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李茜意外地踏上了文理中学的讲台。她从未接受过正规师范教育，对德国教学体系也知之甚少，完全是因为学校人手不足而被临时聘用。没有教学手册，没有上岗培训，她凭着一股韧劲就开始了这段经历。中国教育体系刻在她身上的烙印，与德国的教学理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她与学生、同事乃至校长都经历过不少冲突，用她的话说，这些故事来自一位边缘人的「教学试错日记」。
但这个看似混乱的开始，最终引出了出人意料的转机。为了理解德国教育的逻辑，李茜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那段漫长的求学生涯。这才惊觉自己曾经也是个「问题学生」。
以下是李茜的自述，部分内容摘自她的新作《翻土的人》。
初次拿到班级花名册时，我一眼就看出了学生的国籍背景——从俄语到伊朗、阿拉伯的名字应有尽有。作为一名中国教师，我肩负的责任之一，就是帮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学好德语，为他们的社会融入奠定基础。
我自信自己的准备工作已经足够周全，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自作聪明」。第一堂德语课上，我想让学生们分享各自的家庭背景，于是打印了许多彩色的家族树模板，给每个人发了一份，并配上了相关的德语词汇表。当收上来的作业时，场面让我感到不安——许多树是空白的，学生们的表情显露出茫然和疲惫。
学校心理咨询师后来给了我答案。这些孩子大多是难民，或者说是战争幸存者，他们已经失去了许多亲人和伙伴。家庭话题对他们而言，等同于戳开已经结痂的伤口。这让我想到了婆婆的故事——她也曾是东德的难民，当孩子们长大离家后，她为自己手工缝制了一只巨大的毛绒熊，那只熊似乎在诉说着她内心有多深的缺失感。从那一刻起，我的教学重心发生了转变——不再专注于知识的灌输，而是学会了倾听与陪伴。
这所文理中学坐落在德国北部的农业地区，它遵循古老的欧洲教育传统，历来以培养公务员、学者和宗教人士闻名。校舍是典型的红砖和钢筋混凝土结构，显得沉稳而厚重。学校官方网站上有一段有趣的自我介绍——5块运动场地，14间洗手间，若把所有椅子摞起来高度达900米，储备的创可贴总长超500米，这些数字用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学校的规模。
校园氛围喧闹不已，各式各样的学生在走廊和教室里熙攘往来。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习惯了乡村宁静的人，我一开始几乎无法适应这种噪杂。后来才意识到，这何尝不是青少年生命力的一种自然流露？学校管理层曾在邮件中提到，老建筑隔音效果太差成了问题，所以他们投入巨资安装了地毯、隔音吊顶和吸音装置。他们的哲学很有意思——不是去压制孩子的声音，而是改善环境去适应孩子。
只要在讲台上停留片刻，就能感受到班级学生的多样性有多惊人。课堂上既有看起来像街头小混混的本地学生，也有来自拥有私人马场的富裕家庭的孩子；有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切的乌克兰难民家庭，也有为他们担任翻译的俄裔学生；有戴着降噪耳机的自闭症和孤独症儿童，也有远离故乡的经济移民的后代，还有佩戴头巾的阿拉伯少女。
初次面对这个「社会缩影」般的班级，我感到震撼。德国融合教育的理念就是把各种背景的孩子放在同一个教室，即便是刚来德国听不懂语言的学生，也要跟同龄的德国同学一起上课。作为外籍教师，我似乎拥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我能更深层次地理解那些外国学生的困境。许多时候，德国老师和学生用深奥的术语讨论问题时，外国学生会陷入词汇困顿，但我明白这不是他们智力的问题，而是语言的限制。
学校开设了许多非学术性课程——体育、音乐、美术等，用四川话说就是「耍耍课」。这些课程的课时占比相当可观，比如美术每周至少两节，学生可以自由地进行创意表现。音乐课也是如此，学生通过接触古典作品来激发生命力。这些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治疗过程，没有评判，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语言障碍，让学生尽情地释放自我。
我记得班里有个伊朗男孩，在校园法国文化日活动中，大厅被装饰得像星级酒店一样，钢琴静静地放在那里，他就非常投入地演奏起贝多芬。虽然他的德语说得不够流畅，但他的价值、他的独特之处在那一刻被众人看见，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无论是文化冲击还是心理创伤，如果家庭支撑不住，老师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日常的学校生活，为孩子们构建一个安全而稳定的避风港。
在低年级教室里，我常常看到孤独症儿童的身边坐着一位安静的成年人陪伴。他们通常具备医疗护理或特殊教育的背景，就像是一道无声的安全保障。德国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充分考虑了社会融合，对待孤独症孩子与对待其他学生没有区别。我曾协助过一堂课，一个孤独症男孩也被纳入同伴互助学习，虽然他有时情绪波动，对同学的帮助也不总是响应，但师生都以极大的耐心和同理心陪伴他完成学习任务。
在德国街道上行走，你经常会看到身心障碍的人士，有些行为举止看起来不同寻常，但路人大多态度和善，脸上没有奇异的表情。这种包容性的社会文化在学校里也得到了培养。我把这种态度翻译为「平常心」——即使我不完全理解你的行为和价值观，也不必成为朋友，但我能用友善的态度与你互动。
●教学楼走廊一隅。讲述者提供
2023年我来这所德国高中教书时，根本没有师范教育背景，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教师培训项目。
即便女儿在这所学校就读，我最初也是通过一次皮划艇运动认识了校长。她经常在当地报纸上出现，作为学校历史上首位女校长，她对创新想法持开放态度。大半年后，她给我发来一封邮件，邀请我代课教外国学生的语言课。我的前任是本地一位名气很大的退休女企业家，她只坚持了三个月就离职了。
学校急于找个外国人来教德语，这说明他们情况确实紧急，我很难拒绝。对我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考核要求，毕竟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校长只旁听了我的一堂课就离开了，她后来告诉我，只要能让孩子们爱上德语就足够了。
在德国学校里，像我这样没有师范背景的教师约占8%。虽然获得教师资格证的门槛很高，但师资短缺的现象迫使学校招聘有跨界背景的人才。在这所学校，一位专职教师同时教三门课程的情况也很普遍，教师办公室的繁忙程度堪比蜂巢。
●课间时教师们各自奔忙的办公室。讲述者提供
我的教学任务有三项：教外国学生德语、教本地学生英语、以及其他课程的代课。
初期我带着「中式虎妈」的心态，看到任何不顺眼的学生行为都想立刻干预。比如我遇到过一个骄傲自大的女生，她公然挑战我的权威、扰乱课堂纪律，我当时想着必须立即用纪律来教训她；学校的某些理念也跟我的认知相悖，比如低年级学生的所有作业累计不能超过30分钟，且不能涉及课堂上未讲解的知识点，他们认为这等于把教育责任推给了家庭。
我身上有种无法自制的倾向——快速下结论、急于推进。从大学、律师执业、到美国读法律硕士，我早已适应了优绩主义的思维框架。我参加过无数考试，其中很多毫无意义，但我就是想用成绩来充实自己的人生。和德国朋友聚会时，他们讲的是一场场旅行的故事，而我讲的全是一次次的考试经历。
我失去了停下来的能力，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穿着红舞鞋无法停止的女孩。我陷入了一种心理僵化的状态，无法自拔。在校长的邮件到来之前，我还在考虑攻读博士学位，每天乘坐70公里的火车去参加强化班，和二十出头的学生一起上课，压力大到试卷发下来那天，所有的词汇都失去了意义，我的大脑陷入一片空白。
后来我和校长谈到那个骄傲的女生，她说了一番让我醍醐灌顶的话：纪律是违背孩子天性的。当人处于恐惧状态时，就会进入防御模式，只想着别犯错、别被惩罚，这样学到的知识根本留不住，那不是真正的学习注意力。老师应该接纳不同的答案，要重新理解学生的「错误」，课堂里要容许一定程度的思维发散。
我注意到身边的同事都在克制自己的表达欲望，他们说话很少，大部分知识点都交给学生讨论，你就看到一群13岁的孩子笨拙地互相解释，说出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老师们却用极大的耐心和包容来回应。
在德国课堂上，学生想要获得高分，记忆力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很久以前，我曾跟女儿说，这太不公平了，你做对了为什么分数还不够高？那时我仍受东亚教育考评体系的影响，她在课堂任务上表现出色，但没有经历过与同龄人的合作和交流过程。
德国老师看重交流互动，认为这是自我完善的过程，单纯的结果评价是有局限性的。后来我向同事学习，只要激发了孩子的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效果不会差。举个例子，学校网站上有许多学生们感兴趣的校园新闻，比如校际足球联赛，我就用这些素材来设计课堂活动，让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练习英语语法。
这所文理中学属于九年制教育结构，我主要接触的是五到八年级的学生，大约相当于国内的初中。快一半的学生会在中学阶段经历分流，他们逐步转入职业学校或实科中学，不再继续学术路线。当然，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在新学校里重新回到学术轨道。许多普通中学也开始增设指向大学升学的课程。
有个学期末，一个八年级的女生跑来跟我说，老师我要跟你告别了，我要去读职业中学。我有点吃惊，因为她成绩还不错，完全有能力参加高考。但她脸上洋溢着期待，她很清楚自己适合走哪条路，离开时没有任何的羞耻感或遗憾。
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抛弃」的感觉？因为分流从不意味着学不动或者学不好就被淘汰，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走向那样的结局。在初中阶段，学生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我适合走哪条人生道路？所以课堂教学会实施差异化策略，针对不同的学习方式和程度，甚至同一堂课会设计16种形式各异的家庭作业。
我有次代英语课时，有些学生和原任教师一起做语法练习和说明文写作训练；另一些学生则跟着我进隔壁教室做实践活动。我们拿着英文说明书，通过口头沟通，合作用工具制作某样物品，鼓励学生的创意表现。许多学生发现自己其实很享受理解文本之后动手实践的成就感。
老师对每个孩子的观察和引导，就发生在这样45分钟的课堂里。而且班级里通常有两位班主任形式的角色，这样对同一个学生的评价就不会单调片面，也能有效改变那个孩子所处的小环境。我也见过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对一个内向的孩子说，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老师的职责是去保护孩子内心深处最珍贵的东西。老师们绝不会在学生面前评价其他学生，也不会拿一个学生和另一个作对比，所有的讨论和评价都要回到教师办公室进行。
成年人有时候意识不到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有意思的是，恰恰正是老师的某种「克制」——不去做某些事——才能让孩子的自我认同顺利地发展。
●课间操时空荡的教室。讲述者提供
德国老师日程满档，而我问题众多，并非所有疑惑都能得到解答。我也没有什么跨界教学的指南可循。若非一次次追问的过程迫使我回头审视自己的学生生涯，我早就遗忘了一个事实——入学前那些年，我也曾是个「问题学生」。
我从不捣乱课堂，只是特别容易被光线、浮尘这样的细节吸引注意，思绪就像做梦一样四散开去，注意力完全失控。老师们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法，整个小学阶段我都垫底，还被留级了一年。我妈那时候也在当老师，她生了三个女儿，特别渴望成功和证明自己，所以六年级的时候每晚都给我补课到午夜。
班主任喊我名字时总是气急败坏的，用尽各种难听的词来贬低我。有次数学考了零分，她还朝我扇了好几个耳光。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她就像一条随时会喷火的恐龙。那年我八岁生日，穿着新买的橙色衣服去做课间操，班主任走到我身边，从上到下打量我，却不是为了表扬。她嘲讽道，成绩这么差，还好意思穿这么漂亮的衣服？
从那一刻起，羞耻感就扎根在我心里。我的高中成绩拉低了班级平均分，无论走到哪儿，都被视为累赘。高中班主任看我的眼神冰冷得没有温度。校园里校园外，似乎每个人都有权利评判我两句。整个青春期，我都驼着背走路。在高考前的模拟考中，我排名全年级倒数，一次打架事件被全年级围观后，学校就劝我离开了。
妈妈拿着礼物去找校长说情，校长犹豫了，是我主动说「妈，我们回家吧」。这才让我明白，对「差生」的欺凌，其实源于老师最初的歧视。
离开学校那一刻我感到解脱，因为我终于自由了，再也不用每天去一个没人喜欢我的地方。但妈妈也停止了给我零花钱，我开始四处打工——做歌手、主持人、站在柜台后面、卖浙江老板的电子产品、为本地报纸拉广告、在酒店做服务员。
后来做销售工作时，我接触到债权催收，想把合同条款彻底搞懂，这才激发了我学习法律的热情。我参加了成人高考，对于辍学多年的我来说难度很高，但我却很享受那个过程，就像在玩通关游戏。听说我的成绩在北京地区排名第一，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真正驱动你行动的事，不需要任何人去催促，你自己就会走上那条路。只是「差生逆袭」的代价非常沉重，我把外界的评价标准内化了，陷入了无止境的考试循环，我的心理发展过程因此停滞了。
在这所德国文理中学遇到的各种挑战，让我逐渐想起了自己曾经走过的漫长求学路。我开始在其中寻找答案：那些年我缺少的究竟是什么？我需要什么样的扶持？似乎一点点地，我开始理解德国老师们在守护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回访记忆深处的那个女孩，那种感觉，就像书里的一句话——「偏偏是在这异国他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归属感和被接纳」。
●放学后常和学生聚集的银杏树。讲述者提供
当我以教师身份和这些孩子相处时，我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我放慢了节奏，因为我明白孩子的成长是有生命周期的，有些孩子发育得晚一些，需要时间，我的工作就是让他等待的过程变得轻松愉快。作为老师，我们的力量其实很有限，无非就是翻松那片被踩实的土地，为种子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
疫情期间，我在家里的车库二楼搭建了一个小工作间，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籍、旅行纪念品和各种画作。工作日的时候我在那里备课，也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来访工作间的只有鸟类、硕大的蜘蛛和蜜蜂。前阵子在重庆参加读者见面会时，我以为到场的都会是家长和教师，结果令人惊喜——年轻人占了80%以上。他们说这些故事给了他们慰藉，仿佛重新经历了一次中学时光。我也希望，这本书不要成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而是大家能够一边读一边笑，一边思考就足够了。
作为代课老师的一年时间结束后，我离开了这所文理中学。校长和副校长送给我巧克力和鲜花以表感谢。离别那天，我根据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给他们各自送了一张大英博物馆的动物明信片，并写上了鼓励的话语。离别有些匆忙，很多学生那天才得知这个消息，有孩子因此眼眶泛红。
学校通常不会拍照留念，但那天我们还是合了一张。回想起来，最初他们对我不屑一顾、有抵触、不理解，但慢慢地，彼此都开始重视对方。我离开后不久，女儿放学回家时兴奋地告诉我，之前在课堂上和我发生过冲突的那个女孩，在课间操时找到她，用中文念我的名字，说你妈妈很棒，我特别想念她。
经历过这段时光后，我发现自己常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向女儿道歉。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有时候是在用我的那套思维去理解她，这对她不公平。我不再是老师了，但我需要接纳她心理上的不快乐，而不是去评判她，对吗？
以前每当我去代女儿班的课时，我们俩就眼观鼻、鼻观心，假装彼此陌生。我们曾约定好，谁也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的母女关系。她当时对此不以为然，说妈妈你都不是正式老师，而且是个外国人，你能教什么呢。等到我离别那天，她终于在我的课堂上看到了什么叫「惊喜」，下课后她没有离开，特意在教室外面等我，身旁还有朋友，这一次她显然改变了想法，朝我点了点头，说，真的很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