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钟道然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对法国的这场广泛抗议运动而言，最初的火星来自巴黎边缘社区中学里那些心力交瘁的年轻人。他们渴望校园里增设更多师资、改造老旧设施、提升课堂条件。之后，来自各行各业的力量纷纷应声而起——教育工作者、工会组织、政府部门职工，甚至曾在2018年为油价税收上街的「黄背心」卷土重来。原本聚焦教育的声援逐渐演变成一场浩大的集体怨气：收入缩水、公共设施形同虚设、赋税负担加重，而经济却始终停滞不前。
本月17日的示威吸引超过15万人走上街头，警方对参与者采取了强硬措施，冲突升级为多地的焚烧与掠夺，部分街道甚至被设置了防线。诉求早已突破原有范围，涵盖薪酬待遇、油价、居住、退休保障、纳税额度以及各类公共福利，矛头最终指向了整个体制框架本身。
已执政九年的马克龙面临政治僵化。极端右翼势力成为最大赢家，民意调查显示，国民联盟主席勒庞在首轮票选中支持度突破35%，其次轮对手预计为左翼激进代表梅朗雄，而中间、中左及中右的温和人士则有可能在初选中遭到淘汰。
这套选举机制原本设计用于筛除极端力量、巩固温和中间，但如今却可能将选民推入两个激进方案的困局。
这种局面并非法国独有。德国2025年联邦大选中，另类选择党（AfD）获得20.8%选票跻身第二，当下民调数字逼近30%。奥地利自由党已近在咫尺单独掌权，西班牙的右翼极端派系则极有可能在下次全国选举后首度跨入权力中枢。
欧洲政治版图的左侧，如不屈法国党和德国左翼党之类的激进组织，也在住房紧张、薪资停滞和公共设施衰退中找到了支持者。虽然这些党派思想迥异、主张相悖，但他们的成长动力却相同——民众对既有体制的幻灭与对现实的无奈。
法国街头的混乱只是欧洲这十年来面临之深层危机的一个缩影。
欧洲难题的根源：归根结底还是经济？
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克林顿的标志性口号反映了他作为选举高手的敏锐眼光：「关键是经济！」时隔三十年，这句论断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依然闪闪发光。
去年选举后，欧盟议会的数据调查发现，近四成选民将商品价格与生活开支视为投票的首要考量，同等比例关注宏观经济表现，这两项关切度均超越了移民话题和气候议程。新冠疫情、贸易链条断裂加上东欧局势共同推升了电力和粮食的成本。尽管央行通过加息遏制了物价涨幅，但价格本身已回天乏术。物价若降将意味着经济衰退，而民众却依然渴望看到商品价格的全面走低。
官方数据中物价增速的回落无法扭转民众的实际感受，反而加深了他们对统计数据与生活现实之间的隔阂。欧洲右翼极端派捕捉到了这一微妙变化。自2023以降，曾长期以移民管制、社会秩序和身份认同为主轴的右翼极端政党，开始把更多筹码投入油费、退休金、住宅、税率和生活水准等实际议题。在2024年的法国议会选举中，国民联盟打破了往日聚焦于移民和犯罪的套路，率先拿起购买力这张王牌，成为了舆论议题的定义者。
若是如此浅显，传统政党难道不懂得以经济议题争取选票？事实恰恰相反——掌权的建制派政党从未淡漠经济事务，其治理成果也多半言之成理。
马克龙2017年的胜选，本质上就是一场围绕经济的竞争。作为曾推行劳动力改革的前财政官员，他致力于减轻企业和高净值者的税收负担、推进用工市场自由化、着手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意在打造更友好的商业和就业环境来刺激国家增长。整个任期内，他与财政部长勒梅尔都恪守了不加税的诺言，甚至获得了《经济学人》杂志的肯定。
与此同时，马克龙并未轻忽财富重新分配与社会福祉的考量。疫情之中，政府宁愿扩张债务也要对企业和民众进行输血；能源暴涨之时，当局通过「价格管控」等手段人为压低电气与燃气成本。欧洲各国政府在此期间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投入巨额资金以实施减税、发放补贴、压制能源涨幅，个别地区甚至出台了更严的租赁管制。许多欧洲执政党既重视经济增长，也重视利益分配，并投入越来越多的财力去平复经济停顿的伤害。
然而，在经济规则与国库容量的双重制约之下，欧洲各国越来越难以兼顾三件事：守住社会保障网络、遏制公债膨胀、实现经济扩张。
人口老龄化问题恶化了这一内在矛盾。欧洲央行数据显示，欧元区因老年人口与养老所需的公共资金，预计将从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5.1%跃升至2070年的26.5%。支撑如此庞大的支出，既需要经济长期增长（尤其是单位产出的效率提升），也需要欧洲主要经济体能够保持明智、稳定与透明的财政政策。这些前置条件，在当下的政治与经济生态中，显得遥不可及。
从经济现实看，延迟退休年龄、扩大就业人口比例、压低养老金增速（使其低于平均薪酬与经济扩张速度），乃是必然之举。但从选票逻辑讲，养老制度动刀子堪称选票杀手。推迟退休年龄会刺痛大多数在职劳动者，引爆广泛反抗；缩水养老金则会开罪人数众多且参选热情最高的离退休人群。两条路都立刻引火烧身。
经济的确是问题所在，可问题怎样才能破解？福利制度曾经能靠经济增长来调和这种矛盾。克林顿批评「涓流经济学」之际，恰恰勾勒出另一幅图景：在民主党强调教育投资、科研创新的政策框架中，国家财富源源不断增加，政府因而既能优化福利待遇，又能减少赋税，改革带来的阵痛也得以缓释。
欧洲何以丧失经济竞争力？
但当今的欧洲已不具备此般条件。德拉吉撰写的《欧洲竞争力前景》指出，过去26年间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升幅将近是欧盟的两倍，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的生产效率增幅停滞。放眼全球50强科技企业，只有4家挂着欧洲的旗号。半个世纪来，欧盟未能孕育一家从草创到千亿欧元估值的企业，而美国那些如今身价万亿美元的巨头，都是在同一时期诞生的。
在太阳能、电动车、网络和人工智能等能够带来庞大增量的新兴产业中，欧洲已然退出竞争。欧盟砸进重金的北伏电池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仅仅是欧洲衰落的一个案例而已。
欧洲在研究、人力和融资方面并未落后，却难以将这些优势转化为规模足够的创新企业。欧洲的统一市场在服务贸易、数字产业和融资领域仍存在严重割裂，繁琐且不统一的法规压低了创新活力，投资方的资金体量也显得杯水车薪。2008至2021年间，欧洲孵化出的「独角兽」企业里，近三分之一最后搬家到了海外，且多数落脚美国。
欧洲在环保、消费保护和个人隐私上的严苛要求虽然代表了先进价值理念，但它们通过抬高投资和运营成本的方式削弱了竞争力。以《通用数据保护法案》（GDPR）来看，这部法规成功守护了欧洲民众的信息安全，但其代价是扼杀了那些需要大量用户数据（有时不惜牺牲隐私）催生的互联网巨头和AI企业的诞生。
更糟的是，乌克兰局势冲击了欧洲原有的低成本俄罗斯能源体系，欧洲生产商现在要承受远高于美国同行的燃气和电价，石化、冶金、肥料和车企等传统支柱行业身处绝境：一面要扛着更贵的能源和繁复的规范，另一面要硬撼美国政策补贴、贸易壁垒及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冲击。
为何极端政治势力能在困境中扩张？
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时，欧洲未来前景似乎光明在即。实际上，欧洲的繁荣建立在一个三角支撑上：「安全由美国保障、能源由俄罗斯供给、销售依托全球贸易」。这个框架眼下已然破裂，曾经稳定的国际格局消散无形，而劳动力枯竭、法规冗杂、财政支出膨胀和债务危机等诸多难题，此刻尽数摆在欧洲各国统治者的案台上。
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欧洲还需要加码国防开支、推进绿色革命，并投资数字建设和尖端技术。德拉吉的估计是，欧盟年度投资需扩大相当于GDP的5%才能应对。换言之，欧盟现在要动员的资金规模要远超当年马歇尔援助的广度。
但不会有第二个「马歇尔计划」降临，财政现状和经济法则束缚了所有执政者的手脚。反观激进派，即使没有更优方案也敢于开出不顾财政和经济现实的支票。梅朗雄鼓吹向富豪和企业加税、扩充公共服务供给、部分核销央行手中的国债。
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对高收入阶层和资本者增税备感艰难，国际最低税率协议面临逐步削弱的风险，贸然扩大税收在带来财政好转之前，很可能已引发资本窜逃与增长停滞。梅朗雄宣称可通过核销政府机构的债权来拓宽赤字空间，但这项政策纵使在法律和金融上可行，也无异于用钞票填窟窿。其后果是风险贴水飙升、资本外逃与物价持续上升，而历次美欧选举早已说明了通货膨胀对政权的破坏力。
政治谱系的另一头，勒庞允诺恢复62岁离职年限、稳定生活水准，同时缩小赤字。她宣称到2032年能削减1400亿欧的开支，把移民、欧盟分摊和政府编制锁定为节流对象。可惜的是，推迟退休本身势必加大财政压力，反腐和裁员即便面面俱到也填不满这个窟窿。就算搁置政治难度，勒庞真要以强硬手段精简体制、大规模裁员，这样的削减规模会使医疗、教育、公交和地方公服体系迅速坍塌，反而激起新一轮示威游行。
只要有最起码的经济常识，就能看出梅朗雄和勒庞的承诺充满了逻辑漏洞。这是传统建制派执政党无法逃脱的结构弱点。野党的诺言当然无需自圆其说，掌权者却不得不正视经济和财政的硬约束。
增加税负会压低消费能力，缩减预算伤害公服和民生，赤字扩大推升借债成本，推行用工、养老和松管制改革通常都会引爆街头运动和欧盟范围的权力纠纷。
经济的确是症结，而经济症结深埋于人口构成、效率增速、油价波动、财政储备与政治体制这一套互相掣肘的困局之中。走上法国街头的示威者要求更厚实的保障、更轻的税负、更早离职、更便宜的物品和更缓和的债务增幅。谁来执政都无法同时满足，唯有未曾食言过的极端思想势力才能从中得利。
于是，经济怨言变成对在位者的集体清算。近几年欧洲各地大选，重复演绎着同样的戏码：不管执掌大权的是左中或右中抑或开放派，只要兑现不了互相矛盾的许诺，民众就转身拥向那些因未曾执政而尚未食言的力量。激进派一旦上台并陷入同样的死结，往往瞬间失效——荷兰自由党和瑞典民主党就是明证。
摇摆可以暂时纾解危机。法国街上的烈火总会消散，一旦极左或极右掌权，他们同样会迎来对在位者的怨气，或许这会在下一轮选举中有利于温和阵营。然而，这种摇摆并非源于对政策的支持，反倒是对执权者的愤懑。
除非欧洲能够重焕高速扩张、恢复生产效率、在人口老化的格局中重塑代与代的承诺，并让民众理解有益政策必然承载的代价，否则怨气只会不断流转——从国到国、从选到选、从这届权贵换到下届权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