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漳州中院。摄影：刘虎
文件中的一段表述尤其引人注目：南靖公安通过”主动向上级请缨以指定管辖方式办理本案”，在该案办理过程中”明显存在趋利性执法问题”。根据资料统计，他们经由此案从赖建辉及兴源公司收取的款项已然突破1亿元大关。
2026年1月23日，本媒体率先曝光了这一案件。涉案金额达2.5亿元，被控人员足足58人，这使得该案成为了举国关注的”非法采矿案”代表。
01 前市领导主导的诉讼之谜
“假若程序存在缺陷，亦或没有获得相关政府批准，那无疑是我的过错。但倘若所有手续都已获得官方许可，政府部门在现场进行了监督，更有第三方独立见证，我又何来之过？”至今，赖建辉仍在反复思量这个问题。
这位商业生涯已近四十年、曾在纽交所敲钟的”车轮行业翘楚”，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孤独与恐惧感。一项十余年前启动的房产配套采矿事业，如今已将他与麾下近7000名从业者的正兴集团拖进了没有尽头的诉讼漩涡，罪名是”非法采矿”。
图：引发风波的正兴新来福小镇康养项目。摄影：刘虎
对此案进行深度调查的《南方周末》，在4月19日刊发了长篇报道。
紧接着发生的事，是一场包括车轮生产、民办教育、医疗康养三大产业的突然核查浪潮。
本媒体掌握的多份内部通报记录显示，一条指令链条迅速展开。4月20日下午5点33分，金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通过电话，命令正兴车轮事业部对接芗城区委；仅仅5分钟之后，芗城区委办的工作人员随即来电，明确说这是”市委办的指示”，并同时索要车轮、教育、医疗、养老四个板块的综合情况说明。当晚7点06分，集团紧急报送资料后，该副主任又在晚间9点半到10点半之间，分多次致电核实纳税数据、技术指标、产能情况，甚至要求提交赖建辉的个人简历和兴源公司的采石事项书面报告。
教育及医疗部门也同步启动了密集问询，多数通知在下班时间之后下达。
当日下午6点半左右，漳州教育主管部门的财务审计科和规划科齐头并进，要求当晚上报漳州、平和、华安三所民办学校的债权债务情况；到晚上10点41分，教育部门办公室负责人再次发文，明确截止时间——次日上午9点30分前，必须报送学费收入及薪资标准等敏感数据。同一夜晚，卫生健康部门和民政部门也相继通知”市委办要求”，调取医疗和养老设施的财务账册。
到了21日和22日，调查部门的关注重心发生转向——从”基本信息”转变为对企业现金状况、合规运营，乃至赖建辉个人司法史的深度扫描。
21日上午，金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在反复确认正兴集团从纽交所除名的具体时间（确认为2022年2月7日），并逐一核对赖建辉受监视、保释、起诉的各个时间点。甚至有人私下打听赖建辉夫人的养老情况，以及其在川蜀地区的生意动向。教育系统则重点追问资金来源与办学合规状况，要求企业对历年年检的资产交易整改做出回溯；卫健部门和医保部门则启动了对2021到2025年五年医保支付情况的全面历史回查。
进入4月下旬及5月，检查触角继续延伸：华安县税务部门频繁问询涉案员工人数及石料初始单价的税务依据；发改和审计部门则向前回溯该集团早年”智慧健康养老”项目的招投标规范性及可研性。
从市级督导排查，到县级税务、教育、卫健部门全面跟进，这场在舆论关注后骤然降临的全领域”诊体检”，各部门给出的进驻理由基本一致——”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这使得企业长期处于如临大敌般的紧张局面。
“很多部门的同志私下对我说，这些调查都是时任市领导部署的。”赖建辉透露，该非法采矿案的立案也与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王进足密切相关。
王进足已在今年9月卸下漳州市委书记一职，目前担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和机关党组书记。
02 一个7000人企业的内部崩塌
“天下要垮了！”
过去24个月内，这句话在正兴集团内部反复出现。
赖建辉坦言，长期的刑案调查和全方位的合规检查，对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造成了几近毁灭性的心理创伤：”整个公司管理层，到这个时刻为止，每一个人身上都笼罩着一种深深的恐惧。”
这种恐惧并非空穴来风。
案件涉及58名被控人员，其中许多只是普通员工或现场协调岗位的工作人员。赖建辉披露，已有若干名高管和员工遭遇调查和强制措施。其中一位原本对企业忠诚度极高的管理者，在被关押超过一个月后获释，”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面目全非”。
恐惧的蔓延最终转化为一场大规模的人才流失。
按赖建辉的估算，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中，超过80%、接近20人明确表示过要离职。其中财务系统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财务人员陆续被带走调查，财务主管一个人就递交过五六份辞职书。”他们全都想走，都害怕继续干。”赖建辉苦笑着说。
图：2018年3月华安县政府召开的专题会议记录，是兴源公司获得的第一份采石批文。来源：受访人提供
作为掌舵者，赖建辉深知一旦核心班子四散，这家近7000人的企业就会陷入瘫痪。因此他被迫收回了这些辞职申请，转而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人心的稳定工作。”要去安抚他们，有时候难度比做经营还要大。现在变成做什么事，都害怕被公安或纪委调查。”
但对赖建辉来说，比管理层的动荡更加心痛的，是发生在家族内部的分裂。
正兴集团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式企业。赖建辉的妻子与他携手创业了四十年，是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但2024年，妻子因本案被羁押了九天。这短短的九天，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氛围。
虽然妻子在案件后重获自由并继续在企业任职，但赖建辉说，两人之间已经一年多没有真正意义的对话：”我们夫妻之间现在没有任何沟通。她明白我不会去犯法，也知道我有底线，但摆在她眼前的现实就是这么多人被拘捕、被调查，她心理上承受不住。”
原来由职业经理人和家族成员共同分担的庞大管理架构，如今几乎全部压在赖建辉一个人肩上。他干脆搬进了企业生活区，吃睡都在厂区里，一个人应付生产经营、市场竞争、政府联系和法庭应诉这四道难题。”曾经大家都在拼命工作，现在大家首先考虑的是保护自己的家庭。”赖建辉感慨，持续不断的调查已根本性地破坏了企业的管理文化。
03 神秘的”传话人”与调停者
在王进足执政、案件陷入对峙的2025年中旬，赖建辉经历了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信息传递”。一位已经退休的官员通过电话等途径向他转达了一些话，并明确指出这些内容来自王进足本人。这些话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市委市政府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要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其次，”一码归一码”，不要节外生枝；第三，企业要吸取教训，依法合规经营。
起初，赖建辉把这”三句话”理解为案情可能会有所缓解的信号。但现实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2025年8月底，南靖公安部门把案件提交给了南靖县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不是要放过我们，而是要把案子送到法院，对我们判刑。”于是，他才正式聘请了律师参与应诉工作。
图：2023年12月华安县政府针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转办信访件的调查《报告》中，明确表示兴源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来源：受访人提供
2026年4月舆情发酵之后，漳州一位民营企业家曾经三次主动找上赖建辉进行沟通，企图在中间协调。
TBD根据赖建辉的回忆，首次见面发生在他的农场，对方劝他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不要激化矛盾。赖建辉当场拒绝了，坚决声称自己遭受冤枉，要求检方依法撤销起诉；第二次见面在对方的公司，对方暗示公安和检查机关已经把材料整理完毕，调和的可能性不大，赖建辉仍然态度坚定，坚持撤诉的诉求；到了第三次见面时，赖建辉已经明确婉拒了继续接受协调的建议。
更加诡异的是，赖建辉透露，最近有相关人士向他传递消息，表示希望企业再付5000万元，但对方没有说明这笔钱的用途和具体去向。赖建辉已经明确表示拒绝，并嘱咐律师停止对这类请求的回应。
04 一份要求变更法院的申请
在诉讼的各个环节，辩护律师斯伟江和秦顺对南靖司法机关的管辖权以及执法意图提出了强烈质疑，并直言本案存在”根据利益导向的执法”的可能。
在《重新指定管辖申请书》中，辩护团队指出，兴源公司所涉采矿犯罪行为发生地和企业总部都位于华安县，与南靖县在地理上没有任何关系。漳州中院与漳州市检察院最初的指定管辖通知书只提及”赖建辉涉嫌非法采矿罪一案”，完全没有涉及兴源公司；直到2025年11月，南靖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时，兴源公司才首次作为被告方出现。
图：辩护律师递交的关于重新指定管辖的申请文件。来源：受访人提供
基于这些，律师得出结论，南靖司法机关对兴源公司根本缺乏法定的管辖基础。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南靖公安在办案流程中形成的资金收取记录。
申请书中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南靖公安不仅对58名涉案人员进行了大范围抓捕，还对赖建辉和多位普通员工采用了”指定住所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南靖公安的账户：2024年10月的28日和30日，侦查机构进行了两次搜查，分别从正兴集团财务部和董事长办公室扣押了100多万元现金；2025年1月19日，赖建辉的家人主动汇入7000万元，同一天赖建辉获得了取保候审的资格；第二天又追加了2000万元；到了5月24日，又转入925万元。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南靖县公安机关已经从赖建辉及兴源公司那里征收了超过1亿元的资金。律师在书面意见中直言，南靖公安”主动争取以指定管辖的名义处理此案……存在明显的以案谋利现象”。
案件证据的有效性也遭到了质疑。
在《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书》中，辩护人指出，鉴于本案的复杂程度和嫌疑人坚持无罪立场，法律规定应该对全程讯问进行音像记录。但是检控方在庭前会议中声称”无法出具”相关资料，侦查部门则称”记录已经损毁”。
经过详细对比卷宗材料，律师发现，大量讯问笔录存在着显著的”复制粘贴”特征，其中一些不仅在事实陈述上雷同，就连拼写错误和标点符号的使用方式都完全相同——比如赖建辉第3份笔录的绝大部分内容复制自另外四个人的笔录，其第5份和第8份笔录则主要复制自他本人的第4份笔录。
图：辩护律师多次到访南靖县检察院讨论案情。摄影：刘虎
赖建辉在自我陈述中透露，侦讯期间曾遭到以逮捕其家人和员工相威胁的待遇，还被灌输了”办这个案子是领导的决定，你必须积极配合”这样的言辞。在极度的精神折磨和”反正一切都无关紧要”的绝望心态下，他在一些并非出于本意的笔录上签了名字。鉴于这些程序问题，检方已在2026年8月的庭前会议中排除了赖建辉的3份讯问材料，但辩方坚持”同案同罪”的理念，要求对其他涉嫌造假的笔录也做出排除决定，未被采纳。
律师们相信，只有将案件移出这个”无法行使管辖权”的南靖县，才能期待一个公正的判决。
05 权威学者团队的”无罪”看法
案件的法律实质问题的核心在于：在政府批文在手的前提下，对清理出的石料进行销售，究竟属于合法的”工程配套采矿”，还是应该入刑的”非法采矿”。
南靖县检控机构的《起诉意见书》指控，案件第一阶段（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的销售额约1.71亿元，第二阶段（2021年至2023年）约8684万元，两个阶段加起来约2.5亿元。基于这一数字，检方认为兴源公司非法获取的利润巨大、情节恶劣。
辩护方的法律意见在多个层面予以反驳。
首先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出发：2025年7月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第二十九条，以及相关部委的文件，都明确允许建筑项目实施单位为了施工的需要而采掘普通建筑用砂石，在排除项目自用部分后，剩余部分可以依法对外进行交易，且不要求办理《采矿许可证》。兴源公司正是因为房产项目需要地平整理而进行石料清理的。
时任华安县自然资源部门一把手洪长青的证言也支持这一观点。根据他的说法，该项目涉及建筑用地下矿的处置问题，”根本没办法办理采矿许可证”，因此华安县政府多次进行常务会议，最后决定由企业自行处置，但要收取矿业权出让金这样的补偿。他们先后收取了200万元和618万元的出让金，之后还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得到了2439.6万元。
基于这一事实，律师主张，兴源公司是在信赖政府的行政许可而行动的，全程处于相关部门的监管范围内，不具有”未办理许可而私自开采”的故意心态；华安县政府在2023年提交给中央环保检查组的《报告》中也明白地写着，兴源公司处理的砂石资源是”合法处理”的。
对于指控方宣称的”超范围、超规模”开采，辩方指出鉴定结果与实际证据之间产生了重大偏离：鉴定机构声称超挖量达106万立方米，但实际第二阶段的销售总量仅为95万吨，甚至没有超过政府竞价许可处理的36.9万立方米的上限；与此同时，华安县自然资源部分在2021至2022年间实施的四次动态追踪检查，都得出了”未发现越界掘进””未超越底部限制”的明确结论。
2025年10月，由中国地质调查部门的原首席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审小组，针对本案出具了专业评价。他们认为，企业在工程建设范围内开展的”削高补低”平整作业属于常规施工工程，根据法律无需申办《采矿许可证》，其对项目区域内花岗岩的取材和多余材料的处置，已按照规定支付政府出让金，完全符合相关政策与管理规范。
同时，专业团队强调，指控机构在未进行样本化验的情形下，就将石料认定为”建筑用花岗岩”缺乏科学基础。而作为指控根据的若干地质与技术评估文件，由于不符合行业标准、未经正式机构审定，不能作为违法采矿的证明材料。当地政府在2023年针对环境保护检查部门的信访处理情况《报告》中也已经确认查证，该企业的违法采石情况不成立。
图：本媒体和《南方周末》之前关于此案的报道
2025年11月，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师大的法学界权威人士，共同提交了《专业学者评议意见》。他们在意见中达成共识：建筑企业在工程施工中开采矿产资源，无论是内部使用还是对外贩卖，都无需获得《采矿许可证》，因此涉案的行为不符合”未办证擅自采矿”的罪行要素；此外，开采与销售的全部环节都在华安县政府的了解和监督之下进行，行为人具有法律保护范围内的合理信赖权益，不存在”盗采”的实质。
走到2026年9月，随着漳州市委前任书记王进足卸任、新领导班子确立，赖建辉对笔者表述，他能够明显感觉到最近有关部门的工作态度已发生改变——曾经那种”收集违规证据”色彩浓厚的频繁施压，正在逐步转化成常规的工作互动。这让他许久没有体验到的一丝”放心感”。
此外，据了解，南靖县公安机关主动争取办理本案的局长和县委书记已因违纪违法问题双双离职，目前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
本案的最新进展，本媒体将持续密切关注并及时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