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新。（中新社）
这篇题为《全面筑牢人工智能安全屏障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战场、大国战略博弈的崭新平台。文章强调，中国需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风险防控体制，通过优化安全水平和治理能力，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对政治安全环境的系统性冲击。敌对分子滥用深度伪造音视频、AI生成的图文、智能舆论操纵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手段，以低成本、规模化方式炮制政治虚假信息、散布有害内容、激发群体对立，针对我国实施舆论攻击和认知战争，从而直接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第二大风险体现在网络攻防格局的根本性升级。美国科技企业近期发布的「神话」（Claude Mythos）、「赛博」（GPT-5.5-Cyber）等先进大型模型为标志，人工智能技术大幅增强了网络漏洞发现、恶意软件编写的效率和杀伤力，使网络对抗步入漏洞工业化、全自动攻防、AI相互对抗的新阶段。
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网络攻击的技术难度与经济成本，对我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威胁。
第三大风险源于数据泄露规模的急剧扩大。国内某些用户因安全防范意识薄弱，频繁将敏感信息输入境外人工智能产品进行处理并向外传输数据，导致大量国内敏感信息被大规模窃取外泄。
第四类风险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垄断现象加重全球科技发展不平衡。某些国家凭借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模型开发、顶级算力上的领先地位，以「国家安全」之名，通过发布禁售清单、管制前沿技术、把持行业规范、建设封闭式技术生态等手段，严厉阻止其他国家获取最新技术和硬件设备，妨碍它国科技创新进步，人为割裂人工智能产业供应体系，强化了智能产业全球发展的失衡局面。
第五大风险则体现在对社会治理框架的结构性冲击。人工智能的迅速进步冲破了原有技术治理框架的束缚，现有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与治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明显滞后，难以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和完善的监管体系。
第六类风险代表了战争形式的根本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正推动军事行动步入智能化时代，在巴以冲突实例中，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展现出情报获取智能化、指挥决策辅助化、靶标确认自动化、实战保障智能化、舆论塑造精准化等新特征，正逐步从战场辅助工具演变成了作战决策的关键因素。
面对这些挑战，文章主张中国需坚守党的统一领导、强化体系作战合力、增强风险感知预警，并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文章进一步指出，应强化对人工智能安全威胁的全天候监控和预警机制，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发展形势等重大课题，科学评估新兴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精准把握相关动态与趋势，及时发现并堵塞隐患漏洞，定期向社会各界发布安全风险防范指南，为企业、行业协会及各政府部门等不同主体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