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自媒体博主标榜要证明「西方技术落后、中华古代领先」，结果到头来竟把唐朝的存在给「论证消失」了。
前一篇文章《那次我们是否真的「遥遥领先」？》拉开了科学史讨论的序幕，随后考虑到当下舆论热点，决定以这篇补充文章深入探讨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
B站等平台最近热传「唐朝根本不存在」的观点，这批自媒体人（自诩为西方史学揭露者）初衷是想彰显祖国古代的卓越，反讽的是竟能得出这种荒诞结论，甚至连民族主义者经常宣传的「强大的唐朝」也被一笔勾销，实在是讽刺至极。
双方倒是可以先来一场激烈交锋。
但现实的发展更快——尚未等到两派交手，官方媒体就已经出面严厉驳斥，随后那些最初散布此类言论的账号也被平台封禁。
但这套说法确实稀奇古怪，一帮自称要揭示「西方虚弱、中国强大」的人，虽然常常无视历史证据和逻辑，却为何会抛出这样的结论？
带着疑问，我翻阅了相关资料，结果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细节。
这一观点的源头是某位内容创作者在本年5月上旬推出的《宋朝八百年》等系列视频。据其声称，北宋早期（约962年）的历法文献中记录的黄赤交角（即地轴与黄道面的夹角）为24度，而至元初时期，当郭守敬推行《授时历》（约1281年）时，新的测量结果显示黄赤交角已降至23.90度。
这位博主随后查阅了当代天文学的基本知识，了解到地球自转轴因章动和岁差等因素影响，其倾角（黄赤交角）呈现极其缓慢的递减态势，平均每百年约递减0.013度（换言之，缩小0.1度需耗时约758年）。
由此，这位创作者得出了一个「惊人发现」：其中必有蹊跷！宋朝应当是历续八百年的繁荣盛世。如此才能解释24度这样的黄赤交角数据吧？
顺着这个逻辑继续推演，唐朝和隋朝的存在也就成了虚构，取而代之是一个跨越七百余年、遭西方势力刻意隐瞒的「宋朝帝国」（此人确实使用了这个措辞）。
这种论述不禁让我联想到一则趣事。某处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向参观者介绍恐龙化石：「看好了，这件化石的年代是一亿零十一年八个月又十三天！」游客对这种惊人的精确性感到奇怪，追问其计算方法。讲解员理所当然地解释道：「哦很简单，我十一年八个月零十三天前入职时，馆里专家就说这件化石距今一亿年。」
这则故事的妙趣所在，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精度。
北宋时期的历法典籍里确有黄赤交角为24度的相关记述，不过这只是粗略近似值，经过考证，它源自东汉天文家张衡的《浑天仪注》中的数据——原文的措辞是「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张衡当年应该依靠肉眼观测而得，精确度只到整数度，无法精细到分秒。
到了北宋编修历法的时代，官方天文部门取巧沿用了这一约数——说实话，就算他们认真起来也于事无补，因为直至宋朝，中国在黄赤交角的测算能力上一直受限。
前文提及的唐代高僧一行，尽管获得玄宗皇帝的全力支持，投入了国家级的资源开展《大衍历》研究，所获数据也仅将黄赤交角精化到「二十四度有余」的程度。
具体增加多少，按前篇文章的分析，一行可能曾有具体计算，但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他选择了隐瞒。
因此我们在这一数值上的精度始终停留在「约24度」的水准。
那么真正值得探究的现象，并非宋代历法官员的懒惰和因袭。关键问题在于：为何元代的郭守敬竟能一举突破，获得精确到23.90度这样高精度的测量值？
郭守敬是天赋异禀的奇才？抑或他接触到了某种超越时代的技术？
两种猜想都不对。这个跨越式的进展，根源于那些伪史论者最不愿听闻的——西方技术的传入。
如前文所述，自隋唐起，源自古希腊而流传至印度、阿拉伯及西方的天文学传统，逐步对中华本土天文体系展现出了优势地位。这种领先态势即便在中世纪也未曾减弱。
早于北宋官员因循守旧、沿袭张衡数据几年，阿拉伯帝国的天文大家阿尔-巴塔尼已经测定出当代的黄赤交角约为23度35分（折合约23.58度）。
元代时期，元世祖忽必烈邀请了波斯著名天文家札马剌丁赴大都任职。这位学者携来《万年历》等西域历法著作，还向皇帝献上了阿拉伯精制的七件天文仪器（涵盖地球仪、星盘、象限仪等）。
随即，元廷设立了两个天文机构——回回司天台（由札马剌丁领导）及汉人司天台（郭守敬、王恂等任职）。两家机构毗邻而居，学者间开展了密切的学术互动。郭守敬由此「借鉴」阿拉伯先进的天文测量工具，创制了高表和仰仪，使古代中国首次获得了足以精确捕捉黄赤交角细微变化的工具。
当然了，这些细节在普通的科技史文献里往往隐没不彰。因为在讲述中华古代科学成就时，叙事风格通常是盛赞中国古代天文术业的持续卓越——从先秦的《甘石星经》一直到北宋苏颂的水运仪象台，一路辉煌。
仿佛若非蒙元的打断，我们的科技发展都能达到某种科幻的高度。
然而真实的历史进程却表明，若非蒙元时期对西方技术的引入，我国连黄赤交角的精确值都无法获得。
再加上前文所述，中华传统竟始终未曾费力构建天体几何模型……这类信息实在有损国威民气，所以许多科普工作者贴心地对其避而不谈。
恰恰由于这种「只扬长避短，隐恶扬善」的单一视角，反而催生了某些知识欠缺但自信爆表的人的荒诞推论——「宋朝八百年，唐朝虚构」。当人们沉浸在那些增强信心的论述中时，又怎会想到堂堂大宋在黄赤交角这样的数据上竟只能依赖约数呢？
当然，这样表述，必然招致异议——不应该妄加贬损中华古代天文学的伟大成就。诚然，我国传统天文学确不含几何模型成分，在黄赤交角之类的几何量测定上也有局限。然而，我们的前人在数值计算上卓然不群啊！我们建立了迥异于西方的纯粹代数运算体系！
撇开天体运动的内在机理（甚至毫不关心），单纯用纯粹代数运算来盲目推导日月蚀时间和历法制度，这也堪称天文学——这种想象力丰富的观点首先由对华友善的李约瑟提出，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句著名论述：「不能将古希腊的’几何成就’视作衡量全球古代文明科学发展的唯一标准。」
然则李约瑟的这一论点，本身就缺乏「科学性」。我们应当认识到，科学被冠以此名，在于它不仅追求「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唯有探索深层的「为什么」，科学方能经历范式转变，实现不断进步。
天文学领域也是如此。初期你可以不理解牛顿引力，不知道行星椭圆轨道，甚至对地心说和日心说搞反了，这些都还可以。但你不能对这类问题视而不见，既不思考也不尝试建构几何模型，一心只想着用纯算术凑出数字来应付皇帝，那样你的「天文学」就沦为了机械操作，失去了理性基础。一旦预测偏差，你都不知从何处修正，只能反复推翻重来。
不如我们继续沿着李约瑟的论述思考：几何模型果真只是古希腊的「独特创新」和「特殊偏好」吗？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表明，不仅希腊及后来经历科学革命的欧洲，连在天文学领域曾独领风骚的阿拉伯、波斯、印度等文明，都把天文几何模型视为重中之重。正如盲者珍视重获光明的时刻一样。
固然是古希腊率先开启了这种思维方式，但其他文明一旦获得启蒙，便牢牢把握住了这一宝贵的理性工具。
直言不讳地说，在历史上多次有机会获得天文几何思维的启蒙，却数度放弃，最终选择回到盲目算数的，说来说去也只有中华文明。这犹如一个失明者好不容易重见光明，反而又要刺瞎眼睛一样。
至于为何中华古代会作出如此乖离理性的选择？前文《那次我们是否真的「遥遥领先」？》已有深入论述，望诸位能体悟其中深意。
几何模型的核心，源于人类将杂乱无章、孤立分散的自然现象，整合成逻辑贯通、相互呼应的系统图景。唯有先在心中构想出由球体、圆轨、圆心等要素组成的「运行机制」，方能进而追究：为何球体如此运动？为何春秋分点速率有异？是何种力量驱动其运转？
由此思考的深化，方才催生了微积分、力学、化学等学科的诞生，科学这棵大树才得以蓬勃生长。
而中华古代天文体系却堵死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它在初期阶段确实凭借惊人的计算能力将预测精确度推至极高，甚至能在实践应用中迷惑人的感知，营造出「吾国优于西方」的错觉。但这是条没有进化潜力的死路，再精准的数字也改变不了本质——那只是一群目光短浅、只想着为皇帝推算日期来邀功的官员所为，永远跨越不了通向自然科学家的门槛。
这才形成了阅读中华古代科技史时那种诡异的断裂感——我们一度辉煌，却突然间萎靡。
由此可见，所谓「李约瑟之谜」本质上是一个虚假问题，询问「为何古代中国未曾发生科学革命」无异于追问「熟化的种子何以不能萌芽」。
改日有机会，我想另外讨论李约瑟其人，他在国家危难之际撰文以增强国人信心，这份贡献值得致敬。不过就专业水准而言，他根本称不上「科学史巨匠」，甚至「业余专家」都言过其实——他对科学这个概念缺乏本质认识，即便是古希腊语义下的科学，他也一知半解。
当代中国真正的科学史学者吴国盛教授曾就此表达过见解，他指出：「希腊传统中天文学属于科学，中华传统中天文学本质上是礼仪学。」吴教授这一评价已属温和，而「礼仪学」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政治性的占星术」……
至于这一观点的来龙去脉及其成因，前文已有充分论述，兹不赘述。
今番这篇文章，源起于伪史论者关于「唐朝虚无」的荒诞论调。论及伪史论，当今民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将其视作鼓舞士气的兴奋剂，另一类则作为娱乐笑料对待。少数科普工作者，诸如前文提及的河森堡，致力于对此类伪说的驳斥。
这类工作诚然重要，但我反复审视这些驳斥，总感觉有所欠缺……
伪史论之所以甚嚣尘上，根本上反映了这样一个误识：大众往往将战机、步枪、引力法则或某项具体理论和技术本身等同于「科学」。因此只要声称这些东西源自中华，便似乎就能证明我们拥有先进科学。
李约瑟当年试图为我们增光添彩，采用的正是这一逻辑。
然而科学的真实含义并非如此。科学既非某项具体工艺、某套具体学说、某个人物、某个群体或某所学府，甚至也不等同于前文《科学是否必然源于基督教文明？》所述的「大胆臆想，谨慎论证」的认知范式。
若要精准界定的话，科学实则是一种「文化土壤」，或者说得更恰当些，乃是一种「文明的生态系统」……
说到这儿，我迫不及待地想向诸位推介一部引人入胜的科技史著作：《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尔与实验生活的诞生》。
全书讲述了17世纪英格兰两位睿智人物的激烈对峙——被尊为近代化学先驱的波义尔借助真空泵进行了系列实验，意欲证实「真空」的客观存在性。而素负现代政治学奠基者之名的霍布斯，因其独特的哲学执念，傲慢地阻止波义尔的研究。
两人隔空交战许久，最终波义尔胜出，现代科学的规范框架由此奠立。
最令我领悟深刻的，却是作者在书的尾章所做的论断：波义尔的成功，并非源于其实验相较霍布斯哲学「更为准确」，而在于他在英国成功营造了一种有利于科学萌生的「社群文化」（Experimental Life）。
换句话说，若此事发生在彼时其他地域，即便相邻的法兰西，结局也恐怕大相径庭。
所以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决知识难题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在解决社会秩序的问题。知识的疆界，从来都是以权力和文化的边界为界划的。」
这，当真是对科学本质我所见过的最精妙的诠释。
至此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