择手段。
19世纪后期，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非洲腹地创设由其私人掌控的”刚果自由邦”，为了追逐殖民扩张的梦想、积累资本利益而对当地民众实施了残忍压迫。虽然在本土他要接受机制制约，但海外则成了他为所欲为的舞台。为掩盖真相，他声称自己无意建立殖民地，仅以”人文关怀与学术探索”之名推动当地进步。耗时数十年，他在欧陆展开了五光十色的宣传战役，不仅骗过了欧美精英和民众，反而赢得不少人对其”进步方案”的拥护。
终究打破他这个”暗黑帝国”的都出身低微：首个发难的乔治·威廉姆斯是一名美籍黑人牧师；后来组织舆论反抗的艾德蒙·莫雷尔则供职于英国利物浦的海运企业，兼任新闻记者；凯斯门特是爱尔兰裔的英国驻外基层官员。
揭露”刚果自由邦”的乔治·威廉姆斯、艾德蒙·莫雷尔和罗杰·凯斯门特
为何当时的主流声音都陷入了迷茫，反倒这批无名之辈敢于站出？正因为他们身份低微、声量微弱，故而不被重视，然而他们又恰好置身于事实产生的一线，接触到了迥异于官方发布、令人震惊的实况。
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戳穿隐情的发言人并非必须、也未必非要是道德楷模。威廉姆斯虽为传教士，却好大喜功地对外宣传自己曾获得从未实际取得的博士学位，在给利奥波德国王的信件中还冒充上校身份，此外他还有欠债不还、向未婚妻隐瞒美国家庭等劣迹；莫雷尔秉性刚硬、鲜少认错，对非洲人群体还持有刻板的种族看法；至于凯斯门特，他是一名难以启齿的同性恋者——那个年代一旦身份暴露，足以导致社会死亡，作家王尔德就在1895年因此遭监禁。
事实上，被指摘者最常采用的招数之一，就是反过来攻击对方的品德缺陷，一旦批评者形象破裂，他的言论自然也就失去了说服力。我们华人社会对此尤其易受影响，因为传统观念一向宣扬：一个在道德上存在漏洞的人，就丧失了评判他人的权利。然而，在需要公开讨论的社会中，无需成为完人才拥有批评的权力，最关键的是对事实真相本身的追究。
反言之，社会要了解事实真相，也不应该只依赖少数无畏之士的超凡道德力量。徽剑无疑是一个有勇气的舆论发言者，他与刘忍素无私怨，本不担负对抗”黑恶”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明哲保身，然而他依然选择了行动。可悲的地方却恰好在此：假如真相的揭露必须倚仗个人的非凡牺牲，那就反映了制度本身的失效。
在美国，执法部门和企业普遍建议民众遇到抢劫时主动交出财物，因为人的生命要优于物质资产。就如当秩序混乱、邪恶猖獗时，人们都幻想有侠者出现伸张公义，但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体系是不需要侠士的，也不该让平民冒生命之险与”黑恶集团”对抗，仅要求民众遵纪守法即可。
徽剑诚然配得上崇敬，但要真正铭记他，最佳途径并非鼓励更多人学习他的献身精神，而是健全制度框架，保障人民有获取事实的权利，使得不法无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