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现象并非孤例。同一年，京城一位母亲糖糖陪女儿报到幼儿园，班上17个幼童中，男孩占了14个。到了2026年春天，在云南工作的小丽为3岁儿子办理幼儿园入园手续，该班仅10名学生，其中男孩就有7名。
虽然这些都市见闻缺乏科学统计意义，但官方数据库中的真实数字却真切反映出当下初生儿性别比的严重偏差。
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2021年全国婴幼儿性别比为108.3，到了2024年这一数字窜升至111.7，换言之每100个女新生对应着111.7个男新生。从横向对比看，近几年该数据虽在2019-2023年间停止下行，却长期徘徊在111上下，已然偏离了联合国1955年设定的社会稳定参考范围（103~107之间）。
而依据2021年颁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当今中国男性人口超女性3500万，其中00后代际中男生比女生多出整整1300万。具体来看，首胎初生性别比为113.17，二胎为106.78，两者基本处于合理范围。但三胎数据则激增至132.93。
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构成/图源：国家统计局
在计划生育稳步推进以及社会经济教育向前发展的推动下，「生男生女都可贵」这一理念逐步成为了社会主流价值认知。然而向下深入到具体家庭层面，对男性后代的期盼在传统社会尤其是村镇地带，依然获得了广泛理解和默认。二胎与三胎放开后，不少家庭对外宣称向往「儿女齐全」，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部分群体对特定性别后代的执着追求。
在低生育率与性别比失衡的双重压力之下，一个可能长远影响社会前景的人口难题正在凸显。
01 渴望男孩的家庭现象
2017年的盛夏时节，福建一个12岁女生依依的身边突然多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依依的整个成长记忆里，双亲从未提起过再要一个小孩的想法，但在二孩政策开放之后，年届四十的妈妈迅速地把二胎计划提上了议程。弟弟降生后，尽管父母没有明显的厚此薄彼，依依还是会忍不住思考：父母究竟是真心想给自己添个玩伴，还是有意地希望能得到一个男孩？
进入中学后，依依发现，班里像她这样有相差十多岁弟弟的女生同学不在少数，可那些有哥哥的妹妹，班上竟然一个都找不到。
生于1998年的南方女孩殷然曾经跟妈妈说过，「要是自己有个哥哥该多好啊。」妈妈用一种很自然的口气回应说：要是你有个哥哥，这世界上就没有你这个人了。
上大一的那年，殷然的父母再次怀孕，这一次生下的是女儿。在殷然老家的村子里，女儿们无法继承家宅建筑用地，父母曾经为是否再生一个男孩而摇摆，但最终因为经济压力和身体原因放弃了这个打算。不过随着小妹的长大，父母还是有意无意地问过两个女儿，是否愿意再有一个弟弟加入家庭。
《我的姐姐》剧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的姜全保教授向南风窗提到，「低生育率加高养育支出的局面下，普通家庭少有纯粹为了多生几个孩子而选择三胎，那些坚持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多半都背负着更具体的性别诉求、赡养父母的压力或延续香火的愿望。」
即便是在宗族传承观念深厚的某些地带，如今已经很少能听到公开的「女儿不如儿子」之类的论调，但姜全保观察到一种隐性的观念转变——「女孩很优秀，但家庭至少应该有个儿子」的想法悄然流行起来。「这看上去温和许多，但实际上它直接决定了家庭什么时候停止生育，也就是说，生到男孩为止。」
「父母与上一代住在一起、生育计划受长辈影响较大」、「养老靠儿子、农村基本保障覆盖不足」等类型的家庭，通过多次生育来追求男孩的可能性相对更高。姜全保进一步说明，「城市的年轻父母就算期望男孩，也会被房贷、教育费和幼儿照看支出所约束。但在一些地级市和乡村，自己的房子、老人帮忙照顾、相对低廉的直接养育投入，都能降低继续生育的各种成本。因此，同样存在男孩偏好，但真正转化为生多个孩子行为的，往往是那些有老人在身边、经济压力在可控范围内的家庭。」根据最新的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国初生性别比为111。如果假设自然条件下中国初生性别比应为106:100，姜全保进行了这样的估算：「106：(100*(1-x))=111:100，得出x大约是4.5%，也就是说女性胎儿中大约4.5%被进行了性别选择性流产。」
部分地区，隐性的重男轻女依旧存在/《想飞的女孩》剧照
虽然过往二十来年国家对「两非」——即「非医学用途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用途的人工流产」——实施了严厉打击，但一些打擦边球的性别检测手段依然活跃，比如跨国产检服务、人为携带孕妇血液、民间非法使用第三代试管技术等。
2025年十二月，国内某关区查获了一起大规模密运孕妇样本案件，该犯罪团伙共走私出国孕妇血液标本超十万份，非法所得超三千万，涉及的范围包括全国二十三个省。
同年，华中理工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依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做的研究论文《中国出生性别比停滞不前过程中的构造失衡研究》表明，影响全国初生性别比升高的关键群体已经从过去的村镇、低学历生母、生二胎的家庭，逐渐演变为城镇、高中学位或更高学历的生母、首胎或生三胎及以上的家庭。
眼下，各类社交软件中仍然充斥着不少年轻妈妈分享的「成功诞生男宝的窍门」，比如通过改变饮食和运动模式来调节身体酸碱平衡进行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尝试，还有一些不科学的心理暗示法，比如在相关帖子底下回复「祝你生男孩」之类的评论。
许多准妈妈还是会坦言自己对生男孩的渴望，但如今大多会将这种倾向重新包装为「希望凑成一个好字」、「希望两个娃能有个伴」，或者「不想看着女儿以后经历生孩子的痛楚」。
一般情况下，心里更想要女儿的家长，如果生了儿子也会一样疼爱。但如果是因为宗族续承、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而想要男孩的家庭，则更有可能让怀孕的妻子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迫感，被逼采取措施来人为确定或改变胎儿性别。
新生男婴的出生率持高不下
从生物学的角度，生男生女似乎就是一件概率相当的随机事件。
迄今为止，尚未有权威学术论著证实携带X或Y遗传因子的精子与卵细胞的会合存在明显的不对等性。可事实却是，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各地，在自然状况下，每100名女婴的同期出生，都配套对应着高于这数的男婴出现。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生殖科主任医生鹿群向南风窗提供了验证，在自然受孕分娩的情形下，「男孩的降生几率会略占上风」。
其背后的机理之一在于，在整个妊娠历程中，女性胎儿的存活危险比男性胎儿要高。比如在2015年，美国的生物科学工作者史蒂芬·奥查克和他的科研小组进行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胎儿性别比分析研究，其成果显示，伴随妊娠周期的演进，男胎和女胎的人口存活概率会持续调整，其中在中期到末期的阶段，女胎的人口死亡率高出男胎。
《亲爱的小孩》剧照
然而，当外界没有人工干扰的情况下，人群性别构成会呈现出一个规律——随年龄增长而不断逆转。大量研究材料表证，男孩在发育进程中的死亡风险会略微高于女孩，随着岁月流逝，等到了可以结婚生育的年纪，男女总数开始接近持平。由此，国际组织把初生性别比的正常标准设定在103~107。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女人的平均寿命普遍超出男人，在高龄人口的统计中，男女比例普遍低于100。
所以我们应当结合总人口性别比和初生性别比来全盘审视这一问题。「初生性别比」指某个国家（或区域）在某年内新生儿中男孩与女孩的数量关系，「总人口性别比」又叫「全人口性别比」，指某个国家（或区域）在某个时点，每100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量。相对而言，总人口性别比受短期剧烈变动的反应会相对滞后与温和。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25年，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较2024年有所回落，但男性总数依旧超女性2881万。
从建国以来七次人口普查的历史纵深看，1953年到当下，中国总人口性别比始终保持在100之上，却基本保持在105-107的幅度里微幅变动。
初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初生性别比就已经是108.5，已然超越了103~107的合理范围。到1990年，这个数字增至114.1，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初生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到119.92。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受生育制度变革和超声诊断技术广泛运用的驱动，初生性别比全体呈现上升走势，直到2004年之后才见有回软。
近四十年的独生子女年代，客观上造就了数量可观的独女家庭。不考虑人工操纵的前提下，一对父母诞下儿子或女儿完全是运气使然，希望儿子的父母则几乎没有「多试几次」的机遇。这从某个层面助推了许多家庭内部的男女权益平衡。
不过，自80年代起执行的「一孩半」政策也明确规定，部分农村地域的家庭，若首个孩子是女儿，经过申请许可可以生第二胎。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成果，实施一孩半制度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52.8%。所以，出生于八十年代至零零年代的农村娃，较大概率会成长在「姐弟」这样的手足关系中。
1980年至2010年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诞生的男性数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超女性约3600万。
2014年初，「独生子女放二胎」正式开闸。当年初生性别比从之前年的117.6变为115.88，2015年进一步降至113.51。2016年全国推行二孩政策以后，初生性别比为112.88，2017年再度跌至111.9。迎来三孩政策的2021年，初生性别比首度降至108.3，其后两年都没有回弹。
依照《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统计资料》，2021年全国初生中「多子女」（即三个及以上孩子）占比为11.6%。到2023年，多子女占比升至13.8%。
客观而言，二孩与三孩政策确实在程度上促进了初生性别比的校准。在只许生一个孩子的年代，最终生出男孩的概率，反倒比能生多个的年代更高。而在「有机会选择」的框架下，多生一个、多生两个的空间，既容纳了无数家庭「追逐男孩」的想法，也扩大了女孩诞生的机率。
可是危险暗流仍在涌动。
失衡带来的后果
伴随时间推进，初生性别比的差异，第一时间冲击了配偶市场，引起了结婚困难激化、彩礼攀升与住房成本加重等个体困境。当前，适龄女性短缺，为数不少的未婚男性积压待婚，特别是农村的高龄单身男性再也无法躲避，诈婚、天价聘金等社会风险越来越突出。
「男性数量多、女性数量少的时代背景下，置业、稳定职业、汽车和彩礼会演变成男性求偶时的基本门槛。为帮儿子步入婚姻，家人可能会提前筹备资金、贷款买房或大幅提升聘礼预算。」姜全保表示，「如此可能形成两个连锁反应：第一是村镇和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负担会恶化；第二是本应分配给教育、赡养老人和经营生产的钱，反而被投入到求偶竞争中。换言之，性别失衡也许波及了消费格局、家庭负债额度和贫富代际传递。」
姜全保在和学术伙伴李树茁共同编著的《性别结构失衡与婚配困局》（2025年）一书中，交代了「婚配困局」这一人口学范畴内的经典定义，即「在一夫一妻的社会中，如若婚配销售市场呈现失衡，适龄男女的绝对值和比例偏差很大，由此诱发一部分男人或女人的择偶遭遇阻碍。」婚配困局直接造就了独居群体的增多，导致处在婚龄的男生顺利配对愈来愈难，男性生活未婚率升高。
婚龄男女人数比例失调，会导致一部分男性或女性择偶遇到困难/《乌海》剧照
着眼长远，赡养老人难题、人口被拐卖、地域生存条件和社会成层分化等风险也绝不能轻视。姜全保强调，当人群男女比严重失调时，社会今后要应对的生育继承和老年人照顾压力会持续升高，「一部分男生终身不娶，就意味着成立新家庭的数额下降。家族规模变小、新生儿减少二者结合，新生儿总量、代际接力和老人照料都会依次受冲击。」
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初生性别比仍处于相对靠后的地方。相邻的韩国，也曾走过初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的时期，之后通过立法、民族文化等多维度的社会整治，把这个数据校正到了比较平衡的程度。
自1980年起，伴随着超声诊断技术的推广和综合生育率的下滑，韩国的初生性别比陡然高企。根据韩国官方统计数据，1990年韩国的初生性别比达到了116.5，第三胎甚至曾突破190。韩剧《请回答1988》中，作为家里「老二」的德善就常常被家长冷淡，稀少的煎蛋只分给长女和最小的弟弟，弟弟还能分到两块炸鸡。
1987年，韩国改进了《医疗管理条例》，严禁卫生工作者向孕产妇透露胎儿的性别。1994年进一步立法，对违反者判处最高三年刑期，情形特别恶劣的还要撤销执业执照。
法律的处罚力度致使性别鉴定与选择性流产的成本大幅增长。迈入2000年，韩国初生性别比第一次降到110.11以下，到2007年降至106.2，进入了自然生物学的范围内。2008年，韩国大法院宣布废止了沿用千年的「户长继承」制，正式颠覆了以宗族传承、祭祀延续、户籍注册为支撑的男孩长子单独继承权制。
自此数年间，韩国初生性别比持续走低，直至2022年创出了有纪录以来最低值104.7。2024年，随着重男轻女的风气日趋消褪，韩国大法院认定「32周之前禁止告知胎儿性别」属于违反宪法，停止过度制约父母的权益，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心态已发生本质性蜕变。
从长期看，扩展社会出产能力，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社会救助体系、贯彻落实男女权利对等的理念，才是化解性别比失衡的终极办法。姜全保看来，让初生性别比恢复到安全水平，既需要司法、行政制度的配合，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推进性别对等的制度化和文明建造。
如，坚持因材施教、精准打击和治理对象，「造成初生性别比过高的主要群体，曾经是「农村、受教育程度不够高、生二胎的家庭」，目前则转为「都市、首胎或生三胎及以上」的家庭。」
《加油！妈妈》剧照
再者，建构跨部门联防联动机制。「卫健、公安、司法等机构需打通信息渠道，完善预警体系，强化怀孕和分娩期的卫生管理以及出生身份登记规范。须将整治行动纳入常态监管，预防问题反复。」
生育远非一时一刻的做法，而是一个融合了养育、婚配和老年生活等多种社会职能的长周期历程。姜全保觉得，推动性别比复原，从此需更加重视的，是保护生育权利，消除后顾之患，「完善老年护理、医药卫生和长期照看服务，降低家庭对「养老需靠儿子」的现实依赖。提升女性在培养、就业和家庭事务中的对等权利。持续转变生育和婚姻理念、改造传统家庭看法，建造全社会尊重女性的社会规范。」
令人欣慰的是，这么多年的投入已经初现成效。至少相较于2004年的最高值121.18，如今2024年的初生性别比已经回落至111.7，接下来要彻底反转这一局面，还要在清理文化积弊、晋升女性权重等维度上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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