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悲剧在这片土地上反复上演。一位医院护士廖伍妹曾在六个月妊娠期间被强行终止了一对双胞胎妊娠，其后还遭到非法辞退；农村妇女何月连则因被强制执行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导致伤口严重感染，从此留下了难以修复的健康问题，劳动能力几近消失。这些因执行公共政策所遭受的永久性伤害与生活能力的丧失，至今仍未纳入任何的补偿机制，成为受害者们永难摆脱的噩梦。
肉体的摧残还不是最残忍的。无比严苛的生育惩罚制度还导致众多家庭经济全面崩塌、社会地位急速下滑。湖南的肖富斌夫妻、安徽的龚原与黄阁平，以及贵州的张承玉等教育工作者和国家干部，皆因违反当时的生育规定而被罚款、撤职、除名，有的甚至还要经历多次反复追罚。肖富斌在交纳了罚款之后，家中的所有储蓄都消耗殆尽，一家四口人有过仅靠三毛四分钱维持的日子。
历史的齿轮在转动。当”三孩政策”的帷幕全面拉开，各地政府开始密集推出鼓励生育的各项举措之时，曾经那群为了生育而家破人亡的人们心中升起了一种苦涩的荒谬感。曾经足以让他们家庭陷入绝望的生育选择，眼下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家倡议的正义事业，而那些年背负的伤痕、失去的权益，却从未被制度正式地重新评估或给予补偿。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熊秀娟听到了孩子微弱的呼吸声，但最终没能把他紧紧拥入怀抱。生命的消逝让这个村小的教师职位也跟着蒙上了阴影。她决定用黑色的塑料膜包裹住这个小生命，乘坐出租车重新返回到了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就在前一日，怀孕已满八个多月的她在这家机构内被进行了引产处理。这是她的第二次妊娠经历。根据当时实行的生育制度，她所处的是「制度外的怀孕」范畴，哪怕生下孩子，其职业身份也注定要随之失去。带着「会失业」这样的心理准备，她曾经期待着孩子的诞生，然而却被计划生育的执行人员——多达十几个人——强行带到了服务中心实施了引产程序。
正是在这个绝望的时刻，熊秀娟试图冲向一家民营医疗机构去做最后的挽救，但一切早已太晚。她的内心从此被哀伤与自我指责所吞噬，她开始用「替代品」这样冷酷的词语来审视之后诞生的另一个孩子。
那个下午的记忆依然清晰。为了能够为失去的孩子争取一份迟到的正义，她的心中一直翻腾着无法平复的愤怒与不平。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她在网络空间里发现了——另一位因计生政策的执行而被除名的受害者遗留下来的联系方式。
渐渐地，熊秀娟意识到她并非是孤独的个案。遍布多个省份的受害者群体中，仅仅在上访维权的社交群组内，就汇聚了数千名成员。
廖伍妹没有看到孩子最后的样子。
2005年的那个时段里，她虽然已经接受了避孕环的植入，但突如其来的妊娠还是找上了门。当时这位女性在一所江西医疗机构任护士职务。在进行超声波检查的过程中，她看到了腹中的生命——一对性别不同的双胎儿——在传统文化的视角中，这本是个十足的好消息，一男一女，恰好组成了所谓的「好」字。负责超声科室的医生主任曾经向她保证，这个情况会被妥善保密，孩子必须要生下来。
廖伍妹的体型本就消瘦，但已经进入妊娠中期的她腹部隆起已经非常明显。这个秘密最终还是通过某些渠道泄露了出去。负责监管护理人员工作的副院长开始频繁地拨打她的电话，督促她回院接受环和孕的常规检查。
所谓的「查环查孕」，是针对已婚育龄期的女性进行的例行妇科检查程序，用来确认宫内避孕环是否处于正确位置、是否有意外妊娠发生。这种检查曾在全国众多区域被强制执行，并与工作资格、福利待遇等因素捆绑在一起。
廖伍妹明白，一旦踏入医院，隐瞒就会彻底破功。她以准备专业证书考试为借口请了长假，躲在住所里。
起初，对方采用的是间接劝阻的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措辞变得越发直白而咄咄逼人。「你是不是为了生育孩子，想把我的乌纱帽搞掉？」廖伍妹从这个问题中读出了对方的真实担忧——对方关切的焦点其实是计划生育的绩效评估。
在那个年代，许多地域的行政体系都把生育管制纳入了干部的绩效考评内容。在该地区内出现任何「计划外生育」的现象，承担计划生育职责的干部就可能被取消评先进、被否决晋升的资格，严重者甚至可能影响个人的仕途前景。这套制度架构，后来被称作了「一票否决」的制度。面对如此的压力环境，强制性的引产手术和强制性的输卵管结扎就长期存在在了基层的计划生育实践中。
龚原的本职工作是在安徽金寨担任教育工作者。金寨坐落在大别山的深处。他回忆起来，那时候的一条政策规定是这样的：如果在山地地区，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在间隔六年之后，夫妻可以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请以获准生育第二胎。到了2002年，在他生育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却被当地部门认定为违反了生育法规，需要交纳五万多元的社会抚养费，这笔钱的数额相当于了他五年的工资收入。虽然他后来通过行政复议制度成功地撤销了原来的处罚决定，但到了次年，教育行政部门却又以「违法生育」这个由头再度开除了他。公办的教育机构不再敢聘用他，龚原不得不在上海、重庆、广东这样的地方辗转从教。渐渐地，他通过网络途径认识了其他遭遇不公的受害者，开始在维权的社群中承担起信息传递和联络的角色。
黄阁平同样扎根于金寨，也是维权群体中的活跃分子。1995年时，因为生育了二胎，他被从公职岗位上除名，同时还面临两万元的罚款处罚。在那个年月，他每月到手的薪水只有六十八块钱。由于无法筹集到罚款的钱，他的家中床、柜、桌等家具都被依法执行人员搬运出去抵作罚款。「没有留下任何的凭证。」他这样说道。
生育本身在那个时代需要经过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一张准生证件，代表着一个新生命通过了国家制度的检验，获得了合法诞生的资格。然而即便拥有这样的证件，一个家庭仍然有可能无法逃脱制度的惩处之手。
张承玉曾是贵州凯里小学的教育工作者，她的前夫是当地林业部门派出所的管理人员。她是第一次婚配，但前夫是第二次，他的前段婚姻留下的孩子被判给了他的前任配偶。
1994年，张承玉与前夫联合提交了再生育的申请文件。经过了整整一年的审核期，计生的管理部门在1995年向他们发放了准生证，并配置了1996年度的生育配额。1996年，他们按照程序要求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张承玉坚持认为，他们的生育行为完全符合程序规范和法律规定，但到了2000年，市级的监察部门却以「超生第三胎」这个名义，将夫妻二人从公务员队伍中予以开除，而这个处罚的法律依据竟然是一份时间早至1989年的市政府内部文件。张承玉对此提出了质疑，她指出根据《贵州省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规定，自己的情况应该被界定为合法的二胎，而其准生证从未被任何部门撤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