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研究农村彩礼问题的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王敬，在最近的观察中发现了值得关注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在言语上表现出对婚姻的消极态度，这个现象在近两年尤为明显。
但这个表象背后值得深究——他们是真心拒绝婚姻，抑或是婚姻成本的压力下，对现实的另一种阐述？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王敬与学生团队走进河北沧州村庄开展实地调查。他们找到了15位未婚男性进行深入访谈，这些受访者年龄多在30岁上下，教育背景以初高中为主，目前在沧州、石家庄、天津、北京等周边城市务工。
在应对无法承担的婚姻现实时，这些男性展现出了差异化的应对策略。王敬据此将他们的生活选择划分为四个类别：内向退缩式、主动反抗式、时间延宕式以及价值替换式。
这项研究的成果在今年上半年刊登于《中国青年研究》学术期刊。最近，我们与王敬进行了深入对话，探讨了这项研究工作及其所触及的核心议题——农村地区持久存在的彩礼高企问题。
这种现象首次进入王敬的视野是在2024年的一次基层交流活动中。河北某村的干部向她提起，村里已许久未见男性成家，不少年轻男子甚至公开宣称对婚姻不感兴趣。
随后，王敬与课题组的学生进行了交流。这些学生多数出身于河北农村，她们的亲身感受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的真实性——故乡很久不见喜事，身边年长的男性亲属纷纷表示放弃婚姻计划。
表面的现象背后隐藏着值得商榷的逻辑。「村里许久无人成家」与「男性拒绝婚姻」是两道不同的问题，后者暗示的是一种主观意愿。王敬由此产生了疑问——这种「不愿意」是发自内心的主动放弃，还是高不可攀的婚姻成本被巧妙地转化成了「不需要」？
2025年农历新年，调查团队驱车前往沧州展开实地研究。这个样本村庄具有典型的华北农业区特征，全村704户人家、共2476人口。多数住宅为传统院落平房结构，卫生设施相对简陋，不少家庭仍然依赖旱厕，即便部分人家进行了卫生间改造，老年居民也习惯了提桶冲水的方式。
在农村这个熟悉但又敏感的社交环境中，涉及个人婚姻状况的话题往往会让单身男性感到难堪。为了突破这道心理防线，调查组充分利用了本地学生的人脉资源，采取了「滚雪球」式的抽样方法。最终成功访问了15位适龄未婚男性，他们的年龄跨度从27岁到38岁，教育程度多为初高中水平，目前的工作地点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地区的几座城市。
31岁的T是这些受访者中的一位代表。身高1.75米、体型略显圆润的他，从不到20岁就开始做运输工作，时至今日仍未能拥有自己的车辆，继续为他人承运货物。工作好时月收入约8000元，淡季则闲居在家。我们访问时，他正在堂屋里消遣手机。
与多数受访者相似，T性格内向矜持，对话多为被动回应，眼神时常飘向茶几和茶杯。
T讲述了五年前的一段婚姻洽谈经历。女方家庭最开始要求12万元的聘礼，他的父母当时表态说，这是儿子人生的大事，即便缩衣节食也得硬着头皮答应。但随后女方增加了条件——另需5万元用于购置车辆，同时要求婚宴规模达到50桌。层层增加的要求最终超出了T家的承受能力，分手成了唯一的出路。
父母虽然多次强调结婚的必要性，担心儿子未娶会沦为笑柄，但他们心里也明白这是影响儿子终身的大事，不想让他因此抱憾。
然而T的理性告诉他，父母已届55岁左右，即便举债也只能凭打零工来逐步偿还。家里还有个在读的妹妹需要照顾。这次失败的洽谈之后，他主动封闭了对婚姻话题的讨论。
「问题不在我不想娶，而在咱家实在掏不起这笔钱。」这是T的真实想法。
该村的彩礼市场价约在20万元上下浮动。实际调查中反映的数据各不相同，低至16.6万元、高至25万元的案例都有记录。但彩礼只是婚姻成本中的一个科目，加上金饰、县城房产、车辆购置和宴席承办，综合开支可能在50万到100万元之间。
当代农村的婚姻费用已然不是单个青年男性的财务承诺，而是对整个家庭资源的调动。父辈的经济积累情况、健康状况以及还能从事劳动的年限，都直接决定了儿子步入婚姻的可能性。一些女方家庭甚至明确规定，房产即便以贷款方式购买，首付款和未来的月供也必须由男方父母承诺。调查期间，我们还听到了一些村民的吐槽——过去生育女孩的家庭能获得政府补贴，现在有人建议也应该补偿生育男孩的家庭。民间甚至流传起一句民谚：「生个儿子让人哭，两个儿子哭成一片」。
表面上看，问题不在于男性的意愿，而在于他们的经济能力。但深入的访谈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浮现出来：面对完全相同的现实困境，不同的男性采用了差异化的心理应对方式。
●2026年5月16日，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五沟镇集体婚礼现场。IC photo
王敬将像T这样的男性的选择定义为「退缩型」，本质上是一种逃避机制。
这类男性将自己的婚姻困境完全内化为个人缺陷。他们会自我否定——「俺不够好」「命里没这福气」「没房没车就没资格找媳妇」。这种自我贬低逐渐累积成强烈的羞愧心理和自我谴责，最后演变为对婚姻的主动放弃。
与此相反，另有一个群体的男性会将责任外部化，矛头直指婚姻这套规则本身。他们的论调不再是「我不够格」，而是「凭什么我要按照这样的规则来」。
一位35岁从事装修行业的工人为我们列举了账单：18.8万聘礼加县城楼房加3-4万首饰加20万左右的机动车。他最后的评价是：「这种婚姻哪是成家？分明就是给自己套枷锁。我一个人活着多舒畅。」一位29岁的受访对象这样说：「一张嘴吃饱就行，全家跟着节省，干嘛非要娶媳妇呢。」
比起退缩型将失败归咎于己，这个群体更愿意为自己开脱。他们频繁使用「自在」「放松」这样的词汇，刻意打破将婚姻作为衡量男性价值的唯一尺度这一社会约定。
王敬将这类男性定性为「对抗型」。用语言学的角度看，他们巧妙地将「我无能为力」这一承认转变成了「我主动拒绝」这一姿态。这种心理转化反映了弱者在无法改变客观现实的情况下，对于自我尊严的一种拯救。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类男性，王敬将其命名为「延迟型」。
这类男性并未直言拒绝婚姻，反而是采取了延后策略。一位31岁的装修工是这样说的：男性不像女性那样受生育年龄的严格制约，我还年轻不着急。父母在春节或假期总要催促他成家，他甚至回避返乡和参加他人婚礼的场景。但他经常向父母这样表态：「别被外面的闲言碎语给骗了，我现在要集中精力挣钱，等过个两三年形势好转了，我就去找个不在乎房子的女孩。」
部分人选择在外地积累人脉，期待通过认识异地女性来规避当地既定的彩礼标准。还有人考虑降低配偶标准，乐于接纳曾婚人士。
这些男性并未抛弃婚姻梦想，只是改变了策略——放弃了正面硬碰这个暂时无法逾越的障碍，转而采用了耐心等待、跨地域寻偶、灵活协商等迂回战术来维持那一线生机。
最后一个群体在表面上与对抗型有所相似，但内在逻辑有所不同。他们不仅淡漠于婚姻，更进一步地为自己建立了超越传统成家立业之外的人生意义——比如个人兴趣的追求、职业的纵向发展。这就是王敬所说的「替代型」。
调查中接触的33岁的Z让王敬印象深刻。作为一名大专毕业生，他在廊坊从事仓库管理工作。他向调查者表示，与其把几十万元砸在婚姻上，还不如自我投资，参加专升本的考试。
Z性格开朗善于表达，体型消瘦但气质硬朗。与一些老实巴交的男性形成对比——他们仿佛被一眼就看穿了余生的轨迹，Z显然不同。他的想法活跃，智慧在眼神中闪烁，给人一种向上发展的潜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交谈中Z只是提及了升学计划，实际上还未着手复习准备。
这四个类别并非泾渭分明的分类框架，毋宁说是一个连续光谱上的不同位置。同一个体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特质和倾向。
像Z这样的人物，目前的人生策略中婚姻并非优先选项，但这不意味着永久的决绝。若干年后，倘若他能突破学历瓶颈，改善经济处境，也许他会最终选择接纳传统社会的期许——「成家立业」这个古老的理想。
●广西贺州，在贺街区大鸭村，一户村民正在为一对新人举办婚宴。IC photo
2014年的一个时刻，王敬第一次觉察到彩礼问题不只是私人事务，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的公共议题。当时她正在荷兰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涉及农村治理。导师安排她回到国内开展实证研究，但她缺乏村庄调查的经验。想起武汉大学乡村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贺雪峰及其团队的实地工作，她给对方发去邮件。未及一日，贺老师就回复了，表示欢迎她参与到研究中。
那个夏季，王敬随着调查组在陕西关中地带的一个村落扎根了20多天。每天给众人做饭的本地妇女，不经意间道出了她夫家三个儿子的婚龄账。根据她的回忆，最初在2000年初期，长子成家时的聘礼约在6000元；数年之后，次子娶妻时这个数字跃升至三四万；再隔几年，三子的婚事彩礼已经攀升至6-8万元。
她讲述这段历程时，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早年的婚事感到遗憾。但王敬却从中看到了更深层的趋势——在短短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彩礼呈现出了持续的、阶段性的上升轨迹。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经济条件越为窘迫的家庭，反而越容易面临更高的彩礼索价。
这个村落里有一户特别的人家。周围邻居多数都建起了二层小楼，唯独他们维持着平房的样貌。年迈的两口子健康状况都很糟糕，父亲需要轮椅代步，母亲既要伺候他，又要操心两个儿子的婚事。大儿子已过四十，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孩子娶妻的念想；二儿子三十出头，已被定性为「几乎无望」。本可用于辅助儿子成家的积蓄，已被医药开支所耗尽。
从女方角度看，踏入一个经济条件欠佳的夫家，自然需要前期获得更多的物质补偿以期弥补风险。这对年长的父母既为无法为儿子完成婚事而感到歉疚，又要忍受来自村民的评价——「瞧人家父母不行，连孩子的终身大事都帮不了」。
自此之后的若干年里，王敬在陕西、河北、京畿地区以及南方的广东等地的村落进行了持续观察。有趣的是，在广州附近驻点调研时，那里的彩礼标准相对低廉，仅在2-3万元区间。1984年的数据显示当地聘礼为1000元左右，到2009年增至约9000元。若换个角度用当地月平均收入来衡量，这笔数字在过去几十年基本保持在三到五个月工资的水平。
相比之下，处于边缘、工作机遇稀缺、女性人口持续外移的农区，男性在婚配市场上往往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个人和家族条件的缺陷越明显，就越需要用高额彩礼来补偿和吸引。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层面对彩礼问题的高度关注不断升温。自2019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将高额彩礼治理列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内容。
然而调查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上层的治理举措往往与村落日常生活存在隔阂。
比方说，村一级行政机构会发放宣传资料，要求即将步入婚姻的村民签署承诺书以表示同意低彩礼标准。村民多数会配合签字，既不与村干部产生矛盾，也让村里的工作得以上报完成。但承诺书一旦落笔，两方人家在幕后的价格洽商、聘礼的最终流向，依然遵循着最初的那套惯例。村干部们心知肚明，但他们不愿为此去打破村内的微妙均衡。结果是，程序和形式都走完了，彩礼数额反而节节攀升。
这个困境的根源并不是执行的松散。从本质上讲，彩礼涉及家庭私密和婚姻自主，行政权力无法代替女性的择偶权。而城市与乡村的经济差异、人口的流动趋势等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若无改善，村民会继续创新应对机制，使得实际的价格谈判能够绕过政府的纸面规定。
王敬也曾与课题组的女性研究生们讨论过这一问题。这些出身农村的女生坦言，她们也都接受彩礼的存在，只是不想索要到过分的程度，基本就是参照村里的既定标准。然而，换个角度审视，那些所谓的「合理行价」本身已经相当高昂。
一些学生流露出了内心的矛盾。她们受到的教育是要抗拒陈旧的社会习俗、反对将女性商品化，但在现实中她们也认可彩礼的合理性。根据她们的逻辑，女性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投入往往更大、更为提前，彩礼可以理解为一种形式上的补偿。
王敬本人的婚姻走的是零彩礼之路。不过自从成为母亲，她对女性在生育和养护中付出的巨大代价有了更深的领悟。有时候她会半开玩笑地跟丈夫说，早知如此就不应该当初那么「大度」（笑）。
王敬强调，研究这个群体的单身男性，并非意在否定女性在婚配和生育过程中所承受的困难和不公。她想传达的是，父权制文化并非单向施压。它一方面要求女性承担生育与抚养的任务，另一方面同样强制男性必须具有住房、车辆、足够的经济能力以及继承家系的义务。经济优越的男性可能在这套体系中获利，但经济贫困的男性则有可能被这同样的规则从婚配市场中驱逐出来。
王敬的观点是，解决高额彩礼问题需要系统的、多角度的改革举措。包括拓宽农村青年的就业途径、完善公共服务网络、消解住房贷款负担、养老保险制度和生育补贴、为女性提供更充分的婚姻和生育安全网、以及为农村的单身男性开辟更多的心理疏导渠道和社会参与的机会。
最为关键的是，社会应该确立起对多元人生选择的包容态度，摒弃将「能否成家」作为评判男性能力和价值的唯一指标这一陈旧观念。
现在农村男性口中的「没有兴趣」，背后也许藏着深深的渴望。他们之所以将「我掏不起这笔钱」的困境，巧妙地转述为「我不需要这样的人生」，本质上是在承认现实无法撼动的情况下，为自我保留的最后的尊严防线。这或许是弱势者手中唯一的话语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