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他发布首条视频之际，就不应有人膜拜他。
各位午安，开篇之前先交代几件事。
其一是昨日《三国困局》系列推出新篇：《董卓的困局：我对这个拼爹的世界彻底绝望了》。关注度依然不高，但这一次我必定笔耕不辍，在公号影响力下滑的当下才决心开笔长篇连载，进而积累成书，有些赶不上潮流，只能表示衷心感谢各位的支持。
其二是两场直播的预告。不久前的《科学，只能在基督教文明中诞生吗？》一文讨论了基督教与科技之间的关联，今日有幸邀约朋友大生进行直播对谈，我向来直播随意，就是一个人思考久了，与友人聊天散心。因此直播中我会尽力少说，多听听大生的异见。若感兴趣可扫码关注：
此外，下个周日，我已与马国川老师约好直播，他的新著《魏玛十五年》我正在细读，那场谈话我们会探讨德国民主制为何在那个阶段最终夭折：
最后要说的是，今秋正逢红叶季，我想带各位游历飞鸟-奈良-京都的这条路线，一来可以赏景，二来这条线也映照了日本如何学习中华文化、建筑与制度，再经过消化吸收反而陷入困顿的过程，这个故事颇有意思，我想沿途与各位细述，有意者扫二维码报名：
好，现在进入今日的正文。
法槌一声，有期徒刑八年。
9月11日这天，当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敲下了法槌，一个粉丝超千万的网红，走到了他社会性死亡的终点。
「铁头惩恶扬善」（原名董光明）因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两罪并罚，被处以八年有期徒刑，另外还要支付十三万元罚款，他所控制的团伙也被司法机构裁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这位铁头是何方人物？
2023年五月，董光明以「铁头惩恶扬善」这一账号盛大登场。一般的维权博主做法都是搜集证据、讲理说法、走官方渠道。但这个人刚一出现，就释放出了一股令人震撼的极端气质与凶狠之气。
同年七月，他把目光投向三亚海鲜市场的短斤缺两现象。屏幕中展现的并非理性消费者的姿态，而是一个面目狰狞、肌肉紧绷的「江湖判官」——在摊位前砸翻桌椅、放声吼骂、紧跟商户不放，甚至与官方部门对抗。
之后他乘势出击，接连怒轰杭州新东方的违规辅导业务，揭露金镶玉抽奖骗局的真相。很多消费者身受欺诈之害，厌烦了冗长的申诉过程，纷纷把他供为「孤勇者」和「平民英雄」。但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维权姿态。
短短数月，他的粉丝数就飙升至千万级别。然而伴随而来的是逐步的膨胀。他在直播时曝露了自己少年时嫖娼上当的丑事，最终导致账号被平台禁用。为了保持热度，他竟然远渡日本，在靖国神社进行污损和尿尿。随后传闻他因以「爆料」为名义对商人敲诈勒索，最终被警方拘捕。
还记得吧，去年他刚炮轰新东方那一阵，我就发表了观点。当时我在文章里坦言，对此人很反感。我深知以暴易暴已经成了当今网络的流量密钥，但我坚定认为，按这样的路走下去，坏事迟早会找上门来。
一位读者随即回应我说：西塞罗，你得两分地看问题，他砸新东方的做法或许有问题，但你看他之前那个五两秤的曝光呢？那事儿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我当时就给那位朋友留言回复。我说的是：让我反感的并非他的初心，而是他采用的方式。看他的举动——砸摊位、放声怒吼、死皮赖脸地纠缠商户，整个过程里摄像机始终在旁冷静地拍摄记录。这套路看得我很不舒服，甚至引起了生理性的反感。
那位朋友回答说：你还是太文人气了，推动社会向前，不是埋头书斋就能成事的，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江湖好汉」（他确实用了这个词）挺身而出，恶棍必须有恶棍来收拾。
我就此放下了笔杆。因为我清楚，我说不动这位读者的想法。
是的，做了五年自媒体，我深知许多读者欣赏「好汉」形象，不少自媒体创作者也乐于打造「嫉恶如仇」的人设来赚取眼球和掌声。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我甚至看到有人把「睚眦必报」作为自己的优点而大肆宣扬，理由是自己每一次开骂和报复指向的都是坏人。
然而，我从始至终对这类「江湖好汉」的设定心存深深的怀疑。这类设定的存在需要两个核心条件：其一，对自身道德判断的绝对笃定——我认你是「恶」，你就等于是「恶」，我就有权对你施用一切手段进行惩处。其二，对程序正当性的彻底无视——既然你是坏人，那我用什么办法对付你就都该是合理且合法的。这里没有程序正当或「适度原则」的容身之地。
千万别自以为这两个陷阱你一辈子都不会跌进去。眼下「铁头」已经彻底翻了车，大家现在回看他砸摊吵架的往事都觉得太过分。但如果换另一个人、换一件事呢？
举个具体例子。我前日撰文评析长沙那起「摸臀门」事件，当然对那位女博主小熊进行了批评。但在评论区，我看到了另一类声音，有人说：「要是我是那男孩的爹，早就给她来一耳光。」
我立刻留言表达了异议。我说：这样的做法我不赞同。诚然，那位虚构事实的女博主没做好事，但一个成年男性依仗自己的体格优势，在众目睽睽下自豪地宣称要动用武力、对一个女人实施私刑，这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别扭。
然而在那段时间，无论是文章还是视频，我看到的都是一遍遍的这种论调：「我要是孩子的爸，我就打死她。」
说出下面这个想法或许会触怒许多人，但我必须说：之所以「铁头」这样的流氓能够爆火，能在短期内聚集千万粉丝，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潜伏着一个小版本的「铁头」。
「鲁提辖的铁拳砸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杨志拔刀斩泼皮牛二」——中国文化里对「好汉」的痴迷，其实就是对「私刑」的祟拜。而这种祟拜的根基，是一个隐而未言的假定：本该代表社会公理的官方司法已经腐烂、低效、无能，甚至是不公的。
只有在你心底认定了一种预期——那个扯住你孩子脖子的女人，就算警察出现也不过是各打五十大板、敷衍了事，得不到真正的制裁——这时你才会同意采用私刑这种自力救济的办法，也就是「狠狠扇她耳光」。
你渴望有一个代理人，用最粗粝、最原始、也最解气的方式把对手摧毁。而这，就是最隐蔽、最羞于启齿、也最让人拒绝面对的真相：「铁头」不是凭空出现的怪物，他是由我们每个人的心底，一步步喂养出来的。
很有意思的是，「好汉」这个词，在我们的文化底蕴里，从不曾代表道德的完善，反而往往暗指某种形式的邪恶——比如《水浒传》里贩卖人肉馒头的孙二娘、醉酒伤害他人的武松、大肆滥杀无辜的李逵。
剥去「快意恩仇」那层外壳，中国人对「好汉」的膜拜，其实就是对私刑体系的信仰。这种信仰说穿了，就是对那种低效率、步履蹒跚、甚至装聋作哑的公共治理机制的一种绝望的反抗。
当消费者碰上「五两秤」却投诉无门，只能眼巴巴看着官方部门发出「整改通知」；当家长目睹违规补课和教育不公，只能在体制空隙中默默忍耐——在这种一次次的挫折中，大众就会形成一种创伤式的认知预判：靠制度规则是没用的，靠法律程序太慢了。
在这样被创伤填满的心理荒漠上，「铁头」们应时而出。他精准地化身为那个可以为了你追回几斤海鲜就敢把摊位翻掉的「杨志」；化身为那个愿意冲入新东方替你扯窗帘的「武二郎」。大众坐在屏幕前，疯狂地刷礼物、频频点赞、高声呼之为英雄。然而，这个时刻，集体的怯弱已经蜕变成了一种狂热的暴力。
而这，正是整个社会最剧烈的毒素。
当整个社会开始大规模祟拜「私刑」，当「以毒攻毒」演变成最高的真理时，社会的文明就已经踏上了向后退缩的路。今天他以「正义」之名砸坏别人的秤，明日他就可以打着「利益」的旗号把刀架在你脖子上。因为一个根本不认可任何规则、只迷信强权和暴力的「好汉」，永远不会在乎法律的界线在哪。他的凶悍与极端，既然能用来对付奸商，就同样能用来对付带货主播，甚至对付任何一个挡他财路、碍他敛财的平凡人。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深想过——为什么在《水浒传》流行的明代，与那个血腥惨烈的明末之间距离如此接近？
那个崇拜《水浒传》的明代晚期，街头巷尾讨论最热的就是「酣畅淋漓地复仇」。官员贪污、警察滥权，既然官府司法已经完全烂掉，那李逵的斧头、武松的刀刃就被视为世上最纯正的正义。
到了明末，涌现出来的那群「好汉」就模仿《水浒传》的套路，纷纷给自己起了响亮的绰号，仿佛水浒故事成了现实。但问题是，当这些只信仰暴力、全然无视规则与人命的「好汉」掌握了生死权力之后，他们杀的就不止是坏官和恶绅了，而是每一个驯服的平民。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他分得清谁是坏人、谁是无辜者吗？
怎么可能分得清。你或许没做坏事我也能给你安个罪名。比如张献忠那句著名的论调：「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从「铁头」到张献忠，再延伸到朱元璋，有条隐形的逻辑一直贯串其间。这种蜕变有时候只需一刹那的时间。
我一直在尝试用理性去对话这种审美和价值偏好，可我深知这样的努力是无效的。中国人对好汉的崇敬，不止是一种审美取向，更根本的是一种心理的释放。这样的事，历经多少悲剧和闹剧，都很难改变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性。
勒庞在其社会学巨著《乌合之众》里有个分析：当群体盲目聚合时，他们的理智与思辨就会急剧下滑，只能听懂最激烈的论调，只会敬仰最强暴的权力。在集体心理的推动下，「私刑」比「法刑」更能获得拥护，因为大众不用经过复杂的推理，只需一个可以发泄的「牺牲品」。勒庞说，要打破这种集体的癫狂，要消除对私刑的渴望，就必须靠法治规范来隔离保护个人——简言之，就是公权力提供稳定有序的法治土壤，而舆论的看门狗职能应该聚焦于制约权力本身，而非点燃民众之间的仇怨之火。
但这非常困难，就像我下周与马老师讨论的那本《魏玛十五年》所呈现的，德国民众也曾厌倦了魏玛共和国那种步履蹒跚、低效空耗的民主与法治程序。德国的新闻界，也同样看穿了一个事实：相比于对权力的制约，那些侮骂、诬陷、激化民众仇恨的内容，不仅能带来更多流量，而且风险更小、更加轻松。
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并未逃脱法律的制裁，但德国民族的衰落，就这样在无数个「铁头」式人物打着「惩恶扬善」招牌的推波助澜下，一幕幕地上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想强调的是：不要等到「铁头」被法庭判刑了，才开始说你讨厌他。那样真是太晚了。你应该去审视和否定那个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因此可以不顾一切地滥用私权对他人的自己。
「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