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分享活动的舞台上，出生于1926年的余金巧（Coby Yee）向在座观众提出了个趣味十足的问题：”诸位能否猜测我如今的岁数？”紧接着她以一种既得意又调侃的姿态继续说道：”是不是29岁呢？”
每每踏上演出舞台前，余金巧都习惯于宣布：”这将是我的终场演出了。”然而过不了多久，她便再度身着与伴侣Stephen精心设计的同款服饰出现在观众眼前。
这个情景出自纪录电影《女人世界》。其片名源自1939年华人女导演伍锦霞的同名作品，也映照出导演杨圆圆的创作初心：她想要关注的，恰是二十世纪被世人遗忘的海外演艺舞台上华人女性的光辉岁月。在进行资料收集的旅程中，杨圆圆发现了一个由华人老年女性组成的舞蹈团体——”都板街舞团”，余金巧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1989年生的杨圆圆与余金巧之间横跨63年的年月差。她永远忘不了首次相遇时的场景：舞台中央，余金巧身穿翠绿薄纱，头戴自己精心打造的瑰丽头饰，婀娜多姿地舞动着身体，让人几乎无法将眼前的她与”92岁”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
九十多岁依旧在舞蹈中闪耀的余金巧。资料图
“那一瞬间，我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杨圆圆如是说。
自幼，音乐与舞蹈便是余金巧灵魂深处的热爱。可是在那个年代，华人女性若要进入主流演艺圈谈何容易，而一旦选择在唐人街夜总会从事舞蹈工作，就意味着必须顺应美国社会对东方女性的刻板想象；另一方面，华人社群中多从事开设餐厅或洗衣店等行业，将舞蹈作为谋生之道本身就是一种大胆选择，暴露腿部更是难以为华人家庭和社区所接纳。
尽管重重困难环绕，余金巧还是亲手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五彩斑斓的小天地。她用闪闪发光的亮片缀满衣装，设计出风格各异、华丽繁复的舞蹈服饰。到了1960年代，余金巧用实际行动完成了身份的蜕变——她购入了一家夜总会，从舞蹈明星变身为俱乐部经营者。
如今，余金巧已然是个沉迷于电脑游戏、偏爱方便面的奶奶，但她仍然会为了完成一件衣服而熬夜至晚上11点。
《女人世界》所记录的，正是这样一群华人女性舞者的当下模样。其中一些如余金巧般，整个人生都献给了舞蹈艺术，更多人则是在步入婚姻后离开了舞蹈生涯，直到步入晚年才重新拾起年少时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在《女人世界》的画面中，杨圆圆多次出镜，与”都板街舞团”的舞者们一同庆祝生日，赴古巴与中国进行巡演。电影上映之后，她携带舞蹈奶奶们再度回到故土路演，随后又一同远赴欧洲。”我们早已演变成了如同家人一般的存在。”杨圆圆动容地表示。
在制作《女人世界》的六年光阴中，杨圆圆也随着电影经历了生命中的悲欢离合。
2019年末，杨圆圆将拍摄素材运回国内，本计划再次赴美进行补充拍摄，但新冠疫情的爆发让这一切戛然而止。2020年8月，余金巧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周之后，杨圆圆得知自己怀孕了，这两件事的发生似乎让两个人的生命产生了某种更加神秘、更加深远的精神联结。
制作一部小众独立纪录电影谈何容易，杨圆圆只能在网络上寻求众筹的帮助。2021年，在即将进入产房的前夜，她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恳求：”请各位帮助我实现这个梦想。”
制片人徐筱就是在2021年加盟《女人世界》项目的，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称杨圆圆与余金巧之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生命的继续与这部作品存在着一种相互呼应的关联”。
2023年，当电影仍处于后期制作阶段时，杨圆圆被查出患有癌症。徐筱当时的想法是电影会被迫延期，”遭遇这样的事情，工作出现停滞是人之常情”。但让人意外的是，即使在化疗前夕，杨圆圆也在不间断地进行工作。
一场与联合出品方看样片的会议定在第二天进行，可就在前一个晚上，杨圆圆再次被送入了急诊室。收到这个消息时，徐筱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叫停这场会议。然而杨圆圆对她说：”没问题，你现在来医院的急诊科找我，把硬盘拿上，直接去见联合出品方的人。”
徐筱与杨圆圆的先生在医院地下停车场进行了硬盘交接，彼时众人的心理状态都极为紧张，”那场景特别像在执行某个秘密任务”。坐在车里，徐筱默默思考，每当杨圆圆遇到困境时，她从不会选择退缩或放弃，只会思考如何去克服与解决。
2024年，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后期制作之后，《女人世界》终于和观众见面了。在几乎没有宣传经费的情况下，这部纪录作品创造了超过100万元的票房成绩。无数观众被银幕上女性人物身上绽放出的生命力所感染，也为她们之间那份深厚的情谊所打动。在徐筱看来，院线电影中关于中老年女性故事的作品依然极其稀缺。
纪录片《女人世界》中的舞蹈奶奶们。资料图
但也有部分观众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对于银幕上女性舞者穿着”暴露”、展露大腿的表演感到困惑：为何一位女性导演会选择呈现这样的内容？杨圆圆则认为，我们不应该用当下的视角去审视她们当年做出的选择。”我更希望呈现的，是她们如何打破束缚，尤其是在步入暮年后还能拥有选择自己、做真实自我的自由。”她如此解释。
徐筱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观众的不适感或许恰恰说明了问题的另一面，”这证明了女性在进步，我们已经认识到将女性作为客体来凝视是错误的”。
2026年，杨圆圆出版了著作《她乡舞曲》。这本书被划分为两个主要篇章。第一篇《女人世界》通过六位舞者对往日唐人街的叙述，逐渐展开了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引领读者穿越时空去感受那曾经繁荣、后来衰落的夜总会文化。第二篇《造乡》则关注于海外粤剧艺术与唐人街的故事，通过美国及古巴华裔社群的口述证言，回溯粤剧舞台曾如何维系着华裔与故乡之间的纽带，揭示各地华人群体如何在历史的关键节点走向了迥异的人生轨迹。此外，书中还纳入了关于唐人街剧院的虚拟创意写作、以及个人化的离散叙述。这部饱含大量照片、历史资料与口述素材的著作中，杨圆圆用更为详尽的笔触记录了众多华人表演艺术领域女性的生平轨迹：她们出生的时代与社会环境对华人与女性而言都并不友好，但这些女性凭借自身的努力为自己构筑起一个精神家园，直至某一刻，她们终于拥有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
“生命从古怪的、变形的、被凝视的东方娃娃身体里长出来。”在豆瓣读书的评论区，一位网友如此留言。
以下是杨圆圆的自述：
我当初对20世纪美国演艺界的华人女性这一课题感到好奇，想要以此为基础完成一项艺术项目。然而那时我所了解的，仅限于知名的美籍华裔女演员黄柳霜。
之后，借由导演魏时煜的记录电影《金门银光梦》，我逐步了解到美国还存在女导演伍锦霞以及其他众多的个案故事，只是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已然作古。
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梳理出了一条脉络线：在海外华人的文化空间里，粤剧是最初流行的表演形式。随着时间推进，出现了早期华语电影，再之后唐人街的夜总会开始在旧金山等地兴盛，这些娱乐场所的美学设定也参考了黄柳霜所塑造的一些角色形象，这个现象令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相对匮乏，我能参阅的资料主要为两部作品：一是由曾奕田（Arthur Dang）制作的口述历史纪录片《Forbidden City U.S.A.》（《紫禁城，美利坚》），但片中的受访者几乎都已辞世；二是一部口述史著作《Forbidden City: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Nightclubs》，在其最后一章里，我发现了一个名为”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的团体依然在活跃着，这促使我产生了寻找她们的念头。
我与都板街舞团的初次邂逅发生在拉斯维加斯，作为观众的我记录下了她们的表演现场，随后我对她们展开了”持之以恒的追寻”，逐个走访她们在旧金山的住处。
我对这群人”一见倾心”，聊天的过程充满了快乐。我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挖掘她们的历史故事，然而当我亲眼见到这样一群充满生命力的老年女性时，我意识到必须用镜头记录下她们当下的状态。都板街舞团的发起人方美仙（Cynthia Yee）向我介绍说，一定要见见舞团的明星人物——已经92岁的余金巧。
初识余金巧时，她正在准备彩排。舞台之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超越了时间维度的人物，她虽然已是92岁，但我似乎也看到了她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时的模样，她在舞台上以相同的热情与力度进行着舞蹈。她身上洋溢的能量是如此充沛，这一刻我做出了决定：必须用纪录电影这种形式来叙述她们的故事。
无论是从她体现出的精力、散发的能量、穿着服饰所展现的美感，还是从她整体呈现的精神面貌来看，我都认定了必须采用纪录电影的表达方式来讲述她们的故事，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余金巧鲜少邀请他人进入她的私人空间，然而在我们第二次碰面时，她就向我发出了邀请。这是因为我曾认真地向她阐述了寻找她的原由，也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成长背景。余金巧的女儿余素明坦言，母亲很少允许外人进入家门，且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谈论过往人生，我能获得这样的邀请说明我已经获得了她的信任，我们之间确实产生了某种深层的精神连接。
余金巧（左）与她的伴侣Stephen（右）在居所中。资料图
我的身份本为艺术工作者而非电影导演，然而我的关注重点始终在于宏大历史进程与个人经历之间的相互关联。我始终认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个体的经验被湮没无闻，许许多多的声音永远未被倾听。
作为北京人，我内心一直存在着某种无根的感受。我首次对「家」产生了真实的概念，恰好是18岁远赴英国读书时，一些关于故乡的零碎记忆给予了我家的感觉。我有时在思考，这是否代表了当代人的特质，我们都被一些事物、食物、音乐这样的微观元素所影响与塑造，这些元素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我们对家的定义。
在英伦求学期间，我初次走进国外的跳蚤市场，看到了一箱箱待售的陌生人的老旧照片，我为此感到了深深的遗憾。我萌生了打捞这些历史碎片的愿望，渴望了解这些被遗忘者的身份。
十年前，我在波兰的一处旧货市场购得了同一位女性的17张老照片，后来我确认她是乌克兰籍。这一系列照片跨越了她的少女岁月、成为母亲、逐渐步入晚年的完整人生过程，几乎勾勒出了她的整个生命弧线。
这位素未谋面的女性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经历了从乌克兰迁居波兰的移民之旅，也见证了战后波兰社会的重建过程，她平凡日常的背后隐含着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来我在《在克拉科夫的十日》与《大连幻景》等创作中，也试图呈现个体生命与宏大历史之间的对话关系。
我对《女人世界》这部作品的初期期待也基于同样的理念，我渴望发掘华人女性这段不为世人所知的历史，可是我遇见的却是一群如此生动、如此可爱的生命，她们的人生故事与我的个人经历紧紧相系，因此我最终选择了拍摄电影。艺术创作与电影制作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我所叙述的故事始终围绕人的故事。
方美仙听闻我曾去过古巴，就带着满腔热忱地追问：”你有去过古巴吗？如果下一次前往，能否把我们也带上？”我几乎没有过多思考，就直接答应了。
她们之所以渴望赴古巴游历，缘于美洲各地唐人街曾经保持的紧密联系。初期的粤剧剧团巡演足迹遍布美洲的多个主要城市，从旧金山到纽约，再到檀香山，最后到哈瓦那的唐人街，之后又涉及加拿大多伦多的唐人街。除粤剧团体外，早期华语电影的发行也循着相同的路线进行着，存在着一个跨越国界的华语电影发行网络。
《女人世界》中记录的古巴华人舞蹈舞台。资料图
绝大部分舞者奶奶的原籍都在广东台山一带，只是有些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后裔，有的则已经是第五代移民。最初的那一批移民中以男性占多数，他们为了维持生计前往美国参与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等重体力劳动。当然，华人移民进入美洲的地域并非仅限美国，古巴也是许多人会选择的移居地。
古巴革命爆发之前，哈瓦那的唐人街曾经繁华似锦，其戏院数量甚至超越了旧金山。然而古巴革命之后，因为华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商业领域，生意无法继续进行，他们不得不选择离开这片土地，华人的歌舞表演艺术也随之消亡，留下来的华人更是失去了施展才艺的舞台。
美古关系破裂之后，美国人长期被禁止赴古巴旅游。假如我能够带这群舞者前往古巴，就有可能唤醒那个已经被历史尘埃掩埋了半个世纪的古巴唐人街舞台，来自两个国家的华人就能够实现跨越时空的见面，这无疑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当时我们的拍摄团队仅有我本人与新加入的摄影师Carlo，却要带领16位美国华裔前往古巴进行这次特殊的旅程。我身兼数职——导演、导游、舞团经理，需要不断解决旅途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紧密。
在这个旅程中我意识到，我充当导游所做的工作与剧情片导演的工作其实是相通的，两者都涉及精心规划——谁与谁会在特定地点相遇，她们的游历路线设置，都需要我进行周密的组织与规划，就像一位剧情片导演设计某场戏的拍摄地点、确定演员配置与预想可能产生的互动一样。
尽管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哪些突发的、无法预料的事件，但前期的各种元素我都已经精心筹划好了。后来我想，导游与导演、纪录电影与剧情电影之间，存在着细微而深刻的差异，但同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
是枝裕和曾经提过，他虽然从事剧情电影创作，但更为感兴趣的是拍摄进行中那些超越剧本的灵光闪现的时刻，那才是最精彩、最能表现人性的部分。我也一直对这些偶然事件与不可预见的精彩时刻充满期待。
这段旅程中，我们也铺就了这部电影的核心意义——搭建桥梁。抵达古巴后，分别来自两地的华人终于得以相聚，虽然语言存在障碍，但她们能够一起说几句粤语、合唱几句歌词、相互欣赏彼此的表演。
正是因为这些奶奶们愿意跟随我踏上这段旅途，这一切的相聚与美好才得以实现。
2024年，《女人世界》终于完成了首映，我带着影片中的舞者奶奶们重新踏上故土。对她们而言，这一次的旅程既是参与电影的宣传路演，同时也是回归祖辈们的故乡。
在广东进行路演时，我们访问了其中一位舞者奶奶的祖宅，这座房子是由她的长辈们在往年建造的。她最后一次返回这里已是1996年，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光阴。我们在江门的路演主办方特别热心，他们甚至还帮我们找到了余金巧娘家的老宅。
在电影路演的全程中，我们一再邂逅了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
作为一部投资规模很小的独立纪录作品，我们无法依赖专业的外部协助，资金也相对紧张，宣传推广的工作需要靠我们自己去承担。很多电影爱好者自发组织观影团，她们用热情来支持我们的事业，帮助设计纪念章、设计票根、制作周边产品，然后免费发放给观众，这一切只是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
在深圳举办路演时，放映结束后，舞蹈奶奶们登台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舞蹈表演。观看现场观众的年龄跨度很大，最小的只有9岁的小孩子，还有一个才1岁半的小宝贝是由父母陪伴来看的，这是这个小生命人生中观看的第一场电影。
现场来了一个也喜爱跳「宝乐思」舞蹈的女孩，她惊喜地表示从来没有想象过能在中国看到这么多（美籍）华人跳宝乐思舞蹈，而且还是由这样一群充满活力的奶奶们呈现。当看到那些曾经的宝乐思舞者真人出现在眼前时，她激动得难以自已。
观影之后，有年轻的学者与我们进行了交流，她们表达了对我们工作的感谢，透露自己一直在从事海外华人女性的研究工作，而我们这部电影彻底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观众们普遍被奶奶们展现出的蓬勃生命力和面对苍老的勇气所鼓舞。有观众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各种焦虑所困扰，但看到诸位，瞬间觉得所有的恐惧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一些年轻观众谈及了对自身外貌的焦虑，舞蹈奶奶们现场就给出了她们的建议，你应该热爱自己，对美的定义可以有无数种，美可以以多种方式呈现，90斤可以很美，200斤也可以很美，年轻的时候美，到了老年同样可以很美。
《女人世界》的核心并不仅仅在于记录一段历史，而在于展现那个92岁的人如今依然站在舞台上进行着舞蹈。所有经历过的历史岁月，都凝聚在她们此时此刻那动作优雅的身体里。
最经常被引用的是一条观众评价：”不再讨论裸露和女德，世界可以怎么样？”她们用最质朴真挚的价值观和生活哲学向世界诠释了什么叫活到老学到老，不要害怕陌生与未知，坚持做自己，不要在意他人的评判。在她们那个年代，女性主义、多元化等理念甚至还未被提出，但她们已经通过实际行动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践行了那些朴素而又超越时代的观念。
在电影开篇，方美仙立于舞台中央，带领观众进入了一个穿越时光的通道。我费尽心思打造了这一场景，目的是让她能够通过这样的呈现，让观众理解数十年前华人女性所面临的人生抉择，明白夜总会为何应运而生，五光十色的娱乐空间是什么样的风貌，以及那些年轻舞者的人生最后走向了何处。
接下来映入观众眼帘的，就是这些女孩现在的模样，这部电影本质上就是她们人生故事的主场。这群步入暮年的女性如何看待舞蹈、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这种态度贯穿了整部作品。随着旅程逐步展开，观众也逐渐了解到她们各自曾经的人生故事。
有人质疑她们为什么要跳那种带有色情暗示的舞蹈，但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当时的种族环境。
19世纪的末尾，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严格限制了华人移民进入美国，也剥夺了他们获得工作机会的权利。实际上，华人移民想要进入主流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被迫从事开办饭店、开洗衣馆这样的工作，比如余金巧的双亲就是经营洗衣店的。
余金巧属于美国出生的华人第一代，自幼就对音乐与舞蹈充满热爱，但倘若她想从事歌唱与舞蹈工作，主流社会的高雅表演场所是根本不会给予一个华裔女孩舞台的。想要获得表演的机会，就必然需要更加性感、更加火辣的风格才能吸引观众驻足观看，而且只能局限在唐人街的夜总会里进行。
余金巧对舞蹈事业有着强烈的渴望，她采取的自我保护策略是亲手制作演出服装，将舞蹈演出当作了一场场的时尚秀演，这充分体现了她的创意天赋和想象力。她所设计的服装丰富多样、五花八门，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舞台形象，之后她干脆购置了一家夜总会，成为了老板娘。
我不愿意大家用当今的价值观去看待过去年代的那些舞蹈女孩，我让她们用自己的嗓音来讲述：在时代的窘迫之中，我依然想做我热爱做的事情。
在《她乡舞曲》中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华人舞者有着明确的底线，就是拒绝跳脱衣舞，她们的表演艺术与色情表演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后来脱衣舞俱乐部的兴起与流行，才导致了唐人街那些传统夜总会的衰败。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保守的华人社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女性舞蹈表演，这些年轻女孩其实是自己民族社群中的反叛者。
比如舞团的另一位成员Emily（黄应英），她的本职身份是一位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连脚腕和手臂都不能暴露，这是她的父亲、长辈和整个华人社会对女性设下的道德要求。她说道，到了迟暮之年，我终于可以展露我的腿部，穿上网眼丝袜，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方美仙从小就酷爱跳舞，长大后选择加入舞团，成为了夜总会的舞者。有人甚至曾经打电话到她家中，质问她的妈妈为什么要允许女儿从事舞女的工作。等到方美仙成家立业后，包括她本身在内的大多数舞者都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
她们年轻时没有更广泛的职业选择，退休之后，她们才有机会重新拾起年少时的梦想与热爱，当这样的一群人重新相聚时，她们所做的一切都纯粹出于对舞蹈本身的热爱与渴望。
实际上，有很多舞者是在丈夫离世之后才加入舞团的，在这个阶段，当老年女性选择展示自己的身体时，她们已经不再是为了讨好任何人，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与快乐。
余金巧（右三）领衔的舞蹈表演。资料图
一位学习纪录电影的朋友曾对我说，按照行业规范，你需要与被拍摄对象保持距离，以此保证影片的客观性。但我的想法截然相反，这段故事中最精妙绝伦的时刻可能就发生在我们共同踏过的这段旅途中，我明白很难将自己从这个故事中剥离出去，整部电影不过是我们彼此的命运相互碰撞、融合、共同成长的结晶。
我之所以执着于完成这部电影，与我的个人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前几年，我的父亲罹患癌症复发，突然离开了我们。我由此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转瞬即逝，如果心中有什么事情想要去做，就应该立刻付诸行动。
2023年的11月，我也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这让一切都变得更加不可捉摸。然而有一天，丈夫回家整理邮件，我们收到了一封贴着「龙标」的信——这是我们等待已久的电影公映许可证。
电影能够上映突然成为了当时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足够去照亮我的整个人生，其他的一切也会迎刃而解。
我的治疗过程其实进展得相当顺利，原本医生说需要化疗八个疗程，后来降低到了六个。如果我因为患病而陷入低谷，停止所有的工作，可能结局就会完全不同。
如今我已经历经了人生中的诸多困难，但我拍摄的那群奶奶们真的为我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精神力量。这部电影的意义不止在于记录华人身份认同的议题，更在于探讨一个人应该如何去面对人生的考验。
疫情突发之后，我有好几年都没能与方美仙她们见上一面，也不幸错过了余金巧最后的时光，直到电影最终上映，我们才在真实的世界中得以重聚。
再次见到她们时，我惊讶地发现她们依然如初，依然那么美丽动人，依然热烈地投身于舞蹈艺术，反倒是我改变了许多——我做了母亲，大病之后身体恢复，又因激素疗法胖了20斤。换句话说，时光之中我变得更加苍老了，而她们却似乎更显年轻活力，这种反差给了我奇妙的感觉。
杨圆圆（左）与方美仙（右）。资料图
当别人问起她们如何保持青春活力的秘诀，她们会说，就是「always something new to learn」（始终保持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她们不仅频繁地进行舞蹈表演，还一起去学绘画，一起尝试烘焙，生活过得很充实。余金巧本身也是个热衷于尝试新事物的人，她自学掌握了电脑的使用技能。
方美仙曾说，现阶段她们这个群体仍然可以到处进行舞蹈演出，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散心，等到了某一天她们身体不便时，可以共同雇佣护理人员，仍然可以住在彼此的陪伴下。
这部电影之所以被定名为《女人世界》，是因为1939年伍锦霞导演的《女人世界》讲的就是住在一栋公寓大楼里的众多女性的故事，她们出身各异、从事不同行业，但彼此依靠、独立坚强。这个舞蹈团体简直就是那部老电影的当代演绎，她们都是丧偶或单身人士，聚合在一起后形成了一个如姐妹般的家庭单位，相互扶持，驱散了彼此的孤独，生活被欢笑与活力所充满。
许多年轻的观影者看完电影后都告诉我，他们不再惧怕年龄的增长与衰老了。听到这样的反馈，我强烈地感受到这部电影终于实现了它的使命，我们通过镜头映照出了千千万万个不同女性的精彩世界，这种相互映照所产生的共鸣正是艺术创作最具价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