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履中进一步阐述说，基于北京向来高度重视国家形象的外交传统，能够站在美国总统面前的企业领袖，必定代表着北京目前拥有相当把握、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部门。这些企业足以展现中国的经济活力与科技实力，向华盛顿发出明确讯号：当今中国完全具备与美国平等谈判的资本。因此，北京很可能将AI、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电池储能、先进制造以及数字科技等领域的企业精英纳入访问团队。
翁履中强调，相比”参访团中有哪些人物”的问题，”最终谈判达成了什么内容”更值得深究。那些虽未置身媒体聚光灯下、却最终被写入协议的条款，其实最能接近双方的核心”所求”，也即真实存在的相互依赖。
在阐释”大交易”概念时，翁履中指出，这并非暗示美中突然冰释前嫌，也不涉及任何秘密协议的存在。其准确含义是：两个大国正在逐步扩展谈判议题的范围，将越来越多涉及双方实际”所求”的问题，纳入统一的谈判框架。
分析当下美中关系格局，翁履中认为，最须重视的并非”和谐”或”对抗”的表述，而应聚焦于”管控”二字。竞争、风险、冲突各个层面都需妥善”管控”。在美中互动的整条轨道上，台湾议题占据最核心、最危险的地位，如同一道至关紧要的安全护栏。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信贤补充观点指出，九月的川习二会与五月首次会晤同样遵循内政议程驱动外交的逻辑。从美国角度审视，此次会面的首当其冲的议题是商业采购。美方寄望在中期选举前再获一笔订单，尤其关注大豆与牛肉等农产品。而中国方面，内政因素同样起关键作用。鉴于中共廿届五中全会在即，加上习近平明年二十一大寻求连任的高概率，他必须证明自己能够继续掌控美中关系的复杂局面。川普也面临同样的需求。
涉及台湾议题的走向，王信贤做出预测：川习二会对此问题的讨论深度与广度，难以突破首次会晤的程度。这源于首次会面时北京主动提出深度讨论需求，且会场位于北京，掌握主场优势。而本次会议转到美国举行，美国掌控议程的设置与走向。
