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面前无言，账本面前有难
相当一部分社保参与者对这一制度的实际运作机制了解有限。他们缴纳的保险费并非积累用以自身退休后返还，而是按照「现收现付」的原则，直接流向当下已经离职休养的群体。
换个角度讲，个人在未来离职时所获的养老金，源自彼时仍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缴款。
这一现实引发了不少人的疑虑——届时若上班族停止缴费，自己的离职生活该如何维系？
这类声音显然已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长期从事人口学及劳动经济研究的学术院士蔡昉坦承：「个人在本期缴交的养老保险，并非待其达到离职年龄后原额奉还，而是直接用于当下退休人员的支付。」面对公众的担忧，他进一步解释：「惟有将人口构成的演变与劳动生产力的提升相统筹，方能较为恰当地评估养老保险体系的前景走向。」
言外之意是，若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即便缴纳人口减少，亦可通过生产力增长弥补缺口。
但究竟需要多大幅度的生产率跃升，才足以弥补人口规模的下滑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进行了一项相对简洁的数据统计分析。将各年度离职退休的人数与新入职的劳动力规模进行对应比较，观察同一年份谁从劳动岗位上移出、谁新加入缴费队伍，从而勾勒出各代际养老保障风险的真实轮廓。
结论已然明确：最为危险的是出生于1985年及1990年的两个群体。
至于更靠后的世代，则已成谜团……
以2020年为例，约1791万1960年生的人员从职位上离任，与此同时1998年出生的新劳动力约有1401万人进入工作领域。此时退出与进入的比例为1.28：1，整体态势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至2025年，1965年生的约2679万人届时离职，同年新入职者（2003年生）约1599万，退进比升至1.67：1，负荷明显加重。这一时期启动全额缴纳政策的转变，或许正源于此种日益紧迫的现实压力。
2030年的情形中，1970年代出生的约2710万人将告别工作舞台，而2008年生的初入职场者约1608万，退进比维持在1.68：1的高位。
到了2035年，1975年生的约2102万人进入离职期，2013年生的新加入劳动力约1640万，退进比缓解至1.28：1。这种数据的改善，源自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人口的短暂性反弹。
然而，按照各类研究模型的推演，2035年仍被认定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所承受压力最为沉重的关键年份。
到了2040年，1980年代出生的约1787万人步入离职年龄，2018年出生的新劳动者约1523万人，此时退进比降至1.17：1，压力相对缓解。
至2045年，1985年出生的逾2211万人迎来离职潮，而2023年生的仅有约900万新晋从业者，退进比飙升至令人瞩目的2.46：1！
需要说明的是，在1985年生人大规模离职之际，出生于60年代与70年代的人群仍在世，这种人口构型在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
而至2050年，1990年生的近2391万人进入离职阶段，即便按照乐观估算，2028年出生的劳动力新兵仅有约800万，退进比将接近触目惊心的3：1。这等同于届时每位年轻劳动者的社保负担是当下的整整三倍！
往后的情景，出生人数的走向已成谜团……
这场代际的抉择，其最终的代价必然要由年轻一代去负担。
制度初创之际，用人单位的缴款流向「统筹基金」，可循环支付，而职工个人部分则划入个账，理应保持独立。实则不然，个账资金实际上已被征用，加之公务员的名义缴纳制度，整个转移过程被跨年代的资金调配所遮掩。在撰写相关研究时，许多长期从业人士对此茫然无知，反观年轻一代的思考却越来越深入。曾有一阵子探讨做实个账的方案，但后来这话题便悄然消失。如同干部资产问题，一旦触及就等于踩着红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