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引来一番议论，有人认为此举构成了其艺术生涯的污点。笔者的看法并不相同，不赞同此观点。
一位读者为此很是不满，试图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却遭遇连续删除。最终，他选择通过私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此一来，各式各样的帽子就纷至沓来了。
既然是这样，试问谁又有权禁止东北地区的人们演唱《从头再来》呢？
范德彪这个角色，就曾和马家堡子的村民们一起吟诵过这首歌的歌词。
倘若非要说《从头再来》是在消费人民的苦难，那么历代文人墨客中，杜甫与白居易同样难脱干系。
不妨看看杜甫笔下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须知河南河北地区的百姓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苦难并非浅薄。河北尤甚——安史之乱的主要参与者多为本地人，导致当地民众大多有人投入叛军行列，待官军平定之后，他们自然难逃惩罚。
河南虽为朝廷的忠实腹地，却在叛军与官军的往复争夺中备受摧残，甚至沦为吐蕃和回纥雇佣兵的蹂躏对象。
那么杜甫撰写这首诗，是否成了他这位伟大诗人的污点所在？是否也在消费百姓的苦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石壕吏》更是如此——年迈的妇人被强征入伍，仅剩年迈的丈夫与那位衣履不周、尚在哺乳的媳妇，这种笔触是否就该被指责为低级趣味呢？
再看白居易的《卖炭翁》，故事的结尾出现了「半匹红绡一丈绫」的情节，这不正说明了那位宦官最终也付出了代价吗？
而《长恨歌》更是引人争议——在民生凋零、天下混乱之际，他却执笔描摹帝王的儿女情长，这岂不是在消费大众的苦难吗？
对艺术家和诗人扣帽子确实轻而易举，因为他们既无力追究，更不会派人来寻衅滋事。那些已然故去的更是无言以对，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诚然，《从头再来》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但这能说明止痛片就不重要吗？笔者认为其作用至为关键。音乐本就不应承担指导人们斗争的职责，其核心功能便在于为受伤的心灵提供片刻的抚慰与宁静。
正如《笑傲江湖》所示，最终拯救令狐冲的并非武功秘籍如《吸星大法》《易筋经》或《独孤九剑》，而是那首《清心普善咒》。
莫忘了，刘欢这位歌唱家同样唱过《国际歌》。你们的父辈也未曾选择英特纳雄耐尔的道路，去往欧洲发展，对吧？
事情到此为止就够了，整日沉浸在斗争的精神中，反倒把好好活着这件事给耽搁了。
他首先是一名歌手，而这也仅仅是他创作的一首歌曲罢了。
下岗潮留下的创伤何曾只是东北地区独有？华北民众同样经历过，只是他们相对沉默寡言，不像你们那样常常提及。
与其苦苦指责杜甫，倒不如铭记那个时代的统治者玄宗的所为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