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劳工发声的人,为何在网络上突然消失?

自2026年9月14日起,小五便再未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内容。

至今日期,已逾半月有余。朋友们试遍各种联系方法,但始终未能获得其回应。

小五的名字并非家喻户晓。认识他的人,大多来自一个公众号平台——「恰帕斯东风电视机」。该账号的最后一条更新,时间戳为2026年2月15日,发布的是一首诗作。诗的开篇,引用了俄国文学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片段。

寻人的朋友们指出,小五失联前不久,其公众号曾刊登一篇洋洋数万字、题为《2025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的长文,后来被删除。

那份寻人信息中,列举了他所关注的议题范围:外卖和快递从业者、办公室工作人员、农民群体、不愿被迫加班的年轻劳动者、在过度竞争中耗尽生命的中年人、无法按时退休的老年工作者、巴勒斯坦民族的诗歌文化、伊朗社会的现状。还有一项听来略显激进的设想:筹办一所「工作废除研究机构」。

人的突然失联,自然令人陷入猜测:是否涉及某些不当行为?

本文欲逐项梳理他所关切的这些社会议题,藉此探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所阐述的观点,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官方政策及历史发展轨迹中,是否都能找到支撑?

一

在讨论之前,需要先澄清「失联」这一概念的内涵。

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词汇。2014年3月8日,一架马航客机在前往北京的航程中神秘消失,此后的新闻报道反复提及「失去联系」,媒体随即将其简化为「失联」。这一新词汇仅半年时间就被纳入了《现代汉语词典》的词条中;到了当年年底,它入选了全国年度流行词汇排行榜。

最初,它用来描述那架飞机的下落。

后来,这个词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越来越多地被挪用于指代人类个体的消息断绝。

诚然,失联并非总是负面现象,也未必涉及隐秘内情。2016年发布的一份老年人走失调查报告估算,全国年均走失老人数量约五十万,即每日失踪者逾千人,主要原因多为迷路或认知能力衰退。有人可能经历了意外,有人可能是生病住院,有人或许只是想独处,暂时关闭手机,断绝与外界的沟通。

至于小五属于哪一种情形,他的友人无法判断,我们同样无从知晓。

但「失联」这个词还有另一层含义。

2025年7月,公安部的高级官员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国已跻身全球命案发生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类犯罪最罕见的国家行列,堪称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

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命案发案率为每十万人0.44起。

这些统计数字大体可信。在境内城市的街道上行走,即便是深夜时分,安全系数确实优于世界上许多地方。

然而,「安全」这个概念存在两种解读维度。一种是避免受到陌生人的伤害;另一种则是,若有一天你被强行离开,你的家人是否能够获知你的去向。

法律规定中存在数种措施,能够使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合法地从家庭监护范围消失。

其一称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依据《刑事诉讼法》,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实施恐怖袭击等罪名,嫌疑人可以不被送入拘留所,而是在办案机构指定的处所接受监控,最长可达六个月。其二是刑事拘留:法律规定拘留后应在二十四小时内告知亲属,但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恐怖犯罪,且通知可能妨碍侦查工作,则可延迟或暂不通知。

《监察法》另设有「留置」制度,针对公务人员及相关涉及人员:留置时限通常不超过三月,可展期三月,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再延两月。该法同样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工作单位和家属,但同样设有例外条款:若属「妨碍查证」情形,可不予通知。

2023年2月,一家知名投资银行在香港交所发布声明,声称公司「暂时无法与」其董事长取得联系。十天之后,该公司对外确认,这位董事长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此后的两年半里,他始终未曾公开露面。

若连上市企业的高管尚且如此遭遇,普通民众一旦失联,其家人应向何处申诉呢?

这类措施的实施对象、使用频率等信息,并无向公众公开的统计资料。

我们不能确定小五的失联是否与这些制度相关。也许完全无关,也许他明朝就会归来,解释自己不过是离家远游。我们都期待是这种情景。

只是,一个人笔耕于骑手问题、撰文分析农民困境、评析竞业协议危害,在其一篇巨著被网络删除后随即杳无音讯;而他留下的最后一首作品里,恰好涉及「监狱」这样的意象。他的友人们感到担忧,这再合理不过。

因此,有必要深入审视他究竟提出了哪些观点。

二

最具冲击力的那个主张是:「工作废除」。

寻人信息称,小五的立场是工作制度违背人之本性,因此应予以废除。他希望探讨的话题包括:实行「四休三」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消除社会对不从事工作的人的污名、全民基础收入政策的价值。

这样的观点听起来离经叛道。但倘若翻阅中国的历史档案,会发现为减少劳动量而呼吁的人士,自古便存在,且多位居重要舞台。

1922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处依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制定了《劳动法大纲》,其中力求确立八小时工作制、保障最低薪资、妇幼劳动者保护等内容,并且主张「应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记载于国家根本大法中」。

一月之后,1922年9月14日清晨,江西萍乡一处煤矿的一万七千多名职工发动停工抗争。此次行动由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领导。工人们的口号是: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这在党的发展史上标志着首次独立领导并完全胜利的工人运动。

整整一百零四年后,在同一天9月14日,小五的账号更新停止了。

之后的历史,将这些诉求写入了国家的法律体系。

1982年发布的《宪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

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应当推进劳动者休息养生设施的发展,确立职员的工作时限和休息制度。

1995年起实施的《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对此进一步规定,工作者每天的工时不得逾八小时,周均工时不超过四十四小时。

工时的缩减确实在我们的历史中发生过。从1994年3月1日起,全国推行「双周制」(隔周双休),周工时为四十四小时;仅过十四个月,1995年5月1日起,改为每周五个工作日、共四十小时,这就是现在的周末双休制度。

从每周六日工作转变到五日,所用时间仅逾一年。如今若有人提议进一步少休一天,与当年的改革幅度相比,并未超出范畴。

2021年8月,人力资源部与最高司法机构共同发布了关于超时加班的典型案件分析,其中明确指出:「朝九到晚九、周六工作」的「996」工作制严重悖离了关于工时上限的法律规范,应被判定为无效约定。

2024年11月,国务院对《全国节庆假日办法》进行修订,增加了两个法定公众假期,从2025年1月1日开始生效。2025年3月,中央及国务院联合下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其中特别强调:切实保护休息和休假权利,确实执行带薪年假准则。

同样时期,「整治内卷式竞争」被纳入了中央经济会议的重点任务。

至于马克思——其思想已被写入我国宪法序言——在其著作《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人的自由如是描述:

超越必然王国的彼岸,人的能量的自我实现、真实的自由领域,就此展开。但这个自由的领域,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才能充分发展。缩短劳动时数,是这一基础的必要条件。

为工作时间减少而发声的人,从不曾孤立无援。他的身后,是《劳动法大纲》的制定者、安源矿工的集体呼声、宪法条款的制订者以及《资本论》的作者。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不同的。据国家统计机构数据,2025年全国企业在职人员平均每周劳动时长为四十八点六小时。这是连续九年上升趋势后的首次小幅回落,但仍超出《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四十四小时标准。

谈及「不从业者的社会污名」,求职领域有个现成概念:求职空档期。

2025年3月,豆瓣社区一个讨论话题热度突增:「现在间隔年比出国都严重」。数万名网民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讲述简历空档如何沦为职场「伤痕」。不少人自我调侃:「出国经历还能隐瞒,但间隔年隐不住,每次面试都被追问一遍。」

上海的《劳动报》2024年刊登了一篇调查,介绍了北京女士肖爽的遭遇:因公司精简员工加上怀孕,她曾停职一年多。她发现,大多招聘人员看到这一空档就直接无视简历;也有人明确表示:「你的背景符合,可空档期超过六个月我们就不聘用。」最终,她只好接受一份薪资缩水近半的职位。太原女士毕女士则因考研未果,空档了半年多:「几乎所有HR都要追问那段时间做了什么,坦白说出真相的话,之后就没了消息。」最后找到的工作月薪仅二千三百块。

报道中,一名律师指出,无论成因为何,简历空档都代表了职员的自主选择,以此作为筛选依据,「无疑构成了隐蔽而新颖的职场歧视」;一所重点财经院校的法律副教授补充说,所谓的求职空档「对于企业的用工实际上没有意义」。

小五所言的消除不从业者的社会偏见,与《劳动报》所引律师和学界人士的表述,本质是同一回事。

三

小五的关切范围涵盖骑手这一群体。

寻人信息显示,他曾向外卖平台、政府部门及消费客户发起呼吁,反对将高温环境下的健康风险转嫁给骑手,也反对平台以单量奖励名义替代真正的劳动保护。

这类建议乍看像是与平台企业的对立。但若对照近几年官方发布的指导文件,会发现二者几乎是同一事项。

《宪法》第四十二条要求,政府应当「强化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改善工作的条件」。

2012年,来自国家安监、卫生、人力和工会等部门联合制定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当气温达到四十摄氏度及以上时,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工作;在三十五摄氏度以上高温中进行室外工作的职员,应当获得高温津贴。

然而,这一办法的主要对象是「用工单位」与「职员」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而大量骑手与平台间的协议是承包性质,或被归类为个体商户。按照法律定义,平台并非他们的雇主。因此,法定的高温补助,在骑手那边往往演变成了平台自行设计的「天气福利」及冲单激励。

这一法律空白,有关部门察觉到了。

2020年9月,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深度报道引发热议。随后一家官媒刊发评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计算机程序是无感的,但我们的职责就是在这个冷漠的机制中融入人文关怀。

2021年7月,市场监管等七个部门发布了指导性意见,要求平台不可将「最严苛算法」作为考核指标,应当透过「算法均值」等办法合理设定订单数量与在线时间,适当延长配送期限;餐饮配送员在公共假期、恶劣气候、深夜工作的,应当获得适当补贴。

同月,人力资源部、发改委、最高司法机构、全国工会等八部门发出《关于维护新业态就业人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平台在制定和调整影响职员权利的规则及算法时,必须充分吸收工会或职员代表的建议。

2025年盛夏,人力资源部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做好2025年高温天气职员权益保护的通告》。通知指明:指导并督促平台企业,对高温时段接单的快递小哥、外卖员、网约车驾手等,实施延长派送周期、缩短连续工时、增加工间小憩等举措;指导平台建立高温补贴体制,为室外职员增额发放高温补助。

将上述通告的内容与小五的倡议放在一起看,两者几难区分。

政府部门之所以持续发文,在于问题的现实严重性。

2022年的炎季,据公开报刊报道的统计,全国十三个省份共记录了三十五例中暑身亡的情况。在可查证身份的二十二人中,六十岁以上占了十四人,年纪最大的超过八十,最小的仅二十岁出头。这些人从事过快餐配送、装卸、保安、环卫、纺织、包裹运送等工作。

同一年七月的一个清晨时刻,在上海青浦地区,一位年仅二十的大学生在暑期兼职搬运快件时,在几乎密闭的货柜空间内突然昏迷,后被诊断为劳动力热中风,器官功能严重衰退,至今依然需要照顾。这个案件到今年七月才有终审结果:物流企业被判赔偿约一百一十一万。司法部门的判断基于公司无法举证已采取了足够的防热举措。

从倒地那一刻到最终判决,已经四年时光流逝。

2025年的秋季,网络上传出了一份名为《炎热困局中,如何守护骑手的权益》的调研与建议。制作者在多地进行了小范围实地调查,其中引用了骑手的话语:

做了专送两年,没听过什么高温补贴,顶多站里开会时给几瓶饮品。

他们向平台企业提出的建议包括:去除高温补贴的订单量门槛;气温超过三十五摄氏度时提升配送费用、放松绩效评估;气温超过四十摄氏度时,全职骑手系统自动暂停派单。他们向政府建议:修订《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将外卖配送员纳入保护范围。他们向公众呼吁:高温时段减少订餐频率,向骑手递一杯水。

这份倡议文件的署名采用了匿名方式。它与寻人启事中提及的是否为同一份作品、小五是否参与其中,目前无法核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每一条建议,方向都与人力资源部的通告相符。

政策框架在逐步演进。从2025年七月起,新业态职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已扩及十七个省份;本年,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参与保险者已接近三千万人次。

四

小五同样关注白领职员的困境。

他批评竞业禁止条款范围无限制扩张,称这种协议已变成了延续劳动者对公司人身附属的工具,职员需付出巨款来实现「赎身」。

这种批评分量不轻。然而表达类似见解的,包括最高司法机构。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禁止的对象,局限于机构高管、技术骨干和其他负有保密职责的人员。

症结在于最后这一类。西南的一所法律院校研究人员分析了五百五十六份竞业争议的判决,发现被限制者中有百分之七十九属于「其他保密职责人员」;而其中,百分之七十七则是初级职员:客服、销售、培训师、厂房职工、前台、安保、保洁。

2024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最高司法机构民事一庭的主管发言指出,有些机构对职员不加分别地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待职员离职进入竞争企业后,就索赔巨款,「显然伤害了职员的合法权益」。

有一个常被提及的例子。某跨国物流企业的客户服务销售员离职后被原单位索赔八十万,而公司每月的竞业补偿仅三百块。他经仲裁败诉,上诉方才获胜。诉讼期间,他患上了重度心理问题,体重增加了五十斤。

另一个更备受瞩目的,是拼多多的前职员「唐某」。2025年八月,上海长宁区劳动纠纷处理委员会判他需支付一百零八万多元违约金。他声称自己从未收到审议通知单,委员会采用了「公告投递」方式,在他缺场的情况下作出判决。他表示在那家公司任职五年期间,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工作六天,辞职本是期望能够获得心灵的解脱。

2025年八月一日,最高司法机构颁布了《关于处理劳资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于九月一日起开始执行。主管庭长在发布会上阐述说:

竞业禁止的具体条款涉及的范围、地域范围、期限等应与职员所知晓、接触的商业机密相适配,超出部分视为无效。

根据这份解释,若职员从未接触过商业机密,竞业禁止条款对其不产生约束。同样的解释还规定,若机构与职员约定不缴社会保险,该约定属于无效。

小五所批评的,恰恰正是最高司法机构试图匡正的问题。

五

小五也关心农业和农民的议题。

寻人启事转述了他的一项观点:「农民必须进城打工」这一常见的社会共识,本身就强化了当代都市至上主义的话语压力;农村地区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公正而遭受的剥削,至今仍在继续,同时还面临道德层面的贬低。

「都市至上主义」虽是学术语言,但它所指向的现象,也在国家的官方文件中被提及过。

2013年12月,中央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应当做到「留得住山川、保得住水体、记得起乡村历史」,在推动城乡融合时,需谨慎砍伐树木、不可填平水体、少拆除村舍。

2024年七月,国务院印发了《深入推行以人为本的新城镇化战略五年实施计划》,标题本身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计划明确表明,进城落户的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权利、集体分红权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不应当以放弃这些权利作为城市定居的前提条件。

换言之,农民进城不应当以舍弃故乡为代价。这与小五的主张在方向上是相通的。

可现实数据呈现了另一个图景。

国家统计部门于今年四月发布的《2025年农业人口流动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全国农业流动人口达三点零一一五亿,平均年纪四十三点三岁,其中五十岁以上占三十二个百分点。而在二零零八年,农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年纪是三十四岁;到二零一零年,五十岁以上的占比仅百分之十二点一。

也就是说,当年离乡进城打工的那一代,如今大多依然在工作,只是年纪大了。

进城后他们能获得的是什么?城乡居民的基本退休金,国家规定的最低水平,2025年为每月一百四十三块。今年再增二十块,达一百六十三块。领取这笔补助的约一点八亿人中,超过七成是来自农村的居民。

2025年十一月十三日,农业农村部在云南省召开会议,提出要「防范大规模人口回流农村滞留」。这句话在网络引起了广泛讨论。一种理解方式是:都市已无法容纳那么多人,农村也回不了那么多人。

还有「无法按时离职的老龄劳动者」。从2025年元旦开始,渐进式推迟退职年纪的改革付诸施行:在十五年的周期内,男性职工的法定退职年纪从六十岁延至六十三岁,女性职工从五十岁及五十五岁分别推迟到五十五岁及五十八岁。

全国人大的决议中明确指出,这项改革秉持「稳妥推进、灵活实施、分群体推动、全面统筹」的方针。「灵活」在这里的含义是不强制任何人工作至最后一天。

对于在办公楼里工作的人来讲,多干三年可能只是再多干三年。但对一个在建筑工地搬运了三十年水泥的人而言,情况截然不同。站在这类人的立场上发出声音,就是「灵活实施」这四个字应该顾及的范围。

七

小五还阅读巴勒斯坦民族的文学作品。

这一方面,或许是他身上最无须防守的地方。

2024年七月二十三日,巴勒斯坦的十四个政治派别在北京签署了《关于终止分裂加强民族团结的北京声明》。外交部的主管官员表示,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我们坚守的是正义,倡导的是公正」,始终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民众争取民族权益的正义事业。

一个年轻人关注巴勒斯坦民众的遭遇,研读其文学创作,这与外交部的立场是吻合的。

他为运营的平台取的名字「恰帕斯」,源自墨西哥南方的一片地区,那里的原住民村民曾为生存权力而奋起抗争。友人们提及的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悲伤的骑士」,这源自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还有一句来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描述了一个人「上午打猎,下午垂钓,傍晚从事畜牧,晚间开展理论批评」的理想生活状态。

这些都是文献中的内容。阅读文献,并无违法之处。

六

把小五陈述过的各项理念逐一列举:

缩短劳动周期、增加歇息时间,宪法条款和《劳动法》明确规定了;

「996」制度属于违法,人力资源部和最高司法机构都曾表态;

快递骑手需要高温保障措施,人力资源部发布的通知明确说明;

竞业禁止协议存在滥用现象,最高司法机构庭长曾指出;

农业劳动者进城时无须放弃权益,国务院的计划白纸黑字写着;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外交部已表示立场。

他从事的是撰文、提出建议、整合公开信息的工作。《宪法》第四十一条授权,国民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者享有评价和提议的自由;第三十五条明确,公民拥有言论、发表的自由。

从我们掌握的公开资讯看,他的每一句话都未超越法律的界限。

假设有一天,他因这些言论而身陷困境,那么需要作出回应的,就远不止他一人。

当然,我们仍然期盼,情况并未发展到那种地步。

七

那份《劳动权益事件盘点》是由一个非正式写作团体在每年年初发布的大作。从2021年至今,已推出了五份。2022年版本约莫二万五千字,2024年约莫四万五千字,2025年则逾十万字。参与创作的署名每年更换,都是饭菜名称:三鲜焖子大排档、蘑菇炖鸡、海岛椰子鸡餐。菜名之后是许多笔名,2025年版本有十九个人参与。这是一项无薪资的写作工作。

将劳动者的状况和诉求向社会公开,这件事在一个世纪前也有人做过。1922年八月,劳动组合书记处向全国发出公告,将《劳动法大纲》向社会披露,邀请各地工会和职工阅读、讨论、响应。

2022年版本的导言部分,编者们表达了若干美好愿景,其中包括:

我们希望,假如生活缺乏满足感,我们可以选择不劳动。

我们希望,我们能彼此铭记,记住那些不幸的人,记住各自的苦难各有不同。

2024年版本的结束部分,一名署名为「俄耳甫斯」的撰稿人仅留下了三行文字:

这是我现阶段的极限,是我目前仅能做到的。

劳动本质上是暴力与压迫,这片土地已是一片废墟,你我都站在碎石之上。

但我也深知,一切进步的开端,源于铭记。

小五在这些年份所做的工作,大体便是这般:记录骑手的故事,记录签了竞业协议的职员的遭遇,记录在都市和故乡之间摇摆的农业劳动者,记录无法退休的老年工作者。

如今,需要被铭记的,轮到了他自己。

在二月十五日那首诗的最后,小五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思考下次相逢时,

我们各自身处的是什么样的监禁状态,

而你仍给我以祝福。

当他在书写这些文字时心中所想,现在已没有人能够诠释。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能够解答的。

1922年八月,劳动组合书记处在那份公告中提出,需要「使劳动者的权利在国家根本大法中获得记载」。那个时候,这仅仅是一个主张。

整整百年之后,这些权利已经被纳入了我们的法律框架:休息的权利,被列入了宪法条款;劳动者的保护,在第四十二条;向国家机关表达批评的权利,记在第四十一条。百年前的诉求,如今已成为国家大法。

小五做的事情,不过是把这些已经被法律承认的权利,重新向骑手、向白领职员、向农业劳动者阐述一遍。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状态中,把法律文本中已有的内容再述说一遍的人,不应该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

李宇琛的文字缘起于思考

写于2026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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