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航高度本该是整个飞行旅程中最为平稳的阶段，机组人员得以片刻放松。然而天有不测，驾驶舱内突然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副驾驶员冷不防拿起斧头砍向机长，继而猛推操纵杆，飞机在三十多秒的时间内就骤降逾5000米，尾部的方向舵在剧烈的振荡中脱落……
这样前所未有的景象在民用航空发展史上首次出现，地点是2026年9月30日的迪拜航空FZ1073驾驶舱。虽然单独的机组「自杀」事件和驾驶舱暴力事件在过往并非没有发生，但两者叠加于一个航班上，这样的极端组合却闻所未闻。从理智的角度看，这本应是一场无法挽救的悲剧，然而最终的结果令人惊喜——机上全员幸存。
惊天动地：驾驶舱内的一秒
当地时间9月30日凌晨7点左右，一架波音737 MAX 8型民用客机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属于迪拜航空公司，班次号为FZ1073。机舱内共有180人——乘客174名，机组6人，目的地为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这批乘客构成颇为特殊：其中27名儿童，150人来自以色列。自2023年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激化、以色列政府遭受全球性抵制浪潮以来，越来越多的以色列民众转而选择迪拜作为度假地点。
虽然以色列航空等多家传统运营商都开辟了这条航线，但迪拜航空凭借较低的票价在以色列客群中赢得了广泛欢迎。这一天迪拜航空在两地间往返共有8班，FZ1073则是其中的首班。
由于班次众多的关系，这班飞机上还搭载了一支迪拜航空的替补机组，两位飞行员原本的任务是驾驶返程航班。没人能预料到，他们会在稍后成为所有乘客的救命恩人。
正驾驶是年近四十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在迪拜航空工作已满四年，出身婆罗门阶层，素以卓越著称，已在737及737 MAX系列机型上积累了接近一万小时的飞行履历。与他搭档的副驾驶来自中东国家阿曼，官方已确认其出生地和现有国籍均为阿曼，入职迪拜航空不足八个月，是公司扩张航线的人力补充。
两人操纵飞机顺利离地，向西南方向穿越波斯湾海域。飞行两小时后，飞机进入沙特领空并保持3.4万英尺的巡航高度。按计划再飞九十分钟就将启动降落程序。
突然之间，事态发生了逆转。后来机长回忆起的第一个印象是自己「身体多处重伤，倒在了舱内地面上」。最初的新闻报道曾猜测凶器是餐刀之类的用具，但最新信息证实——副驾驶拿的是一把「救援斧」。
救援斧由钢铁铸成，坚硬无比，手柄采用绝缘橡胶材料，设计初衷是为了在紧急撤离时斩断各类障碍物。在过往这种工具通常放在主客舱内，但自9·11恐怖袭击之后，出于防范考虑，新型民用飞机都改为将其配置在驾驶舱内，供机组成员应急取用。
机长虽遭砸伤、头部流血不止，但意识仍然清醒，他清晰地感知到飞机在急剧下沉。根据飞行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提供的数据，从3.3万英尺下降至1.9万英尺，仅耗时37秒，最陡的下降速率达每分钟3万英尺——超过人体能舒适承受的正常下降速率十五倍以上。
客舱内的乘客感受到的是不寻常的「快速坠落」，他们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有些人甚至误以为是遭遇了强气流颠簸。突然间，驾驶舱大门被推开，坐在前排的乘客目睹了恐怖的画面：浑身是血的机长从舱内冲了出来，副驾驶跟在后面「继续对他行凶」。
事后，机长向印度总理莫迪解释说：「这样做出于本能的求生欲望，但我也明白，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乘客及其他机组成员）一起送死。」因此，尽管伤势严重、力量悬殊，他还是拼尽最后的气力，猛力推开了驾驶舱大门。
形势在瞬息之间逆转了。众多乘客蜂拥上前，用飞机上配备的耳机线把副驾驶紧紧捆绑。有目击者说，副驾驶当时在不停地嘶喊「杀掉我」。一位牙医出身的乘客立刻为机长进行了现场急救。
乘客亚尼夫·哈尤恩等人闯入驾驶舱，他注意到操纵杆仍保持着下推的姿态。不容片刻迟疑，哈尤恩立即拉回操纵杆，直至替补机组赶到舱内重新掌控局面。事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时，哈尤恩坦言自己曾观看过航空事故调查纪录片《空中浩劫》系列。
沙特阿拉伯塔布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在当地时间8点44分收到了这班飞机的紧急着陆需求。经过额外一小时的飞行，飞机成功触地在塔布克机场。自起飞至此，总共耗时约三小时四十分钟。
巧合的篇章：奇迹是如何诞生的
借助短视频的广泛流传和各国政府的积极参与，FZ1073航班发生的这段危机迅速传播至世界各地。哈尤恩及其他乘客的勇敢举动获得了广泛的赞颂。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宣布，他将提名包括哈尤恩在内的五位积极参与事件应对的乘客，授予「总统杰出公民勋章」。
然而，要解释为什么所有人都能活着离开这架飞机，我们需要承认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一是事故发生的地点与高度——飞机处于巡航阶段，且维持在约3万英尺的高空。
在民用航空领域，起飞阶段和着陆进近是事故频发的两个关键时期。此时飞机高度较低，飞行员需处理众多操作指令，一旦发生设备故障、人为干扰或其他意外，改出的余地就极其有限。本案中，飞机得以承受多次的俯冲和拉升而不至失控，高空巡航这一背景条件是必要前提。
其二，副驾驶并非孤身一人待在驾驶舱里。纵观历史上那些涉及机组「自杀」的空难，一旦嫌疑人选择在巡航时刻采取行动，他们通常都是在独占舱内时实施的。自9·11事件后，全球航空公司几乎都采取了飞行中锁闭舱门的措施，737 MAX一类的新式飞机甚至在生产阶段就加强了舱门强度。这意味着，若某人独自在舱内策划此类行为，纵使其他机组人员反应敏捷，也可能因无法进入而力不从心。
2013年和2015年分别发生的莫桑比克航空470号和德国之翼9525号航班的坠机灾难都源于巡航高空的突然俯冲，调查最终指向了前者的机长和后者的副驾驶。他们采取的手段一致——等候舱内的搭档离开，随后落锁舱门，一个人操控飞机走向灭亡。
两起相似的悲剧之后，部分航空企业制定了更严格的内部规则——「确保飞行期间驾驶舱内始终有两名及以上的机组人员」，但这项要求并未演变为国际通行的硬性标准。目前外界不太清楚迪拜航空具体奉行了什么政策，但有一点确定无疑——当副驾驶实施暴力时，机长恰好也在舱内。
巡航阶段的飞行操作相对简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这个特定航程中，飞行职责由机长马赫哈尔承担，副驾驶只负责监视各项仪表数据。从原理上讲，副驾驶的任何异常举动都应该立刻引起机长的警觉。
至关重要的第三点是：尽管副驾驶用锋利的救援斧对机长展开了攻击，却没能当场夺去他的生命或使其完全失去行为能力；遭遇突袭的机长马赫哈尔并未陷入混乱，他凭借清醒的判断意识到，此时的首要任务是「打开那扇舱门」。根据随后的报道和证人证言，为躲避副驾驶的斩击，马赫哈尔的两只手都留下了深重创伤。但他究竟如何在这样的状况下成功开启舱门，这一点迄今仍笼罩在谜团之中。
第四个因素源于乘客们的快速反应和备用机组的及时登场。值得说明的是，哈尤恩虽然凭借观看过《空中浩劫》的记忆本能地拉回操纵杆，这一动作确实延缓了飞机的下坠，但贸然操纵操纵杆同样存在让飞机机头上抬过度而陷入失速的风险。最终稳定局面、确保飞机在缺少正驾驶和副驾驶的情况下成功着陆的，实际上是那支替补机组。而在一班飞机上碰巧搭载有备用机组，这本身就是概率较小的事件。
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来自737 MAX 8本身的机体强度。飞机能在承受极端的应力而不至于解体。从迫降后的照片可以看出，尾部方向舵脱落了。当飞机所受的加速度远远超出其工程设计范围时，零部件便会分离。机翼和尾翼上的舵面尤其脆弱。假若脱落的不仅仅是方向舵，还包含升降舵、副翼或垂直尾翼本身，那么飞机将变得难以操控，即便是备用机组也很难确保安全着陆。
从这一点来看，尽管737 MAX 8因其MCAS系统曾引发多场灾难而背负「污点」，但这一事件之后，它却赢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航空业界的称赞。
迷团未解：真相仍在调查中
飞机平安着陆后，副驾驶遭沙特警察逮捕，后被移交至阿联酋。自10月2日起，他接受了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执法人员的联合审讯。同一时期，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权宣称这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试图借机扩大其政治和外交话语权。国防部长本·格维尔发表声明说，此事件说明「以色列需要增强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那些初期被声称为「自杀动机」的飞行员事件，其后的官方调查往往会推翻这些早期的结论。现实中，更多情况下，最终的责任归咎于飞行员的心理健康缺陷、机组协作管理漏洞，以及航空公司内部的系统性问题。
十年前，迪拜航空公司的管理缺陷曾导致了一场重大灾难。那是2016年3月19日，迪拜航空981号飞机在靠近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机场时遭遇极端恶劣的气象条件。其他在该机场着陆的飞机均选择转向备用机场，然而迪拜航空的飞行签派坚持要求机组环绕等待。在如此极端的气候压力下，机长在第二次着陆尝试挫败、复飞时迷失了方向感。飞机随之坠毁，机上所有62个生命都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
在本次事件中，迪拜航空至少存在一处明显的违规之处。根据以色列交通部门负责人雷格夫的说法，双方签署的协议明确指出：只有拥有与以色列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护照的飞行员，方可执行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但阿曼与以色列无外交关系，迪拜航空却派了一名阿曼籍副驾驶执飞此航班，显然违背了既有的协议条款。
副驾驶员的心理状态成为舆论的焦点。遗憾的是，大多数航空企业对飞行员的心理健康评估都停留在由其自主填写的问卷上，缺少系统的持续监管和深入诊断。众多航空业人士观察认为，从副驾驶的此举来看，这并非一个「周密策划」的暴力行为：他既没挑选最具杀伤力的时机，也没抓住机长单独离开舱的机会。
迪拜航空所以能开通这条繁忙的迪拜-特拉维夫航线，恩惠于2020年以阿关系的正常化——即《亚伯拉罕协议》。如今这条航线已经陷入瘫痪，以色列民众中有人表示「坐自己国家的航空公司会更放心」。事发当天，以色列航空集团的股价在特拉维夫交所午间交易中大幅上升逾7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