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四条红线」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的立场。据介绍，习近平早在2022年11月巴厘岛会晤时就曾向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过这一点；到了2024年11月利马会晤，这位中国领导人再度提及。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其原话表述为：「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4条红线，不容挑战。」… pic.twitter.com/ITl2vdGEsA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September 25, 2026
中美领导人会晤前夕，有关「四条红线」的议题再度成为焦点。撰写时事评论的长平则认为，恰恰是这些所谓的「红线」，揭示了中共在国际事务中的脆弱之处，而特朗普却在完全错误的方向一意孤行。
9月23日星期三，当习近平启程赴美之际，《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驻美大使谢锋的署名文章《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
随后的一天，白宫大门向一群中国记者敞开，与此同时，CNN、MSNBC及《政治新闻网》（Politico）的美国记者却遭到阻拦——特朗普以「国家安全威胁」为借口下达了禁令，即使联邦法院已经做出违法的裁定。有消息称，特朗普在当天还赞许中国记者团队「最为亲善和友好」。
根据CNN的报道，习近平夫妇到达时，直播镜头里能够听到背景中传来的异议者呼声：「释放所有被监禁的政治犯！」这是白宫整个活动期间，人权问题唯一一次被提及的时刻。
在白宫周围及中国使馆外部，多支抗议队伍聚集，喊出了「解放西藏」、「香港应该自由」、「终止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保护台湾的民主」和「释放黎智英」等口号。这些声音最终被隔绝在特朗普为习近平举办的盛大国宴之外。
当「民主人权」被划作禁区，禁的究竟是什么？
谢锋的文章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仔细阅读从标题至结尾，这位大使的观点并非原创。文章提及，今年5月时，习近平与特朗普在北京会面，「最核心的政治理解就是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崭新定位」。
至于「四条红线」本身，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指出，其发端可追溯到2022年11月巴厘岛的会谈场景，习近平当时就在拜登面前强调过；此后在2024年11月利马的会晤中，他又一次摆出了这个立场。新华社所载的措辞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4条红线，不容挑战。」
民主与人权首要是各国人民享受的基本权利，一个政权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它宣布为禁忌，这种现实既令人感到滑稽，更透着某种残暴的意味。
例如在今年的6月份，谢锋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场酒会上，又一次重申了这「四条红线」，并补充评论道：「让中国生产的盲盒娃娃不被贴上所谓『强制劳动』的标签……」
他所关涉的是一份调查，由国际劳动权益观察机构「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于今年1月份发表。该调查针对全球热销的玩具产品「拉布布」在中国厂区的情况展开了深入研究，发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诸如：超过法定标准的长时间工作、大量雇佣派遣性质的员工、工作合约缺乏透明度、可能规避了社会缴纳义务、职业培训及卫生保护明显不足等现象。另外，这些工厂内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及有效的申诉途径，许多职工还遭遇管理层的语言暴力、性骚扰，以及居住与用餐环境的卫生隐患。
试问这些职工不都是中国籍吗？所以「民主人权这条线不可触碰」的含义就等于是说，这些中国籍劳动者被剥削、被欺凌是活该，任何人都无权过问。
特朗普心目中最受宠的独夫是谁？
拜登时代对习近平的「红线」并未表示认同。在2022年巴厘岛的会谈中，按照白宫公布的备忘，他针对新疆、西藏及香港的政策立场表达了担忧，并涉及更为广泛的人权议题；到了2024年的利马会谈，他再次「强调了尊重人权的必要性以及各国都应承担起推进人权的责任」。
然而在这一次不同了，习近平大可放宽心态，因为特朗普自己对民主和人权问题并无关切。
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负责人罗杰·威克（Roger Wicker）曾经提醒说：「在双方交谈的每一刻，我们的军事最高统帅都必须铭记于心，来访者是一位独裁统治者，未曾通过选举获得权力、实施压制性统治，他试图对周边国家进行主宰，同时拥有瞄准美利坚合众国的庞大军事资源。」
遗憾的是，这位「军事最高统帅」反而在互联网平台上卑躬屈膝地吹捧「备受尊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并献殷勤似地恭维「他卓越的夫人彭女士」。他还筹划用同样的礼遇招待那位被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通缉的普京（Vladimir Putin），已然发出了邀请函让对方参与本年度12月在迈阿密召开的二十国团体峰会。
除却反反复复公开向习近平与普京献媚，《纽约时报》的资深白宫记者彼得·贝克（Peter Baker）还列举了特朗普与其它独裁领导人、暴君及威权统治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他曾对朝鲜的金正恩表白「我们相互陷入了爱河」，对埃及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评价为「我心中最钟爱的独夫」，对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说「我对他爱不释手」，视土耳其的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为「我最棒的伙伴之一」，萨尔瓦多的布克尔（Nayib Bukele）也被他誉为「卓越杰出的领导者」。
在特朗普的价值序列中，「最伟大」的独裁者应该非习近平莫属。「特朗普不仅想与习近平有所往来——他想要成为习近平那样的人，」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在社交媒体发言道，进而列举了特朗普镇压舆论工具、滥用司法机器、整肃行政队伍等种种迹象作为论证。本周白宫方面又推出了在线版的「特朗普电视」（Trump TV），用来代替他欲图扼杀的新闻传播——贝克就此评价道，这是一类习近平看起来会觉得很熟悉的国营广播电视体制。
在约束和管理新闻传媒这个方面，特朗普虽然动作频繁，但同习近平所为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根据无国界新闻记者联盟提供的数据，中国至少在押着111位记者与媒体工作人士，是「全世界囚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地方」，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及行政区的新闻自由评分中排在第178名，仅仅超过了朝鲜和厄立特里亚。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排名滑落到第64位，还有相当的距离要走。
民主人权：民主制国家对付独裁体制的最锐利工具
去年的5月，当贸易争端加剧时，我曾在此专栏发表过一篇评述，名叫《习近平为什么赢？因为特朗普进错了赛道》。当时的主要结论是这样的：如果要论谁在专制压迫、酷刑摧残和置人民生命于不顾方面更胜一筹，在习近平和普京眼前，特朗普还是个新手。
关税政策、贸易管制、出口限制单，这一类工具都在北京的反击范围之内。它们可以提高关税以对抗，可以卡住稀土资源的供应，可以向美资企业发动制裁行为，并且它有足够的「代价」去承受：它宣称「不顾一切的代价」，结果那些被牺牲了的「代价」们却兴高采烈。对中共来讲，商业层面的竞争，是最乐意看到的「对抗」方式。
但人权这条赛道并不相同。在这个领域内，北京根本无法进行对等的反击。他们没法主张美国在新疆拘禁了百万级别的伊斯兰民众，没法声称美国法官会因为手握蜡烛就做出长达七年的判决，没法指责美国政府关押了一位鼓动「我也是」运动的女权倡导者达五年之久，且在服刑后依然剥夺她的媒体从业身份。他们能够采取的办法就是两种：要么指控美国人权主张是虚伪做作，要么费时数年去瓦解掉既有的国际协议框架。
但这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四条红线」这件事本身就在诠释着中共在全球外交舞台上的不足之处。从事联合国外交研究的学者英博登（Rana Siu Inboden）在美国全球民主基金2023年的一份分析文件中指出：威权政体所投入来对抗针对自己的国际审查的资源量，正是这种审查机制具有影响力的最好佐证。假若某件事情真的构不成威胁，谁会为此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去阻挡呢？
另一名学者马琳·奥德（Malin Oud）在2024年于《国际政策论丛》（Global Policy）中刊登的论著《劝说的力量？中国在联合国争夺人权议程的话语权》指出，在联合国的人权问题论辩过程中，北京通常不依赖于辩论的逻辑说服，反而依靠各种手法去争取投票支持。它在从未赢过的是知识层面的论辩，它赢得的是通过各样策略手段获取的选票数字。
我也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与其标榜「自由第一」（所谓价值驱动的外交），不如采取「航母第一」（所谓现实主义的外交），这种思维已然成为美国外交的半个世纪以来的主流选择；但至今仍然没有人真诚地说出来——这类对策早就宣告失败了。
不妨来做一个假设性的核查。数十年的岁月中，为了顺从中共划定的那些「红线」，美国商界付出了多少技术和市场机会的丧失？这些年展开的贸易竞争，两方的商人和消费者浪费了多少经济效益？单单为了此番国事宴会的排场，为了B-2隐形战斗机和F-22猛禽战机的低空掠过、海军仪仗队的现场演奏等，又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设想一下，倘若拿这笔代价去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去帮助那些身处跨洋监禁之下仍在表达诉求的人，结果会是什么？
中共早已通过设定「红线」向全世界标明了它最惧怕的是什么。假若美国可以聚焦于民主与人权，让联合国反复去点触这「四条红线」；对参加跨国抓捕的中国官员实行惩罚制裁，让坏人付出代价而非赢得嘉奖；在每场最高层的会晤记录中都写下伊力哈木·土赫提、黄雪琴、黎智英、邹幸彤的名字……这其中都不需要军事行动，也不需要多增一分一毫的关税压力，中美之间的势力对比就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个改变也将使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能够从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