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角度看，短期内三地同步启动独立公投的概率并不高，各自所追求的具体目标亦存在差异。然而这次会晤对伦敦提出的问题绝非轻而易举：以威斯敏斯特议会为中心的英国治理体系正承受日益增强的压力，「摆脱威斯敏斯特的束缚」已演变成为地方民族主义力量越来越清晰的政治诉求。
这使得新任首相伯纳姆陷入了两难之地。一方面，他将放权下沉视为重振英国活力的关键之举，但另一方面，三地的「脱英派」领导人早已明确表示出了完全不同的分权指向。在分权与分离之间寻找平衡点殊为不易，而英欧关系的演变又牵动着选民基础与地方民心的归属，伯纳姆从执政伊始就被困于这个怪圈。更令人担忧的是：当联合王国不再具有吸引力之时，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联合体又将如何维持其整体性？
「伦敦时代正在消亡」
5月7日进行的英国地方选举，既为伯纳姆开启了机遇之门，也宿命般地让他无法逃脱随之而来的挑战。四月后，三地主张分离的政治力量在卡迪夫的历史集结，正是这场选举所埋下的深层伏笔。
一方面，执政工党在选举中的全面失利成为前首相斯塔默下台的关键因素，而被誉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随之被党内寄予厚望，成功返回威斯敏斯特并入主唐宁街10号。另一方面，威尔士地区工党100多年的统治优势被打破，主张民族主义的威尔士民族党在当地1999年获得自治权以来首次赢得执政地位，成功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格局。
加上已经巩固执政地位的苏格兰民族党，以及2024年新芬党人首度出任北爱尔兰首席部长，英国面临了一个罕见的政治局面：在拥有权力下放资格的三个地区内，主张脱离英国的政党同时掌握了执政权。
英国媒体与舆论迅速捕捉到了这种政治风向的转变。路透社用「分裂王国」来解读这一选举结果，担任过苏格兰事务的国务卿乔治·福克斯则警告，英国正在「悄然驶向联合王国的终点」。
伯纳姆同样意识到了三地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上任的第二天，他便主动与斯温尼、约沃思、奥尼尔进行了通话，强调要建立与各地区行政长官的协作和务实合作关系，并表示计划通过继续深化权力下移来构建全新的政治格局。
但三地领导人立刻用实际行动做出回应。三天之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两位首席部长在格拉斯哥发起会面，深入讨论加强政府层级间的协调机制，并计划从伦敦争夺「更加均衡的对待」，一举改变了过往各自单独与伦敦谈判的模式。
假如5月的选举构建了「脱英派」掌权的政治基础，那么伯纳姆在议会的一句不慎言辞，就成了三地进一步联动的导火索。
在9月9日的众议院首相答问中，苏格兰民族党议员克里斯·劳向伯纳姆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既然北爱尔兰享有通过公投改变政治归属的法定权利，苏格兰为何就不能拥有？
对北爱尔兰公投机制的解释中，伯纳姆提到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应该在当地达成「明确的多数共识」、民众舆论转向到足够改变现状的程度时才会考虑启动公投。谈到苏格兰时，他则表示：「我以为苏格兰的处境完全一样。我没看到有多数的民众要求再来一次公投……除非民意有所改变，否则不会有公投。」
伯纳姆本意是要否定苏格兰进行第二次独立公投的现实可行性。6月会见斯温尼时，他明确把二次公投列为不可侵犯的「禁区」。但这一表述却不经意间将苏格兰与北爱尔兰进行了平等的类比，恰恰涉及了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自决问题。
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由英国、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各方达成，其中明确规定了北爱尔兰实施「边界公投」的机制。依照协议条款，只要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多数民众倾向改变北爱尔兰的政治属性，英国政府就肩负着落实这一民意诉求的法律职责。换个角度说，在多数民众支持「脱英倒向爱尔兰」的情况下，伦敦无法自主决定阻止这一变化。
苏格兰的法律地位则是另一番景象。《1707年联合法案》设定了苏格兰的宪政身份，改变这种现状属于英国议会的保留权力范畴；1998年的《苏格兰法案》第30条条款允许英国政府将特定权力短期或长期移交苏格兰，其中涵盖了组织独立公投的权限。2014年的那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就是依循这一制度框架而实施的。由此可见，无论民情如何倾向，如果伦敦方面不给予批准，苏格兰个体是无法以具有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来改变现状的。
伯纳姆随后澄清了他的立场，再次强调苏格兰二次公投仍属「禁区」，解释说自己的论述仅仅指出了公投缺乏民众多数支持的现状，并非认可民意可以超越已有的宪制限制。然而这一解释却给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打开了政治操作的门窗。斯温尼随即指出，这是2014年以来，英国首相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承认「民意的多数支持应当意味着公投的进行」。
五天后，斯温尼、约沃思、奥尼尔与麦克唐纳在卡迪夫进行了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聚首，并共同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措辞足够锐利：「对于住在这片岛屿上，乃至全球关注此事的人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信号能比这更清晰地表明：伦敦时代正走向终结。」文件强调，任何源自伦敦的政府「都无权阻挡民主实践」，也无权剥夺当地民众自主制定前景的原则。
以伦敦为中枢、由伦敦主导的英国宪政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这成为了卡迪夫聚首各方的共同呼声。
貌似一致，实则分化
尽管自决宣言的调门足够高，但这次聚首距离真正意义的「脱英大会」相去甚远。
此番聚首以苏格兰民族党、威尔士民族党和新芬党领导人的政治身份进行，因此麦克唐纳才作为新芬党领导人参与其中。归根结底，三个地区的执政党在各自议会中都没有取得过半数议席，在没有议会授权的情况下，根本不能采取变更宪制格局的实质行为。
三方表达出的统一观点归结为：「伦敦不可单方面决定三地的宪政走向，不可阻止当地民众行使自决的权利」。然而在这个共同立场的身后，三地所抱持的具体诉求实际上存在天壤之别。
麦克唐纳直言不讳地表示三地局势「大不相同」，各自有着自己的核心事项。北爱尔兰目前已经拥有了公投机制。1998年颁布的《北爱尔兰法案》以英国国法的形式把「同意原则」落实为法律，允许北爱尔兰民众通过民意多数选择「脱英投爱」。从这个角度，伦敦并非是新芬党要跨越的根本法律障碍。
北爱尔兰真正的难点在于内部的权力分配制度。依据既定的法律框架，北爱尔兰实行两个政府首脑的制度安排，「脱英派」与「保留派」分别出任正首席部长和副首席部长，合作进行治理。
到了2024年，倾向脱离的奥尼尔出任首席部长职位，主张保留英国联系的民主统一党人士利特尔-彭杰利担任副首席部长，两人在权力层级上基本相当。奥尼尔签署备忘录以后，彭杰利迅速指责她「超越权限使用了首席部长的职权」，并表明自己对她以首席部长身份参加会议并签署政治协议并无同意。
当下的北爱尔兰，民众倾向似乎对「脱英派」更为有利。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人口比例发生变化，主张「脱英倒向爱尔兰」的人群与反对者之间的数字差距在不断缩小。同时，爱尔兰岛南北两部分在经济发展上的变化，加上统一后有可能重新融入欧盟体系的设想，都构成了支持统一运动的重要动机。
不过，爱尔兰共和国本身是否乐意承担统一的经济代价，构成了另一层面的现实挑战。民意调查显示，爱尔兰人对统一在总体上表现出了较高程度的赞成，然而一旦具体涉及税负问题和需要承担北爱尔兰经济负担的具体议题时，支持率就会出现明显回落。
2016年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脱欧”公投结果。（图源：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苏格兰的处境则又有不同。民调数据长期显示，赞成独立和反对独立的立场保持着均衡状态，间或甚至出现双方支持率相等的「死亡交叉」现象。因此，对苏格兰民族党这一政治力量而言，真正的关键不在于独立意愿的有无，而在于能否获得进行公投的法定许可。
自2014年公投以来，英国历任政府都拒绝放行第二次公投，这使得伦敦与爱丁堡之间的对立显得格外尖锐。从英国政府的角度，苏格兰的独立关涉到能源安全和核威慑等切实利益。苏格兰在大陆架区域握有英国大部分的油气储备，位于法斯兰的克莱德海军基地保存着英国战略性的核潜艇武装。苏格兰民族党还必须回应独立后关于货币制度、欧盟加盟资格以及经济前景等一系列难题。
威尔士与苏格兰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支持独立的威尔士民众数量约占整体的20%，虽然与英国「脱欧」公投以前的比例相比有所拉升，但支持「脱英」的呼声从未形成社会的主流共鸣。威尔士民族党现已公开表态不会在2030年届期结束以前进行独立公投。
因此，约沃思眼下的主要追求，是促成让威尔士也能获取类似北爱尔兰那样更加明晰的法定自决权，为日后可能的独立提前预留法律依据。与此相并，他对于警务、司法制度等更广泛领域的权力分散也抱有兴趣，同时也在关切威尔士地区的经济建设与财政配置问题。
在这其中，约沃思最渴望改变的是英国预算分配的整套体制——这就是著名的巴尼特公式。依照这个公式，根据英格兰公共事业支出调整幅度，以固定比率对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拨付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因为威尔士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特别严峻，按照总人口比例而不是真实财政需求来制定分配方案，许多人认为这对威尔士是不公正的，而苏格兰则在人均拨款数值上获得了基数优势。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三地可以在宪制议题上携手合作，却在具体的财政分蛋糕问题上不一定能一条心。
卡迪夫聚首那天，斯温尼明白无误地拒绝了对巴尼特公式的改革支持，强调各地应该为自己的利益主张进行呼吁。但之后苏格兰和威尔士仍旧达成了跨地区政府协议，承诺在税收安排、宪政远景、儿童贫困问题以及对欧盟政策等领域加深协作。
分权抑或分离：联合王国陷入两难
「伯纳姆必将被历史铭记为英国最后一任首相。」斯温尼这样的言辞或许略显夸大其词，然而卡迪夫聚首切实暴露了伯纳姆和工党当局所处的僵局。
伯纳姆曾长年担任大曼彻斯特都市行政区的市长职务，对伦敦决策权过度集中的体制以及英国南北地带发展不均的现象深有体会。「曼彻斯特思维」以及权力向下转移是伯纳姆执政哲学的重心所在。在他的思路中，从威斯敏斯特将权力疏散至各地方行政层级，将有利于消解三地以至全英的治理与发展瓶颈。他甚至打算在曼彻斯特创建一个「分支唐宁街」，承载首相府的部分职能办公，以此推动英格兰北方地带的建设。与三地行政长官通话的内容中，他也同样强调了进一步开放权力对地方活力解放的帮助。
本质而言，这仍属「权力下放但不分裂」的联合派传统思路：在不交出国家主权、不在独立自决这类问题上做出退让的基础上，给予地方层级更广的自主权。但三地民族主义派却完全可以依托这套设想的逻辑不断追加权力下传的需求，最终冲击英国现有的宪制结构。
伯纳姆同时还可能面临来自联合派阵营内部的第二股压力。英国改革党对他倡导的地方权力分散具有强烈的反对立场，并且坚决反对包括苏格兰、威尔士在内的分离倾向。在5月那场基层选举之后，该党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明显攀升。
这代表伯纳姆需承受来自两个对立方向的制约：权力下放的步子太小，或将没有办法满足三地日益强烈的自治渴望；权力下放的步子太大，又有可能触发联合派阵营的强烈反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平衡点，已然变成了工党政权必须直面的根本课题。
英欧联系又引入了新的影响因子。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地区的留欧投票占比都大于英国整体水平，其中苏格兰以62.07%、北爱尔兰以55.8%的比例支持留在欧盟。
因此，部分民族主义政治家逐渐将「脱英」与「亲欧」这两件事关联在一起：如果英国脱欧造成了经济和政治的代价，那么苏格兰、威尔士或北爱尔兰一旦获得更大的主导权，乃至走向独立，就能够重建与欧盟的联系。
这又给伯纳姆增加了新的进退维谷。作为历年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家，他承诺「恢复常规」化的英欧互动，但工党在2024年的选举诺言中已经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界线：不会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与关税统一体，也不会复兴人口跨境流通的自由权。
伯纳姆入场执政以来，也并未突破过这一红线的框架，就算工会组织已在对外施压。在9月15日的英国工会集团年会上，与会者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政府舍弃那些「任意设定的红线」，与欧盟创建更为紧凑的伙伴关系。
对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来讲，英欧互动能否实现改善，直接牵系「脱欧」政治遗产的定义方式是否能得到修正；但对英格兰而言，特别是对当时投票支持「脱欧」的红色区域选民来说，向欧洲靠拢过头有可能被诠释为对那次公投成果的背叛。
伯纳姆本身代理的马克菲尔德选区，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上有大约66%的选民投票支持脱离欧盟。这一地方政治的真实处境限制了他难以轻松越过工党曾经明确的底线。一旦逾越，那批原本温和接纳「脱欧」决定的居民与中立立场的选民，基于对实际情况的忧虑——诸如边界重新开放、陷入政治纷争、经济局面不稳——很可能转向对方阵营，特别是被英国改革党所招揽。
超越英伦三岛以外，美国方面的势力同样不容小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近日的公开言论，加之世界首富马斯克对英国政治议题的频繁插足，都可能给伦敦决策者增添压力。过去众多美国总统在北爱尔兰事务上普遍采取了谨慎态度，但特朗普的举动再一次传导出令伦敦紧张的信息：为了争取本土爱尔兰裔选票，或是为了实施「美国最优先」方针、展示施压姿态，他甘愿冲破国际政治中看似禁区的规则。
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既继承了英国历史层积的民族与制度问题，又套叠了「脱欧」十年的真实痛点。三地「脱英派」首脑的历史聚首，真实映照了伦敦日益难以规避的窘困——当往日「日不落帝国」的权势威慑已然褪去，当物质繁荣不足以维系认同纽带，当已有的体制构架难以维持地方的忠诚度，今日之联合王国，凭靠何物来维持其作为一个整体的运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