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亲眼去看
八月初，我从伊斯兰堡搭乘航班前往喀布尔。客舱座无虚席，女性乘客却屈指可数，仅三四人。等候行李区，一位姑娘站在我身旁，眼神中流露出好奇和善意。我们因此交谈起来，她来自阿富汗北部某省，目前在伊斯兰堡攻读医学博士，还有三年才能毕业。眼下学校放假，她回乡探亲。我询问她一个棘手的问题：「听说塔利班2021年取消了女医生的执业资格认证考试，那么你将来如何获得行医执照成为正式医生呢？」她笑了笑，「谁都说不准未来。也许塔利班某天会改变政策，又或许政权本身有朝一日会被推翻。我现在只想专注完成学业，争取拿到毕业证。」
得知我要前往阿富汗旅行，她显得很吃惊。临别时，她留给了我联系信息，再三嘱咐北部风景绝美，闲暇时务必前往一睹。她还说，旅途若有任何困难，随时可以电话咨询她。
这次赴阿之旅，源自一时冲动的想法。身为长期关注冲突地区性别问题的国际发展工作者，阿富汗始终是我无法回避的工作焦点。自塔利班2021年复权那五年来，阿富汗女性在公共领域中遭到逐步边缘化：政府部门大规模驱赶女性员工，妇女出行必须有男性监护人陪同；2022年，女孩们被禁止进入中学校园、被强制全身遮蔽、被拒之于公园健身房浴室之外，年终时高等教育机构和民间组织的职位也随之关闭；2024年，新颁法律甚至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开口说话或唱歌，同时中止了医学教育培训，堵死了女性获取正规学历的最后通道；进入今年，最新法令更是完全废除了女性在法律中的平等地位，加重了女性离婚的限制条件，同时保留了男性的单方面离婚权，并允许儿童结婚。
一连串令人失望的消息充斥着我的视野，直到六月中旬，一条视频突然出现在社交媒体的推荐里。打开后，我看到了一群少女在礼堂般的空间进行公众演讲课程。台上的女孩用达里语进行演讲，神情自信而坚定，下面坐着的学生们拼命鼓掌，每张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我不能确认这是否为AI合成视频，所以进入了该账号主页。首条置顶的帖子这样写道：「我们是阿富汗女性导游，开展这项工作是因为我们相信，旅行能以新闻报道无法实现的方式，将不同的人联系起来……我们致力于创造女性专属的安全空间，让女性游客之间能相互交流，以独特的视角体验阿富汗。」
我说不清这段文字中的哪句话打动了我，又或许是配图中传递出的温暖色彩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感令我向往——尽管每张照片中的人脸都被隐去。总之，一个声音在脑海中反复出现：「也许这正是你所期待的转变，你应该亲自去看看。」
随后一个月，我反复浏览了该账号的全部内容。我联系上了创始人索玛雅，进行了初步咨询。凭借多年独自旅行的经验判断，这不像是诈骗活动。于是我预订了为期一周的喀布尔至巴米扬女性社群探访之旅，办好了签证和「旅行通行证」。一个月后，我降落在了喀布尔。
喀布尔国际机场
机场出口处竖立着一块硕大的广告板，上面写着「华人港湾欢迎您」，下方标注着某家协助中企拓展国际市场的中介机构电话。我仍感到紧张不安，下意识拉了拉盖头，希望自己能融入前往出口的人流。没走几步，远远地看到了拿着花束等候的导游扎赫拉，她灿烂的笑容立刻消解了我内心的忐忑。车行驶进城区时，两侧街道尽是忙碌的商贩，烟火气息浓厚，令人惊异。继续观察下去，我注意到步履匆匆的女性行人们穿着五花八门，包裹全身的黑色布卡罩袍并非主流，更常见的是长裙配头巾，色彩也很多样。
还未来得及与扎赫拉深入交流，我先赶去了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见了过去在菲律宾共事的上司。经过层层检查哨卡后，我进入了一条由铁丝网高墙围成的狭窄通道。头顶的天空被压缩成一道狭长的缝隙，一时间这条路给人一种监狱走廊的既视感。我很快了解到，联合国驻阿富汗的国际职员工作生活在「高强度安全管制」下：驻扎在设防的联合国大院或团队宿舍内，日常活动依赖装甲车队和安全人员护送，不允许自行外出。自2025年9月起，塔利班禁止本地女职员、合同工和访客进入联合国办公室和大院。
在走廊另一头，我终于与五年未见的前同事相聚。她热烈地拥抱了我，「这里不用戴头巾，」同行的另一位同事笑着补充道，「你在这里是自由的。」她组织了一场茶话会，邀请了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妇女署的性别工作专家。座谈中，开发计划署更聚焦生计与社会融合方向，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项目设计也更具创新性。妇女署则在塔利班掌权后，工作重心转向国际倡导与研究，且阿富汗是该署全球办公室中人数最多的。本地女职员因受塔利班禁令约束，工作全部转为线上或场外进行，机构为了确保公平，也要求男性职员远程办公。一位妇女署代表叹气说：「面对针对女性的林林总总禁令，我更大的担忧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女孩，是否会认为女性无法上学、无法工作、在各个方面受限和隐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她们在进行跟踪调研，即将发布一份关于塔利班掌权五周年女性状况的报告，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对此见怪不怪。「过去我们还能邀请一些阿富汗女性在国际会议上分享她们的声音，但现在出于对她们安全的考虑，我们只能暂时通过研究报告代为发声。」
从防范森严的大院走出来时，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走出门外，我把所见所闻与等候我的扎赫拉分享了。没想到她咯咯地笑了，「我大概曾经也是那些报告里被计数的数据。五年前，我经历过长期的抑郁。现在我在网上自学心理学课程，打算获得证书后教导其他女孩。要是想了解我们的生活有多艰难，看报告和新闻就够了，根本用不着跑这一趟。可是如果你想知道的是，我们在日常中如何面对这些突然降临的变故，我相信这次行程会给你答案——也许不是完整的真相，但起码是真相的一部分。」
接下来的两周，我跟随扎赫拉走入喀布尔和巴米扬多位女性的生活，也通过索玛雅认识了更多赫拉特的女孩。她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我逐渐领悟到一个真理：面对这样持续的、制度化的压制，心理上的崩溃与绝望是最理所当然的反应，也是绝大多数人真实的生活状态。然而这篇文章记录的，是我在那十几天里恰巧遇到的、仍在奋力前行的一群女性。她们的经历启发我认识到，即使在女性几乎被剥夺所有可能性的国度里，仍然存在着人们创造生活空间和机遇的勇气。
跑步成了活着的证明
扎赫拉领我来到巴布尔花园，「我从前在这里参加过一场跑步竞赛，那是我第一次来喀布尔。」信步在这座莫卧儿帝国遗留下来的皇家花园中，石阶两侧的果树上，石榴低垂成串，好像一只只红灯笼，烟火气十足。
「那时候我和许多来自阿富汗各省的女孩一起来首都比赛，对四周的一切充满好奇。那个年代这儿热闹非凡，草坪上全是举家前来野餐的人们，四处可见放风筝、踢球、嬉戏的年轻人，还有沿街叫卖零食玩具的商人，人声鼎沸。我和朋友们手拉手，生怕走散了。」眺望眼前的广阔草地，除了被精心修剪的树木偶尔摇动外，我感受不到其他任何生机。扎赫拉口中那种「游乐场景」，如今只存于记忆中。
2022年，塔利班宣布禁止女性进入公园，仅有极少数专为女性开辟的公园得以保留。在喀布尔市，现在只有一家女性公园仍然开放。我原以为这样的女性专属空间会相对宽松，结果门口贴满了严格的着装规范，要求从头到脚被衣物覆盖。进入后，总算看到了人头涌动的场景，毕竟这是城里妈妈们带孩子出游、与朋友闲聊家常的唯一去处。
扎赫拉说从前这儿的氛围更随意，而今整个园区黑衣笼罩，走到靠后的位置才发现一队塔利班查察人员在检查儿童游乐设施，园区工作人员在四处驱赶穿着不符规范的女性进入隐蔽角落。所谓「隐蔽」，背后却竖立着一排住宅楼，据说曾有人从阳台拍摄穿着不合规范的女性照片并上传网络。
我们后来又去了一个全是男性的山顶公园。恰好是周五，这里人山人海。如果说女性公园里还有一些十二岁以下的男孩在妈妈身边活蹦乱跳，这儿则看不到一个小女孩。这片园区仅向外国游客和本地男性开放，而扎赫拉作为导游也被允许进入。我生平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景，大概就像误入男厕所的感觉。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好像在问我们为什么来这儿。但既然已经来了，我硬着头皮自然地走进去，找到椅子坐下，有障碍物就拉起衣角跨过，走到山顶观景点跟其他游客一样排队拍照。
山顶公园
离开山顶后，我们进了一家带院子的食肆，扎赫拉开始向我诉说她的人生故事。「我的天在两周内塌了下来。」
她成长于巴米扬山区，是家中六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女，五年前那个夏天，她即将高中毕业，已经获得了印度某大学医学系的全额奖学金。她沉浸在大学生活的憧憬中，等待着学校在最后的文件上签字，好办理护照和签证。这位爱笑的女孩酷爱跑步，曾在一家非营利组织担任越野教练，高中四年参加过三次全程马拉松，还是巴米扬首届女子马拉松四十多名选手之一，在越野跑竞赛中崭露头角。每当谈起运动，她两眼放光，停下手中的饭碗，侃侃而谈。
她的训练日程极其严苛。每天凌晨三点多起床，四点开始跑步，往往一跑就是二十公里左右。六点多结束训练后还要跑回家，匆匆洗漱，背上书包继续跑向学校。中午放学回家进食，随即赶去语言学校补习英文，下午四点钟又投入第二阶段的训练。晚上回家做饭做家务写作业，直到十点多才入睡。「同样上中学的妹妹被亲戚问起你姐姐最近如何，她总是回答，不清楚啊，我醒来时她已经跑出去了，她回家时我已经睡着了，逗得大家笑声不绝。」那时的扎赫拉并不感到疲惫，反而认为这样充实的生活很有意义。
笑声消退后，她的眼神黯淡了下去。「可惜现在我只能在自家院子里跑步。即便在林子里偷偷跑也不行，你永远想不到谁会告发你。」我很想知道跑步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后来在她参加的一场线上分享会上，我无意中听到另一个在同一机构训练的女孩这样说，「跑步让我感到自己活着，在其他时候我好像已经不在了。只有跑步时，我才能完全掌控我的身体，我才明白我自己是自由的、是有力量的。」
她抿了口水，继续讲述，「两周过后，八月十五号，八月十五号，」她重复了两次这个日期，对这一代女性来说，这个日子永远刻骨铭心。塔利班掌了权，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限制女性出国留学和本地大学入学的政令，女性中学被勒令停课。次年十二月二十日，塔利班正式颁布禁令，停止全国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立即生效。阿富汗由此成为了全球唯一全面禁止女性接受中学及以上教育的国家。
原本热爱户外的扎赫拉开始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在狭小的十平方米空间里反复躺卧，就是拒绝踏出家门一步。「那段时间，已经移居国外的朋友们不停给我发信息，问我为什么还不逃离阿富汗，这些消息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让我感到被指责。我不觉得她们是出于真心关心我。她们的措辞好像在说，留在阿富汗就等于『软弱』，就是被迫接受自己的权益被逐项剥夺。我无法继续承受这样的负面能量，暂时关闭了社交媒体，屏蔽了这类信息。」扎赫拉的家庭条件不允许她离开阿富汗，对她而言，一个近在咫尺的未来在瞬间坍塌了。
对很多阿富汗女性而言，故事就此画上句号，这完全可以理解。面对如此困境，每个人都没有义务「站起来」，能活着撑过去已经耗尽了全部精力。
一年半后的一通电话，使扎赫拉重新看到了希望。那家因塔利班执政而被迫关闭的跑步非营利组织重新开业了，但改为线上运营模式。他们邀请扎赫拉继续担任付费的运动教练，教女孩们在家中健身，同时参加心理健康专题的线上活动。不久之后，她原来上课的语言培训机构也聘请她线上辅导那些辍学在家的女孩英语。又过了一年，女性导游社群的创立者索玛雅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她，因为她家在巴米扬，她可以负责巴米扬和喀布尔的游访路线。
身兼三职的扎赫拉，渐渐找回了行动的勇气。她训练的中学女生开始教导更小的低年级女孩；她用导游收入为同村十几个女孩支付在线课程的费用；她在一次次与相关部门协商营运许可、独自往来各省设计新行程的实践中，不断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我问她，如果没有五年前的转折，她原本想做什么。她回答说其实最想从政，对医学并无热情；相比当初被迫去读医学专业，她现在很庆幸自己在这份工作中找到了真正的追求。「我很高兴自己重新找到了方向，现在做的是真正热爱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能留在家乡，既能提升自己也能帮助周围的人。」
「我担心她们已经早早嫁了出去」
从喀布尔驱车前往巴米扬，需要穿过曾经塔利班的势力范围。在那个时期，这条路每天都发生多起爆炸事件，行人要么绕道多花一倍时间，要么赌运气希望平安抵达。沿途尽是毁坏的建筑，但也不乏村民们的创意改造。经过瓦尔达克省时，一片片苍翠的苹果林在兴都库什山脉的脚下生机盎然，山坡上则一排排矗立着用泥土砌成的方形住宅。当苹果树林逐渐消退、白色小花漫山遍野时，我们到达了除了大佛遗迹外还以土豆著称的巴米扬。
经常发生爆炸的街道
巴米扬女性手工艺品集市的创办人扎伊纳布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她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那种经历坎坷、却始终以微笑对待人生的女性。我和扎赫拉一踏进她的小店，她就问我们想不想喝茶，还没等回答她已经拿起茶壶去打水了。不一会儿，她坐在地毯上，不紧不慢地泡起茶来。见我们都端起了杯子，她才重新坐下，随手拿起布料，一边继续缝着毛线球的收尾，一边和我们聊天。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的近十年里，农村地区遭受了大规模空袭。扎伊纳布那时年纪还小，和大多数传统阿富汗家庭一样，有着十来个兄弟姐妹。父母无法带着全家逃到国外，只能把孩子们带上山，躲进山洞，靠啃树皮、树根和野菜活过了最艰难的岁月。长大一些后，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她自己摸索着学会了刺绣，挨家挨户推销自己的刺绣作品，效果出乎预料地好，每天都能售罄。左邻右舍的女孩闻风而来向她学艺，她收了六十个学徒，还开始摆起了地摊。但每到冬天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度，生意就无法继续。
她开始频繁拜访前政权部门，游说他们建造一个女性手工艺商场。政府拨出了一块场地，给了她们几间简陋的房舍。她又去联系联合国机构帮忙接通电线，找阿迦汗基金会铺好道路，就这样一步步搭建了自己的店铺，展示她和学生创作的手工艺品，也参加了各类机构组织的展览会。
后来，顾客日益稀少，国际援助断了，学生数从六十人跌到二十人。她的几个孩子已经移居国外，日子越发困难，她不是没想过离开，但还是坚持留下来维持小店。「如果只为了自己，我实际上有很多选择，怎么活都可以。但我常常想起那些学徒女孩，她们还那么年轻，这么快就失去了教育机会。如果再没有一门生存技能，我真想象不出她们如何继续活下去。那些不再来我这儿学习的孩子，我最担心的是，她们是不是已经很早就被嫁出去了。」
返回城区后，我们走进一家传统阿富汗餐厅，与几位妇女手工艺商会和小微企业家协会的代表一起围坐在地毯上。房间三面铺着坐垫，严整得如同U形的会议室。
和前一天一样，这些以手工业谋生的女性商户讲述了相似的苦衷：因为失去了国际组织的支撑和出国展览的机会，加之外籍人士大规模撤离和本地经济停滞，销售渠道成了她们面临的头号难题。她们也在积极尝试电商，但因为国内电商平台不够成熟，暂时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产品图片。
一位小女孩卡梅拉为协会会长充当翻译，她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她看起来特别年幼，英文却讲得很标准流畅，脸上始终带着笑容。打听后才知道她仅有十六岁，也没能继续上中学。但她没有放弃，持续在线学习各类课程，自学成才掌握了英语，今年开始每天都在参加某机构提供的免费高中网络课程。这个课程内容与阿富汗原有中学教材相同，可以用多种语言学习，修完全部课程后通过线下测试就能获得高中等效学历。这家机构由一位曾为难民的阿富汗女科学家贾法里博士创立。贾法里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为推动阿富汗女孩的STEM教育而努力。2021年危机爆发后，她立即着手开发线上教育平台，帮助失学的女学生继续中学学业，并与国外大学合作认可她们的学位，帮助她们获得国际大学录取资格。
卡梅拉兴奋地告诉我，现在有许多线上学习的机会，还在手机上展示了她正在学习的各种课程。令我惊叹的是，我后来接触到的好几位女性，都是通过观看网络视频自学会了刺绣、汉娜纹身、做指甲、护肤等能带来经济收益的技能，做得都有专业水准。
这是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互联网时代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太习惯了。当然，这份乐观背后也存在着更严峻的现实：网络费用和设备对许多家庭造成了沉重负担，偏远农村根本没有电力供应，城市里的网络连接也不稳定。但卡梅拉仍在阐述她的人生蓝图：「我计划一年内完成高中学业并参加考试，申请与国外大学合作项目的本科课程，专攻工商管理，然后回国创业，赚足了钱后创立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来帮助其他女孩。」当我问她对未来是否充满信心时，她笃定地回答，只要有清晰的目标并坚持奋斗，就一定能实现理想。「将来我也想成为一个决策者，成为其他阿富汗女孩的榜样，就像贾法里博士那样。」
「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放弃」
回到喀布尔后，扎赫拉介绍我认识了最后一位女性。这位女士曾是企业主，后来改变了人生方向。我们在一家餐厅约见，她早早到达等候，还捧着一束鲜花，主动与我握手。她那有力的握手让我略感惊讶，但又与她身上散发出的非凡气质相得益彰。坐下后，我立刻察觉到她的坐姿笔挺，讲话时眉眼生动，频频做出各式手势，脸上的微笑始终未曾褪去。
她叫阿雷法（化名），和扎赫拉一样来自巴米扬。大学读商业管理后，她与大学同学一起开办了一家饭店。除去那位后来成为她人生伴侣的合伙人，餐厅的其他员工全是女性，这在当地非常罕见。整个在阿富汗逗留期间，我从未在其他餐厅见过女性从业人员。
店铺开业不久，流浪儿常常来讨剩余的饭菜，她总是尽可能地给予帮助。来讨饭的孩子越来越多，她意识到餐厅无法永久地接济他们，与其施舍，不如授以谋生之技。于是她办起了一所学校KUDAC，免费收容流浪孤儿，为他们提供教育和住宿。她最终收留了一百多个孩子，教他们语言、数学、公开演讲、书法、绘画、体育，希望他们长大后能自立。
塔利班掌权后，因为这个机构在当地名气大且由女性创办，她被多次传唤警告。有一回，士兵们直接冲进办公室要抓她。她镇定地对他们说：「请各位别再纠结是不是女人在管理这个机构了，想想这些孩子吧。这里是他们唯一能接受教育、学会谋生的地方。你们要是关了这里，这些孩子怎么办？多替他们着想，别管我是谁，我的身份无关紧要。」经过多番协商，饭店被强制关闭，但学校得以保留，改由员工负责经营。她被迫举家迁往首都。餐厅歇业的那一天，送走最后一位食客后，她与全体员工最后一次擦亮所有的桌椅。大家紧紧相拥，泪水涟涟。她亲吻了每一张桌面，拥抱了每一个人，然后锁上了店门。
搬到喀布尔仅一个月，她就振作起来，计划在孤儿众多的首都再开办一所学校。「我已经物色好了校址，是一幢宽敞明亮的两层楼，冬天时阳光也能照进来。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孩子们的心情应该会不错。我正在面试新学校的教师。许多失业的女教师报名申请，竞争激烈，但我只会招聘那些真正热爱孩子、教学能力强、能把枯燥知识讲得生动有趣的老师。孩子们上学应该是快乐的！」说这些时，她眼中闪闪发光，我也被她的热情感染了。但我还是不禁想知道，新学校的资金从何而来，是否有其他机构支持。她坦言：「我暂时还不知道。为了办成这所学校，我已经敲遍了各大慈善基金会的大门，也去见过好几家国际组织请求支援。即使只是获得一些给孩子用的文具和书包也会很有帮助。但我被礼貌地告知，因为我们是女性创立的机构，已被塔利班列入黑名单，他们无法提供援助。」
健身房受训后当上教练的塔米娜（化名），与其他好几位已获得黑带三段及以上的女生，只能秘密地进行小规模跆拳道教学，根据局势随时开关。可是她们被邻居举报了，在今年元月十日被塔利班在训练现场逮捕。幸亏她曾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名气较大，被释放了，但那个训练中心被永久关闭。
我拜访了与塔米娜一起教课的另一位教练考萨尔（化名）。她带我参观了她们的秘密训练场所，在她家地下室，面积仅四五平米。要进去地下室，得先掀起她家地毯下的一块隐蔽地砖，然后踏着陡峭的水泥台阶往下走。映入眼帘的是一只被磨得光亮的旧沙袋悬挂在房梁上，里面填满了旧衣物和曾经的书包。沙袋边上是一排书架，上面摆放着高中时代的课本和练习本，一面墙上挂满了跆拳道比赛的奖状和奖章。另一面墙贴着一张已泛黄的阿富汗旧地图，右下角破损地垂着下来。在这间逼仄的空间里，时光仿佛还停留在2021年8月15日之前。
通向考萨尔家秘密训练室的路
当我观察着这个小小的空间时，考萨尔忽然开口说，每当她陷入悲伤和绝望时，就会来这儿练习跆拳道或者看书。她的教练曾对她说，没有知识的武士算不上真正的武士，因此她从未间断过功课，直到那天功课突然不复存在。她曾三次成功申请到国外大学奖学金，其中一次已经抵达巴基斯坦边境，却被塔利班拦截下来。
秘密训练室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她。最后她打破了沉默。她说她也很喜欢写作，将来如果能上大学，想读新闻专业，做一名记者。我犹豫了，不确定该不该像第一天对其他女孩说的那样鼓励她「你一定行」。我只是点了点头，用拳头碰了一下她的拳头，说了句「坚持战斗」。
离开考萨尔的家时，夜色已经降临整个城市，本地人家中一扇扇窗户陆续亮起灯火。我在想，在这些窗户后面，会有多少女孩仍在上网课，或者在暗处追寻那些似乎遥不可及的梦想呢？
八月十二日，我离开阿富汗前的第三天，联合国妇女署阿富汗办事处发布了最新报告《塔利班掌权五年后：阿富汗妇女和女童遭排斥的常态化》。报告指出：「当下阿富汗女性的诸般抱负，与其说源于乐观的期许，不如说是被压迫下的一种抗争方式——这些梦想被延迟、被设置条件，许多时候，它们被转移给了下一代。」
这份报告也令我认识到，此次探访本身存在局限性：喀布尔、巴米扬和赫拉特虽是相对容易抵达的城市，但我没有涉足那些被贫穷和饥荒缠绕更深的广阔乡村地区，那里的现实可能更加沉重。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自塔利班2021年掌权以来，已有逾二百六十万阿富汗女童被剥夺中学教育，若禁令继续执行，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攀升至四百万；十八到二十九岁的女性中，百分之七十八既不上学、也不工作、也不接受培训，相应的男性比例为百分之二十点二，女性就业率仅百分之七，男性为百分之八十四。根据当地民间组织Action for Development的数据，之前缓慢递减的儿童婚配现象如今又迅速反弹，总体增幅约百分之二十五。目前约百分之二十八点七的女孩在十八岁前就嫁了人，近百分之十的女孩不足十五岁就出嫁了。
在喀布尔、巴米扬和赫拉特遇到的这些女性和女孩，从某个角度讲是相对幸运的。她们所在的城市、来自的家庭、遇到的机遇，为她们创造了一些周旋的空间，让她们能在既定的环境中做出某些选择。但并非所有人都能随时享受到这种选择的自由。
然而，在这种狭窄的空间中坚持生活仍然是有价值的。正如扎赫拉对我说的那样，她的梦想是从事政治工作（尽管这听起来近乎奢侈），她认为这些年来的艰辛对她而言不只是一道屏障，而是让她更加真切地认识了阿富汗乡村女性面临的实际困难。假如有朝一日她能实现梦想，这些经历将成为她制定社会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带着一丝悲观问她，要等多久才有可能。她回答说：「耗时长短并不重要。这并非阿富汗女性历史上首次陷入黑暗。在过往四十年的战乱中，无数杰出女性一直在顽强抵抗，为自己和同胞发声。我也想加入她们，一起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