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航空在9月30日遭遇一场惊悚危机——副机师持刀伤害机长，试图制造坠机悲剧，幸被机上乘客与空乘人员及时阻止。这起安全事件随即演变为政治漩涡，与即将在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大选产生了微妙的互动关系。
这班客机搭载174名乘客，其中大多数为以色列人。内塔尼亚胡随即发表声明，称赞机上人员「阻止了一场堪比911的灾难」。他进一步警告，若此事未被及时制止，危害将远超以色列，甚至威胁全球航空业安全。调查方面，相关部门准备深入追查疑犯是否有同伙，以及是否存在伊朗背景。国防部长卡茨的措辞更加直截了当，将此事件定性为「圣战恐怖主义活动」。
不约而同地，特朗普在10月1日的声明中指向德黑兰，暗示伊朗当局可能系此案幕后推手。他进一步表态，倘若这一判断得到证实，伊朗必将承受「重创」。
有趣的是，内塔尼亚胡之前曾表示「迹象指向大选前可能遭敌人袭击」，但向未披露细节。这一次的事件遂成为他预言的「应验」。反对阵营领袖拉皮德随即批评，此举不过是在无故制造公众恐慌。他讽刺地指出，内塔尼亚胡在空军基地拍摄的不过是选战宣传片，如果真的担心国防，应该先征召1.5万名极端正统派教徒服役。拉皮德坚持，选举日期不会改变。
显而易见，这一危机正被纳入大选的政治版图。内塔尼亚胡借其强化关于国家威胁的话语权，而反对势力则致力于削弱这一优势。当下以色列大选的局面由此可见一斑：两个阵营互相掣肘，陷入僵局，而国家面临的混乱局面似乎看不到出口。
充满不确定的僵局
首先观察以色列大选走向。
以色列国会共设120席，执政联盟需要跨越61席的过半线。根据以色列第13频道最新民调数据，大选走势可能导致「两大阵营均未过半」的政治困局：单就政党层面而言，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艾森科特领导的亚沙尔党以22席位列首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以18席排在第二；从阵营角度看，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党派联盟预计获得51席，反对方阵营预计获得52席，双方都距离过半线61席仍有差距。
其余席位预计将分散到联合名单党、拉姆党等阿拉伯政党手中。但无论是内塔尼亚胡阵营还是艾森科特领导的反对派，在政治光谱上都倾向右翼，且已公开表示不会与前述阿拉伯政党组建执政联盟。这意味着，阿拉伯小党虽掌握决定性投票权，却难以真正加入任何一方阵营。
这一现象或可解释9月以来的新动态：9月23日，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禁止拉姆党和联合名单党参加大选，引起两党强烈不满，声称这将剥夺「125万阿拉伯选民」的投票权，随后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从表面来看，这反映了自2023年加沙战争、2026年伊朗冲突以来，国家安全因素对常规政治的侵蚀作用，致使阿拉伯政党日益陷入困境；但从政治现实的角度分析，也不排除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战术考量」——即通过削弱「掣肘性少数派」，进而与反对派展开终极对决，最后谋求组建政府的可能性。
然而即便这种「黑暗策略」能够成功，根据现有民调的格局，大选结果极可能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按照以色列惯例，若大选后各方都未能取得过半，总统将依次授权各党进行42天的组阁尝试。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欲维持其执政地位，不仅要在大选中尽可能接近反对派的票数，还必须在随后的组阁谈判中成功拼凑出超过61席的多数联盟。
然而，鉴于以色列当前的党派分裂和政治两极化程度，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政府实在困难重重。回顾1984年的以色列大选，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皆获得超过40席的成绩，最终成功达成妥协，组建了一个包含97席的庞大联合政府，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执政期。
但时过境迁，工党早已解散并入民主党阵营，利库德集团同样式微，以色列政坛呈现出愈发明显的多党分化趋势，大型政党已不复昔日的垄断地位。从近年的政府组成就能看出这一点：2021年那个短暂推翻内塔尼亚胡的反对派政权仅有61席，2022年内塔尼亚胡「重出江湖」组建的联合政府也仅获得64席。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实映射了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各自的困境：前者已成强弩之末，后者则是派系众多。因此，内塔尼亚胡愈发依赖极右翼和宗教小党的支持来组建内阁，而反对方则在权力分配和政权维持上陷入反复的内讧，尤其是在具体政策上，反对派的立场跨度从右翼到左翼，范围广阔，这也导致他们虽在2021年成功执政，却在一年后迅速瓦解。
可以预见，无论10月大选后是内塔尼亚胡还是反对派成功组阁，所构成的政府都会是「勉强维持」的脆弱联盟，而非真正稳定的共治形态。随之而来的政治僵局可能以多种形式呈现：其一，反对派即使侥幸组阁，也会因内部分歧迅速垮台；其二，各方都无法成功组建政府。这些情景都可能促使以色列在2027年初重新举行大选，甚至重复2019至2022年间的周期——四年内进行五次大选的怪象。
因此，当前以色列不仅深陷3年战争的不知所终，更长期笼罩在7年政治混乱的阴影之下，这直接导致大选结果扑朔迷离，政治循环的风险居高不下。
安全牌对内塔尼亚胡是否有利？
从这一大背景出发，迪拜航空事件对选情的影响可谓复杂微妙。
一方面，内塔尼亚胡早前曾放言「以色列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发动攻击」，这次事件无疑验证了他的「预言」，赋予其话语以现实的支撑。不管背后是否牵涉伊朗，内塔尼亚胡都有机会利用此事件来强化「以色列受外部敌人包围」的叙述，进而激发选民的忧患意识，从而提振民调。这一招数的有效性，在加沙战争期间已得到了验证——多次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调支持度。
然而同时，围绕2023年10月「阿克萨洪水行动」的争议依然是这次选战的核心议题。
早在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026年2月6日，内塔尼亚胡就公开了一份递交给以色列国家审计署的答卷，将「未能阻止行动」的失职归咎于「分裂政治对手」，并为自己树立了「力挽狂澜」的光鲜形象。
这番操作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反对派的猛烈抨击。艾森科特等反对派人士愤怒地指责内塔尼亚胡歪曲历史、栽赃他人，声称其公开该文件纯粹是「粉饰自己、卸责甩锅，并攻击对手」。随后，反对派纷纷在选举纲领中承诺设立「阿克萨洪水行动」国家调查委员会，意图揭露「内塔尼亚胡隐瞒的真相」。
到了9月，局面进一步激化。国内媒体《国土报》在9月8日披露，内塔尼亚胡在「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前数日，就收到了来自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的预警，但竟未将信息传递给以色列安全首脑。内塔尼亚胡对此矢口否认，称报道系「彻底的虚构」，可是反对派领导人已经联合声明，呼吁对内塔尼亚胡启动「全面即时调查」。
由此可见，「安全牌」对当今的内塔尼亚胡而言，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效果难测：当他反复利用战事持续、外部威胁，以及这次迪拜航空事件来触发民众关于「以色列灭族威胁」的恐惧心理时，他同时也在不断提醒整个社会，正是这位总理的任期内发生了「阿克萨洪水行动」，而这场悲剧原本是有机会被阻止的。
此外，这场选战还涉及其他诸多议题，都足以削弱「安全恐惧」的选民动员力：从2023年启动的以色列司法改革引发的持续抗议，到加沙冲突激化后关于极端正统派教徒征兵的争议，再到民众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些议题都不可能因为强调「国家灭亡危险」就烟消云散，也不能通过「换个人执政」就立竿见影地解决。
坦率地讲，历经3年战火的洗礼、浸淫于7年政治极化的泥潭，内塔尼亚胡的当政期间充斥着杀戮、冲突、示威和经济衰退，腐败诉讼的阴影亦笼罩其中；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河西岸四地同时作战，而美国白宫则坐着一位行动无常的领导人。但无穷无尽的竞选承诺、联盟拼凑、纵横捭阖的政治游戏，都无法保证真正解决这些难题。
结合内塔尼亚胡的往日作风来看，如果他未能一举夺胜，往往会退而求其次，即确保所有对手都无法上台。虽然从当下的民调数据来看，内塔尼亚胡的形势着实不乐观，但也难以直接推断出以色列必然政权更迭；而即使以色列最终迎来新政府，接下来的局面也恐非焕然一新的开局，反而可能是持久的不确定感笼罩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